自1840年以後，在中國歷史的宏大述事中，“革命”一詞應該最為顯赫。幾場名稱各異的革命首尾相連慣穿使終，令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顯得特別血腥、殘酷、激烈、戲劇、顛倒、莫測、詭異。
直到今天，歷史的列車似乎用一百多年的時間，從“辛亥革命”這個始發站開出，途經了“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文化大革命”，在經過了一路上的血雨腥風，殺人無數後，人們赫然發現這趟“革命”的列車繞了個大圈，又將華夏神州帶到了革命的始發站。
一百多年前這趟“革命列車”出發時，車上的乘客是4億多人口。一百多年後，當這趟列車準備再次重新出發時，車上的乘客已經超過了13億。所以，近幾年來，“告別革命”和“重返革命”的爭論又成了沙龍、論壇、茶館、飯局等各種民間社交場所交鋒最激烈的話題。
這幾年時常在外旅遊，每到一個城市，當地的博物館和教堂是我參觀的首選。免費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兩個地方蘊藏了中國近代史巨量的歷史信息。可能有朋友會說，這些大陸的博物館和被三自教會掌控的教堂沒什麼好看的，不過是充斥著黨文化的說教罷了。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對，但不能說全對。如果一個人從小到大只接受黨文化的教育，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被過早的閹割了，那這種人參觀博物館只會更加深受其害。但如果能保持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帶著問題去探尋歷史的真相，就還是能從現在的博物館中發現大量的歷史信息和黨文化的欺騙手段。
在大陸各地的博物館中，無一不是禀承了黨文化的傳統。在布展時无一不是以1840年、1919年和1949年作為關結點來進行歷史劃段的。這種歷史劃段的方式充滿了巨大的欺騙性，既稀釋了1912年的重要性又淹沒了1913年的關鍵性。
黨文化以1919年作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劃段關健年份，將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性質、訴求和表現形式都完全不同的政治運動和革命一體打包貼上“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標簽。而將之後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等一體打包貼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標簽。實際上這是黨文化最成功的欺騙策略。
如果摆脱黨文化以1919年進行歷史劃段的“民主革命”歷史觀，將劃段的年份選擇在1912年，用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歷史觀來看待這一百年的歷史，那中國這一百多年歷史的是非、對錯、真假、美醜會以完全不同的形態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經過多年閱讀和思考，我越來越堅定的認為，自1840年之後的各種運動和革命，盡管名稱各異，花樣翻新，只有辛亥革命是正義的、合理的，是目標和結果相一致的，也是成功的，是最具進步意義和最有價值的革命。
1912年才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劃段年份。也是潘多拉魔盒被關閉的重要年份。
除了辛亥革命，後來的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本質上都是反革命。是非正義的，不過是披了件革命的外套而已。與中國2000年歷史上的社會動亂性質上是一樣的。
黨文化以1840年為起點，將中國描述為無辜的弱國，地大物博，人民勤勞，道德高尚，受到東西方強國不擇手段的全方位欺侮和侵略。中國是全世界唯一的好人國家，只有清政府和有錢人是壞人。而外國都是壞人，外國政府和上流社會更是壞人中的極品。中國的大清朝廷和有錢的壞人常常吃裡扒外勾結東西方的外國壞人政府共同損害中國的利益和底層的窮人。這種對歷史的講述方式只有一個目的，煽動百姓的仇外情緒和對國內反動派的憎恨。
歷史是這樣的嗎？根本不是！
黨文化為什麼要這樣宣傳呢？
只有一個目的，利用民族主義，煽動對中國以外的國家和民族的仇恨，特別是將當時文明領先的英、法、美等國家和崛起的日本及轉型中的俄羅斯統統用“列強”一以概之，將非常复雜、國體和政體彼此差異巨大的國際社會簡單化、臉譜化。刻意將中國人民引導到与全世界為敵的邪教觀念中。
在大航海時代以前，人類各大州的交往是艱難而臨散的。是工業化時代的來臨加速了人類全球化的進程。爆發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根本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侵略與反侵略戰爭，而是中華帝國閉關自守盲目自大的落後文明同以英國為代表的全球化的先進文明的冲突。也可以說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冲突。是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是开化与野蛮的冲突。黨文化將這種文明之間的冲突曲解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侵略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搏斗，實際上深刻誤導了人民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和延緩了中國与全球化相溶的步伐。
武漢市是辛亥革命的首義城市，去年春節後我旅遊到該地時特意去參觀了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年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館。我原以為這個最新的博物館會吸取改革開放後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能用比較客觀的眼光和立場展示這段歷史。然而一進館就讓人感覺到強烈的民族仇恨和扭曲的歷史灌輸。
該博物館布展照樣體現了深刻的黨文化模式。在布展的最前面就將大清王朝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與西方各國簽訂的條約用最新的科技手段一字排開陈列在遊客的眼前。對這些條約一概定義為不平等條約。明確而直白的告訴人民，這些都是西方國家欺侮中國的鐵證。
