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关注那些历史人物命运与性格之间的联系。我虽然不太同意说，性格即命运，但是至少应该要承认，一个人性格与他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在皇权奴性充斥的时代里，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人要想不成为悲剧人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每每有人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我内心里就禁不住有一种历史的悲剧感油然而生。也许他的名字里早就蕴含了他的悲惨命运，冥冥之中，命运似乎早就安排了。Paine在英语里的字根就是Pain也就是“痛苦”的意思。都说中国人的名字常常微妙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同样英国也一样。不过，要是中国人，绝不会把“痛苦”当成自己的名字。他一生得罪的人无数，而且那些都是大人物，先后有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意思的是，革命时的拿破仑与潘恩是十分亲密的好朋友，但是做了皇帝的拿破仑立即被潘恩骂为独夫民贼，并且与之断交。独立战争时的华盛顿对潘恩的依赖程度，可以说潘恩就是华盛顿军队的灵魂，也是华盛顿的精神支柱，还是美国前进的方向与动力。但是，这样一个人，其个人的命运却是如此悲惨。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1月29日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1809年死于美国纽约。这个一生活动在英国、法国与美国三个国家之间，成为英国的囚犯，法国的英雄，美国的思想领袖的人物，最后的死却是这样悲惨。潘恩是激进的民主主义和自然神论者，他的“世界公民”理念宣传建立“世界共和国”，他也是公共教育、最低工资限额的提出者之一。在潘恩思想体系中，国王与贵族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托马斯·潘恩，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思想家、革命者，他对革命的清醒认识与狂热信仰，让他在革命中脱颖而出，却又最终被革命一次次抛弃。
潘恩出生于美洲独立革命与大陆革命之际，可谓正得其时。这个英国的激进分子，法国的革命战友，美国革命的指路人，纵横于三个国家，用自己的笔鼓吹革命、宣传革命、扞卫革命，成为各国革命领袖的挚友，为推进革命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正是潘恩被罗伯斯比尔抓捕，被华盛顿出卖，被英国人唾弃，受尽了革命的愚弄。
1776年1月，美国独立战争已经打响9个月，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一片混乱。华盛顿每天带领大陆军紧张战斗，但他们只反对议会而不反对英王(有点类似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革命前途一片懵懂茫然，以至于出现了这样可笑的局面：当英王四处调兵遣将围剿大陆军时，华盛顿和他周围的军官们却在前线的晚餐中“为英王的健康干杯”。这种蒙