其實，将国际条约按平等和不平等分为两大类是中国近代史教育中最不易察觉到的思想毒素。其对中国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巨大而深远。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百姓都深陷在这种对国际法制史扭曲的误导之中而不自知，甚至在相当高比例的自由派人士中也还都没有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毒素自觉地从思想意识中清除干净，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民整体对17世纪以来全球化国际史的客观认识。
条约就是条约。条约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准则，就是国际法。签约各方都得共同遵守，这才会有法制秩序。不能说打赢了仗签的条约就是平等条约，我们就遵守。而打输了签的条约就是不平等条约，我们就不遵守，这就是流氓逻辑了。
这种包含了流氓逻辑的法治教育和近代史教育应该是中国学子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第一碗思想毒药。也可以说是在脑海中被钉下了第一根仇视国际社会、敌视普世价值的木桩，这也是中国人一直无法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员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黨文化的布展思路中，大秦帝國統一天下之後的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暴發鴉片戰爭的兩千多年為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則是從1840年到1949年中共取得大陸政權為止。然後用1919年將近代史的一百餘年一劈兩段，人為編造一個“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硬生生套在這個被分為兩段的近代史上。1840年到1919年叫“旧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年到1949年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這樣的一種歷史分段法其實隱藏著巨大的歷史欺騙性。编造党文化的这伙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瞞天過海、偷天换日，絕對是騙子中的頂級高手。他们將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目標、訴求及表現形式完全不同的社會運動和革命混為一談，既完全淹沒了辛亥革命和1912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歷史意義和巨大政治價值，同時又掩飾了1913年二次革命破壞憲政的“首犯”性質。
從大秦帝國在公元前221年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專治制度到辛亥革命終結大清帝國並於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為止，两千多年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是從來沒有被改變過的。盡管两千多年的歷史當中不斷改朝換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君權神授，皇帝自上而下專制獨裁的基本原則是從無改變的。
只有在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開始，一種與之前帝制完全相反的制度觀念才開始被注入了古老的中國並真正得到了實現。
這就是主權在民而不在君，權力分開而不集中，權力來源必須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
這樣的政治變革才是現代意義上的制度革命。古代意義上的所謂變革天命無非是皇權由楊家變到李家，搞幾百年又由李家變到趙家，再搞幾百年又由朱家變到愛新覺羅家。變來變去都還是一家一姓獨霸天下。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才彻底颠覆了這種两千多年更换國家權力的遊戲規則。
而將近代史的開端選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更是一種煽動民族主義，刻意培養國人排外仇外，敵視西方工業文明，處心積濾抵制人類交流全球化的保守封閉思想在作怪。古代中原朝廷並非沒有與週邊國家在戰爭之後簽過城下之約，只是1840年是第一次與來自地球遙遠的另一個完全不了解的先进文明戰敗之後簽訂條約，所以強烈刺激了天朝臣民的自尊心，並且這種盲目自大的自尊心一直被朝廷利用到了21世紀。
所以，為了發揮愚民政策，充分利用民族主義，國共兩黨在喝下了列寧專門為他們熬制的一濟叫“帝國主義”的勵志雞湯後，都將近代史的開端選在了1840年。
其實，如果客觀公正，不是满怀敌意的從煽動仇恨出發，而是就事論事，真正看清中國人與西方工業文明交往的歷史，就應該將近代史的開端選在1793年。
因為1793年是歷史上大英帝國第一個官方外交使團訪華。這才是真正的中英第一次官方交往，盡管無果而終，但這才是歷史真相。
当时的大英帝国是成熟的宪政国家，是工业文明的代表，米字旗24小时都高高飘扬在太阳的照耀之下，并且正在以全球一号强国的潜力准备称雄未来的整个十九世纪。而亚洲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能与大清朝比肩。如果当时的乾隆皇帝能有多一些的国际视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正缓步走来的工业文明和全球化，历史会怎么样呢？然而专制的大清选择了一条保守而野蛮的不归路。
现代文明的信使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这个历史机会的错失一误就是120年。两个甲子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历史的机遇才再次交到中国人面前。但相隔两个甲子年的国际大环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同日而语。此是后话。
大英帝国在1793年带来的是国与国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带来的是自由、民主、宪政的观念，带来的是工业文明，是科技，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而没有放一枪，更没有放一炮。但大清迎接他们的是傲慢、蛮横、保守、偏见、歧视、自以为是。
西方强国并非党文化所宣扬的一开始就对中华心存恶意，而是兲朝大清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毁灭的不归之路。
所以，如果一定要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用客觀公正、不帶黨派觀念的歷史觀看問題，就應該將劃段的關結點選在1793年和1912年，而絕不能是1840年，更不能是1919年。
1919年在一百年的革命年代中份量其實是最輕的。這一年最耀眼的歷史事件不過是一場波及有限的學生運動而已。雖然這場學生運動後來習卷了一些各地的商人和市民摻和，但整體而言，這一年在歷史上的影響與對這一年的宣傳是不相稱的。但為什麼黨文化要如此拔高1919年的重要性呢？在我看來，無非三點。一是壓低之前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二是方便將之前的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混為一談，特別是要消解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和價值，同時掩飾二次革命的破壞性作用。三是為之後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尋找合法性和正當性。真是一石三鳥。
皇權作為至高無上的唯一權力自上而下統治國家是傳統君主專治體制遵循的遊戲規則。朝野上下信奉的也都是君權神授。至於是和平得天下，還是暴力徵服，或是篡權奪位，還是陰謀顛覆，都無關皇權的合法性。誰擁有了皇權誰的統治就合法，皇帝之下的各級官僚和老百姓都是被絕對統治的對象，不能對皇權有任何質疑和異議。
1912年之前的幾千年，盡管常常改朝換代，但這種權力轉換和更替的遊戲方式從無改變，也無人質疑。只是在以英國立憲政體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將象徵農業文明的大清撞得頭破血流之後，兲朝的朝野上下才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啟蒙和探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過70年的努力，大清朝野的幾股不同力量共同以較小的代價終結了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歷史，將中國史無前例的帶出了習慣用無法預測的暴力奪取絕對皇權的老路，踏上了信奉主權在民、權力來源必須自下而上的共和制憲政新路。
不以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為目標，而是以建設先進的國家體制和可以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為奮鬥目標正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最高價值所在。所以，當歷史走過了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又有人公開向全世界高調宣揚“打天下就要坐天下，並要永保江山不變色”的論調時就顯得特別刺耳，給人一種歷史被穿越的感覺。真不知道持此論調的團夥是真無恥還是裝無知。如果是無知的愚民這樣說就算了，但如果公開這樣宣揚的是公務員或政治領導人，無疑已讓自己站上了涉嫌叛國罪的被告席。
從國體上說，當下中國並非帝制，而號稱共和，也擁有憲法，宣揚“打天下就要坐天下”至少是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言論。但如果要對這種在帝制下无错但在共和制下绝对反動的言論追根溯源，無疑會追到文化大革命，再沿襲而上一路追到共產革命、土地革命、國民革命，最終將目光鎖定在二次革命。
這一年是1913年，是中華民國的第二年，是終結帝制，走上憲政，正在嘗試開啟主權在民的共和制国家的新紀元。
现代历史的机遇在120年后，又一次以全新的面目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这一次我们会再次错失吗？
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制國家，是亞洲包括日本在內屈指可數的擁有主權的國家之一。此時此刻，亞洲其它的地區或“國家”不是原大清王朝的番屬國就是西方強國的殖民地。
現在來看，這樣的時代是中國多麼難得的历史機遇呀。如果沿著憲政的這條路和平的走到今天，可以設想一下，在亞洲如果中圍不是最牛還會是其它國家嗎？
然而天不佑中國，最不應該死的憲政專家宋教仁突然被暗殺了。這無疑給新生的共和制憲政民國帶來了不穩定因素。但宋教仁的遇刺就必然會讓中國重啟戰爭嗎？值得討論！
如果暗殺掉一個明星般的政治領袖就一定要發動戰爭，那美國歷史上有如此多的在職總統被暗殺，美國是不是就應該不止發生一場南北戰爭呢？事實是美國從來就沒有為任何一個政治領袖的被暗殺而發起過戰爭。这种英美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禁忌难道孙中山不知道吗？他不是一直鼓吹要在中国建立没有皇帝的美式共和制国家吗？
畢竟暗殺是暗殺，戰爭是戰爭。不論宋教仁是被誰暗殺的，都不意味著中國必然要開啟戰爭。為一個人的死而開啟戰爭不論在中圍還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不多見。真正走上了宪政道路的民主国家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盡管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還無法最終確定誰是暗殺宋教仁的真正主謀，但戰爭還是被發動了！並且不是當時擁有絕對戰爭優勢的合法總統袁世凱首先發動的，他反而是應戰。而挑起戰爭的恰恰是當時並不佔軍事優勢，劣勢非常明顯的孫中山。
這真是一場非常奇怪的戰爭。
孫中山要幹什麼？？？
為宋教仁報仇嗎？？？
戰爭一旦開啟就會按自己的邏輯推進。所有和平的邏輯都會被束之高閣。並且，用發動戰爭為一個人報仇顯然不合憲政國家的原則，反到是帝制國家與這種做派十分相符。
還是拿宋教仁之死做借口，重新開啟用戰爭奪取國家統治權的老舊遊戲？？如果是這樣，以孫文先生為代表的部分前同盟會員和在此之後的國民黨歷史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
這場戰爭的規模並不大，持續的時間也短，對社會造成的破壞也十分有限。與中國歷史上很多著名的戰爭相比，規模小得可以忽略不計。在後來國共兩黨的歷史敘事中似乎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場戰爭的重要性。
這是為什麼？？？
這場戰爭被史學界命名為二次革命，似乎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但我經過多年的學習和思考，覺得二次革命與辛亥革命性質完全不同，根本就是兩碼事。將這場戰爭命名為二次革命完全是对民众和学子別有用心的忽悠。
二次革命的戰爭雖然規模不大，但其是真正改變中圍憲政道路方向的第一場戰爭。
也正是這場戰爭，為袁世凱洪憲稱帝提供了直接的刺激，讓中國的未來變得完全不可預測。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沒有暗殺宋教仁，也沒有這場戰爭，宋教仁在大選中能順利成為內閣第一大黨的領袖而榮登總理大位，讓新生的中華民國保持10年到15年的和平建設，那今日憲政民主給台灣社會和人民帶來的繁榮昌盛不是早在一百年前就在大陸實現了嗎？或者既使宋教仁被暗殺，各種勢力保持克制，堅持以和平的方式走司法程序。就算不一定會查出最終的主謀，但也能保持當時各方勢力的相對平衡，不至於因開啟戰爭而變得只能是一方全贏而另一方全輸，从而又走回到全社會一權獨大的傳統社會局面。
這場戰爭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中國一百年。並且目標與辛亥革命完全不同。辛亥革命是要建立現代政治體制，而不是追求個人上位，與幾千年的皇權爭奪戰完全不同，並且也成功實現了目標。
而二次革命是以個人上位為目標，拿宋教仁之死做借口罷了。這無疑是將中國本就十分脆弱的憲政之路徹底斷送，重新走回了用戰爭和暴力爭奪國家統治權的舊路。二次革命將被辛亥革命成功關閉的潘多拉魔盒又重新打開了，從此再沒有被關閉，直到21世紀還在禍害中國。
因此，二次革命不是真革命，不過是一場披著革命外依的奪權戰爭而已。之所以要將之命名為二次革命，無非是借辛亥革命的正義性為孫文開啟戰爭貼上合法標簽而已。
在這種為二次革命尋求合法性的邏輯推理下，矮化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稀釋辛亥革命的歷史成績就變得十分必要。因此，將辛亥革命論述成是一場不完全成功的革命，是被袁世凱篡奪了勝利果實的革命就成了後來國民教育中的標準答案。為了真正完成中國的共和憲政，就只有二次革命。這種論述的暗示性很強烈，讓人潛意識覺得孫中山不當總統不算革命成功。遺憾的是孫中山到死都沒有當上中華民國的正式總統，所以留下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覺得這真是上世紀最搞笑的政治遺言。本來辛亥革命成功了，又被孫中山輕易踢飛，然後再跟同志們說“革命沒有成功，哥們還得加油”。好像他就是為革命而生的，只要他不當總統革命就不算成功。這樣的遺言當然令國民黨如獲至寶，後來掛滿了國民黨的所有大小黨部和政府機關。
令孫中山萬萬沒想到的是，他的這句遺言後來被共產黨發揚光大，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下，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同志徹底終結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存在。毛澤東比孫中山更上一層樓，既便武力奪取了天下，登上了最高統治者的頂峰，還是要繼續革命，反正革命的話語權掌握在他的手中，何謂成功何謂不成功，何謂革命何謂反革命，全在他翻雲覆雨一言九鼎之中。
正是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這種革命借口，將中國人民忽悠得顛三倒四。許多人頂著革命的光環跟毛澤東在革命道路上混了一輩子，最終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死無葬身之地。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莫不如此。
連江青最終也成了反革命集團首犯，連累毛澤東這個號稱幹了一輩子革命的革命領袖死後成了全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這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而特別搞笑的是這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直到今天還不得入土為安，還在為維護他開創的革命政黨執政的穩定性而貢獻力量。而孫中山最後一任的妻子宋慶齡卻是走得更遠，幹脆直接加入了共產國際，為顛覆中華民國，為分裂國民黨並最終將國民黨趕出大陸立下了汗馬功勞。看來，當革命領袖難，當革命領袖的同志更難，当背叛革命的革命領袖妻子則一點都不難。
如果不能深刻反省国共两党共同神化的自二次革命开始、到北伐、到共产、到如今的所谓“民主革命”思想毒素，则会深深陷入用共产主义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反对共产极权的怪圈之中。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孙中山啟动的二次革命开始到共产党改革开放前的所谓民主革命史不过是背离共和精神，背离自由主义的社会大动乱，才能为中国走进真正的共和找对方向。
共和精神与自由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将自由主义定为敌人时，实际上这两个王八蛋主义就开始背离了共和精神，走上了装神弄鬼的专制主义之路。尽管两个王八蛋主义会头上顶着共和的帽子，但实际上放的都是左派革命党的臭屁，行的是以党代政，以党代国的党国邪路。
只是在后来的岁月中，共产党走得比国民党更远，更彻底，而国民党放下屠刀立地成宪获得了新生。而共产党实在是走得太远、做得太绝、行得太极端、陷得太深而无法回头、无法自拔、无法自新，除了自取灭亡自取其辱已无可救药。从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共产政权的终结方式看莫不如此。
毛澤東說過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歷史車輪經過了百年革命以後，我到是覺得什麼是真革命？什麼是假革命？這才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為將社會制度變得更自由、更平等、更人性、更文明的革命就是真革命。所有自認為掌握宇宙真理，非他莫屬，為個人上位、為集團執政、為單一主義而奮鬥的革命都是假革命而真要命。
在理清了一百年來的革命歷史後，我們就可以對各種名稱不同的革命進行定性了。除了辛亥革命是真革命，其它都是無任何進步意義的反革命，不過是披了件革命的外衣招搖撞騙制造動亂忘圖混水摸魚圖謀不軌罷了。
不論是倡言“告別革命”還是號召“重返革命”，我們都需要區分這一百多年中名稱不同的革命之真偽。拋棄假革命才能真革命，正是當下思想啟蒙的重中之重和當務之急。
總之，為假“革命”送葬，才能為真革命正名。
在错过了1793年和1913年两次历史机遇后，宪政的邀请函似乎又送到了中国人的门口，我们会再次错过吗？
深圳任銘2015年11月2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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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铭：宪政给中国的第三次机会
自1840年以後，在中國歷史的宏大述事中，“革命”一詞應該最為顯赫。幾場名稱各異的革命首尾相連慣穿使終，令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顯得特別血腥、殘酷、激烈、戲劇、顛倒、莫測、詭異。
直到今天，歷史的列車似乎用一百多年的時間，從“辛亥革命”這個始發站開出，途經了“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文化大革命”，在經過了一路上的血雨腥風，殺人無數後，人們赫然發現這趟“革命”的列車繞了個大圈，又將華夏神州帶到了革命的始發站。
一百多年前這趟“革命列車”出發時，車上的乘客是4億多人口。一百多年後，當這趟列車準備再次重新出發時，車上的乘客已經超過了13億。所以，近幾年來，“告別革命”和“重返革命”的爭論又成了沙龍、論壇、茶館、飯局等各種民間社交場所交鋒最激烈的話題。
這幾年時常在外旅遊，每到一個城市，當地的博物館和教堂是我參觀的首選。免費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這兩個地方蘊藏了中國近代史巨量的歷史信息。可能有朋友會說，這些大陸的博物館和被三自教會掌控的教堂沒什麼好看的，不過是充斥著黨文化的說教罷了。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對，但不能說全對。如果一個人從小到大只接受黨文化的教育，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被過早的閹割了，那這種人參觀博物館只會更加深受其害。但如果能保持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帶著問題去探尋歷史的真相，就還是能從現在的博物館中發現大量的歷史信息和黨文化的欺騙手段。
在大陸各地的博物館中，無一不是禀承了黨文化的傳統。在布展時无一不是以1840年、1919年和1949年作為關結點來進行歷史劃段的。這種歷史劃段的方式充滿了巨大的欺騙性，既稀釋了1912年的重要性又淹沒了1913年的關鍵性。
黨文化以1919年作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劃段關健年份，將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性質、訴求和表現形式都完全不同的政治運動和革命一體打包貼上“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標簽。而將之後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等一體打包貼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標簽。實際上這是黨文化最成功的欺騙策略。
如果摆脱黨文化以1919年進行歷史劃段的“民主革命”歷史觀，將劃段的年份選擇在1912年，用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歷史觀來看待這一百年的歷史，那中國這一百多年歷史的是非、對錯、真假、美醜會以完全不同的形態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經過多年閱讀和思考，我越來越堅定的認為，自1840年之後的各種運動和革命，盡管名稱各異，花樣翻新，只有辛亥革命是正義的、合理的，是目標和結果相一致的，也是成功的，是最具進步意義和最有價值的革命。
1912年才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劃段年份。也是潘多拉魔盒被關閉的重要年份。
除了辛亥革命，後來的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本質上都是反革命。是非正義的，不過是披了件革命的外套而已。與中國2000年歷史上的社會動亂性質上是一樣的。
黨文化以1840年為起點，將中國描述為無辜的弱國，地大物博，人民勤勞，道德高尚，受到東西方強國不擇手段的全方位欺侮和侵略。中國是全世界唯一的好人國家，只有清政府和有錢人是壞人。而外國都是壞人，外國政府和上流社會更是壞人中的極品。中國的大清朝廷和有錢的壞人常常吃裡扒外勾結東西方的外國壞人政府共同損害中國的利益和底層的窮人。這種對歷史的講述方式只有一個目的，煽動百姓的仇外情緒和對國內反動派的憎恨。
歷史是這樣的嗎？根本不是！
黨文化為什麼要這樣宣傳呢？
只有一個目的，利用民族主義，煽動對中國以外的國家和民族的仇恨，特別是將當時文明領先的英、法、美等國家和崛起的日本及轉型中的俄羅斯統統用“列強”一以概之，將非常复雜、國體和政體彼此差異巨大的國際社會簡單化、臉譜化。刻意將中國人民引導到与全世界為敵的邪教觀念中。
在大航海時代以前，人類各大州的交往是艱難而臨散的。是工業化時代的來臨加速了人類全球化的進程。爆發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根本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侵略與反侵略戰爭，而是中華帝國閉關自守盲目自大的落後文明同以英國為代表的全球化的先進文明的冲突。也可以說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冲突。是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是开化与野蛮的冲突。黨文化將這種文明之間的冲突曲解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侵略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搏斗，實際上深刻誤導了人民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和延緩了中國与全球化相溶的步伐。
武漢市是辛亥革命的首義城市，去年春節後我旅遊到該地時特意去參觀了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年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館。我原以為這個最新的博物館會吸取改革開放後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能用比較客觀的眼光和立場展示這段歷史。然而一進館就讓人感覺到強烈的民族仇恨和扭曲的歷史灌輸。
該博物館布展照樣體現了深刻的黨文化模式。在布展的最前面就將大清王朝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與西方各國簽訂的條約用最新的科技手段一字排開陈列在遊客的眼前。對這些條約一概定義為不平等條約。明確而直白的告訴人民，這些都是西方國家欺侮中國的鐵證。
其實，将国际条约按平等和不平等分为两大类是中国近代史教育中最不易察觉到的思想毒素。其对中国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巨大而深远。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百姓都深陷在这种对国际法制史扭曲的误导之中而不自知，甚至在相当高比例的自由派人士中也还都没有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毒素自觉地从思想意识中清除干净，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民整体对17世纪以来全球化国际史的客观认识。
条约就是条约。条约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准则，就是国际法。签约各方都得共同遵守，这才会有法制秩序。不能说打赢了仗签的条约就是平等条约，我们就遵守。而打输了签的条约就是不平等条约，我们就不遵守，这就是流氓逻辑了。
这种包含了流氓逻辑的法治教育和近代史教育应该是中国学子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第一碗思想毒药。也可以说是在脑海中被钉下了第一根仇视国际社会、敌视普世价值的木桩，这也是中国人一直无法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员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黨文化的布展思路中，大秦帝國統一天下之後的公元前221年到1840年暴發鴉片戰爭的兩千多年為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則是從1840年到1949年中共取得大陸政權為止。然後用1919年將近代史的一百餘年一劈兩段，人為編造一個“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硬生生套在這個被分為兩段的近代史上。1840年到1919年叫“旧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年到1949年叫“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這樣的一種歷史分段法其實隱藏著巨大的歷史欺騙性。编造党文化的这伙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瞞天過海、偷天换日，絕對是騙子中的頂級高手。他们將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目標、訴求及表現形式完全不同的社會運動和革命混為一談，既完全淹沒了辛亥革命和1912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歷史意義和巨大政治價值，同時又掩飾了1913年二次革命破壞憲政的“首犯”性質。
從大秦帝國在公元前221年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皇權專治制度到辛亥革命終結大清帝國並於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為止，两千多年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是從來沒有被改變過的。盡管两千多年的歷史當中不斷改朝換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君權神授，皇帝自上而下專制獨裁的基本原則是從無改變的。
只有在1912年建立中華民國開始，一種與之前帝制完全相反的制度觀念才開始被注入了古老的中國並真正得到了實現。
這就是主權在民而不在君，權力分開而不集中，權力來源必須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
這樣的政治變革才是現代意義上的制度革命。古代意義上的所謂變革天命無非是皇權由楊家變到李家，搞幾百年又由李家變到趙家，再搞幾百年又由朱家變到愛新覺羅家。變來變去都還是一家一姓獨霸天下。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才彻底颠覆了這種两千多年更换國家權力的遊戲規則。
而將近代史的開端選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更是一種煽動民族主義，刻意培養國人排外仇外，敵視西方工業文明，處心積濾抵制人類交流全球化的保守封閉思想在作怪。古代中原朝廷並非沒有與週邊國家在戰爭之後簽過城下之約，只是1840年是第一次與來自地球遙遠的另一個完全不了解的先进文明戰敗之後簽訂條約，所以強烈刺激了天朝臣民的自尊心，並且這種盲目自大的自尊心一直被朝廷利用到了21世紀。
所以，為了發揮愚民政策，充分利用民族主義，國共兩黨在喝下了列寧專門為他們熬制的一濟叫“帝國主義”的勵志雞湯後，都將近代史的開端選在了1840年。
其實，如果客觀公正，不是满怀敌意的從煽動仇恨出發，而是就事論事，真正看清中國人與西方工業文明交往的歷史，就應該將近代史的開端選在1793年。
因為1793年是歷史上大英帝國第一個官方外交使團訪華。這才是真正的中英第一次官方交往，盡管無果而終，但這才是歷史真相。
当时的大英帝国是成熟的宪政国家，是工业文明的代表，米字旗24小时都高高飘扬在太阳的照耀之下，并且正在以全球一号强国的潜力准备称雄未来的整个十九世纪。而亚洲也没有第二个国家能与大清朝比肩。如果当时的乾隆皇帝能有多一些的国际视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正缓步走来的工业文明和全球化，历史会怎么样呢？然而专制的大清选择了一条保守而野蛮的不归路。
现代文明的信使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这个历史机会的错失一误就是120年。两个甲子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历史的机遇才再次交到中国人面前。但相隔两个甲子年的国际大环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同日而语。此是后话。
大英帝国在1793年带来的是国与国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带来的是自由、民主、宪政的观念，带来的是工业文明，是科技，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而没有放一枪，更没有放一炮。但大清迎接他们的是傲慢、蛮横、保守、偏见、歧视、自以为是。
西方强国并非党文化所宣扬的一开始就对中华心存恶意，而是兲朝大清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毁灭的不归之路。
所以，如果一定要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用客觀公正、不帶黨派觀念的歷史觀看問題，就應該將劃段的關結點選在1793年和1912年，而絕不能是1840年，更不能是1919年。
1919年在一百年的革命年代中份量其實是最輕的。這一年最耀眼的歷史事件不過是一場波及有限的學生運動而已。雖然這場學生運動後來習卷了一些各地的商人和市民摻和，但整體而言，這一年在歷史上的影響與對這一年的宣傳是不相稱的。但為什麼黨文化要如此拔高1919年的重要性呢？在我看來，無非三點。一是壓低之前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二是方便將之前的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混為一談，特別是要消解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和價值，同時掩飾二次革命的破壞性作用。三是為之後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共產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尋找合法性和正當性。真是一石三鳥。
皇權作為至高無上的唯一權力自上而下統治國家是傳統君主專治體制遵循的遊戲規則。朝野上下信奉的也都是君權神授。至於是和平得天下，還是暴力徵服，或是篡權奪位，還是陰謀顛覆，都無關皇權的合法性。誰擁有了皇權誰的統治就合法，皇帝之下的各級官僚和老百姓都是被絕對統治的對象，不能對皇權有任何質疑和異議。
1912年之前的幾千年，盡管常常改朝換代，但這種權力轉換和更替的遊戲方式從無改變，也無人質疑。只是在以英國立憲政體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將象徵農業文明的大清撞得頭破血流之後，兲朝的朝野上下才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啟蒙和探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過70年的努力，大清朝野的幾股不同力量共同以較小的代價終結了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歷史，將中國史無前例的帶出了習慣用無法預測的暴力奪取絕對皇權的老路，踏上了信奉主權在民、權力來源必須自下而上的共和制憲政新路。
不以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為目標，而是以建設先進的國家體制和可以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為奮鬥目標正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最高價值所在。所以，當歷史走過了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又有人公開向全世界高調宣揚“打天下就要坐天下，並要永保江山不變色”的論調時就顯得特別刺耳，給人一種歷史被穿越的感覺。真不知道持此論調的團夥是真無恥還是裝無知。如果是無知的愚民這樣說就算了，但如果公開這樣宣揚的是公務員或政治領導人，無疑已讓自己站上了涉嫌叛國罪的被告席。
從國體上說，當下中國並非帝制，而號稱共和，也擁有憲法，宣揚“打天下就要坐天下”至少是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言論。但如果要對這種在帝制下无错但在共和制下绝对反動的言論追根溯源，無疑會追到文化大革命，再沿襲而上一路追到共產革命、土地革命、國民革命，最終將目光鎖定在二次革命。
這一年是1913年，是中華民國的第二年，是終結帝制，走上憲政，正在嘗試開啟主權在民的共和制国家的新紀元。
现代历史的机遇在120年后，又一次以全新的面目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这一次我们会再次错失吗？
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制國家，是亞洲包括日本在內屈指可數的擁有主權的國家之一。此時此刻，亞洲其它的地區或“國家”不是原大清王朝的番屬國就是西方強國的殖民地。
現在來看，這樣的時代是中國多麼難得的历史機遇呀。如果沿著憲政的這條路和平的走到今天，可以設想一下，在亞洲如果中圍不是最牛還會是其它國家嗎？
然而天不佑中國，最不應該死的憲政專家宋教仁突然被暗殺了。這無疑給新生的共和制憲政民國帶來了不穩定因素。但宋教仁的遇刺就必然會讓中國重啟戰爭嗎？值得討論！
如果暗殺掉一個明星般的政治領袖就一定要發動戰爭，那美國歷史上有如此多的在職總統被暗殺，美國是不是就應該不止發生一場南北戰爭呢？事實是美國從來就沒有為任何一個政治領袖的被暗殺而發起過戰爭。这种英美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禁忌难道孙中山不知道吗？他不是一直鼓吹要在中国建立没有皇帝的美式共和制国家吗？
畢竟暗殺是暗殺，戰爭是戰爭。不論宋教仁是被誰暗殺的，都不意味著中國必然要開啟戰爭。為一個人的死而開啟戰爭不論在中圍還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不多見。真正走上了宪政道路的民主国家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盡管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還無法最終確定誰是暗殺宋教仁的真正主謀，但戰爭還是被發動了！並且不是當時擁有絕對戰爭優勢的合法總統袁世凱首先發動的，他反而是應戰。而挑起戰爭的恰恰是當時並不佔軍事優勢，劣勢非常明顯的孫中山。
這真是一場非常奇怪的戰爭。
孫中山要幹什麼？？？
為宋教仁報仇嗎？？？
戰爭一旦開啟就會按自己的邏輯推進。所有和平的邏輯都會被束之高閣。並且，用發動戰爭為一個人報仇顯然不合憲政國家的原則，反到是帝制國家與這種做派十分相符。
還是拿宋教仁之死做借口，重新開啟用戰爭奪取國家統治權的老舊遊戲？？如果是這樣，以孫文先生為代表的部分前同盟會員和在此之後的國民黨歷史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
這場戰爭的規模並不大，持續的時間也短，對社會造成的破壞也十分有限。與中國歷史上很多著名的戰爭相比，規模小得可以忽略不計。在後來國共兩黨的歷史敘事中似乎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場戰爭的重要性。
這是為什麼？？？
這場戰爭被史學界命名為二次革命，似乎是辛亥革命的繼續。但我經過多年的學習和思考，覺得二次革命與辛亥革命性質完全不同，根本就是兩碼事。將這場戰爭命名為二次革命完全是对民众和学子別有用心的忽悠。
二次革命的戰爭雖然規模不大，但其是真正改變中圍憲政道路方向的第一場戰爭。
也正是這場戰爭，為袁世凱洪憲稱帝提供了直接的刺激，讓中國的未來變得完全不可預測。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沒有暗殺宋教仁，也沒有這場戰爭，宋教仁在大選中能順利成為內閣第一大黨的領袖而榮登總理大位，讓新生的中華民國保持10年到15年的和平建設，那今日憲政民主給台灣社會和人民帶來的繁榮昌盛不是早在一百年前就在大陸實現了嗎？或者既使宋教仁被暗殺，各種勢力保持克制，堅持以和平的方式走司法程序。就算不一定會查出最終的主謀，但也能保持當時各方勢力的相對平衡，不至於因開啟戰爭而變得只能是一方全贏而另一方全輸，从而又走回到全社會一權獨大的傳統社會局面。
這場戰爭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中國一百年。並且目標與辛亥革命完全不同。辛亥革命是要建立現代政治體制，而不是追求個人上位，與幾千年的皇權爭奪戰完全不同，並且也成功實現了目標。
而二次革命是以個人上位為目標，拿宋教仁之死做借口罷了。這無疑是將中國本就十分脆弱的憲政之路徹底斷送，重新走回了用戰爭和暴力爭奪國家統治權的舊路。二次革命將被辛亥革命成功關閉的潘多拉魔盒又重新打開了，從此再沒有被關閉，直到21世紀還在禍害中國。
因此，二次革命不是真革命，不過是一場披著革命外依的奪權戰爭而已。之所以要將之命名為二次革命，無非是借辛亥革命的正義性為孫文開啟戰爭貼上合法標簽而已。
在這種為二次革命尋求合法性的邏輯推理下，矮化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稀釋辛亥革命的歷史成績就變得十分必要。因此，將辛亥革命論述成是一場不完全成功的革命，是被袁世凱篡奪了勝利果實的革命就成了後來國民教育中的標準答案。為了真正完成中國的共和憲政，就只有二次革命。這種論述的暗示性很強烈，讓人潛意識覺得孫中山不當總統不算革命成功。遺憾的是孫中山到死都沒有當上中華民國的正式總統，所以留下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覺得這真是上世紀最搞笑的政治遺言。本來辛亥革命成功了，又被孫中山輕易踢飛，然後再跟同志們說“革命沒有成功，哥們還得加油”。好像他就是為革命而生的，只要他不當總統革命就不算成功。這樣的遺言當然令國民黨如獲至寶，後來掛滿了國民黨的所有大小黨部和政府機關。
令孫中山萬萬沒想到的是，他的這句遺言後來被共產黨發揚光大，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下，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同志徹底終結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存在。毛澤東比孫中山更上一層樓，既便武力奪取了天下，登上了最高統治者的頂峰，還是要繼續革命，反正革命的話語權掌握在他的手中，何謂成功何謂不成功，何謂革命何謂反革命，全在他翻雲覆雨一言九鼎之中。
正是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這種革命借口，將中國人民忽悠得顛三倒四。許多人頂著革命的光環跟毛澤東在革命道路上混了一輩子，最終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死無葬身之地。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莫不如此。
連江青最終也成了反革命集團首犯，連累毛澤東這個號稱幹了一輩子革命的革命領袖死後成了全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這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而特別搞笑的是這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直到今天還不得入土為安，還在為維護他開創的革命政黨執政的穩定性而貢獻力量。而孫中山最後一任的妻子宋慶齡卻是走得更遠，幹脆直接加入了共產國際，為顛覆中華民國，為分裂國民黨並最終將國民黨趕出大陸立下了汗馬功勞。看來，當革命領袖難，當革命領袖的同志更難，当背叛革命的革命領袖妻子則一點都不難。
如果不能深刻反省国共两党共同神化的自二次革命开始、到北伐、到共产、到如今的所谓“民主革命”思想毒素，则会深深陷入用共产主义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反对共产极权的怪圈之中。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孙中山啟动的二次革命开始到共产党改革开放前的所谓民主革命史不过是背离共和精神，背离自由主义的社会大动乱，才能为中国走进真正的共和找对方向。
共和精神与自由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将自由主义定为敌人时，实际上这两个王八蛋主义就开始背离了共和精神，走上了装神弄鬼的专制主义之路。尽管两个王八蛋主义会头上顶着共和的帽子，但实际上放的都是左派革命党的臭屁，行的是以党代政，以党代国的党国邪路。
只是在后来的岁月中，共产党走得比国民党更远，更彻底，而国民党放下屠刀立地成宪获得了新生。而共产党实在是走得太远、做得太绝、行得太极端、陷得太深而无法回头、无法自拔、无法自新，除了自取灭亡自取其辱已无可救药。从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共产政权的终结方式看莫不如此。
毛澤東說過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歷史車輪經過了百年革命以後，我到是覺得什麼是真革命？什麼是假革命？這才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為將社會制度變得更自由、更平等、更人性、更文明的革命就是真革命。所有自認為掌握宇宙真理，非他莫屬，為個人上位、為集團執政、為單一主義而奮鬥的革命都是假革命而真要命。
在理清了一百年來的革命歷史後，我們就可以對各種名稱不同的革命進行定性了。除了辛亥革命是真革命，其它都是無任何進步意義的反革命，不過是披了件革命的外衣招搖撞騙制造動亂忘圖混水摸魚圖謀不軌罷了。
不論是倡言“告別革命”還是號召“重返革命”，我們都需要區分這一百多年中名稱不同的革命之真偽。拋棄假革命才能真革命，正是當下思想啟蒙的重中之重和當務之急。
總之，為假“革命”送葬，才能為真革命正名。
在错过了1793年和1913年两次历史机遇后，宪政的邀请函似乎又送到了中国人的门口，我们会再次错过吗？
深圳任銘2015年11月2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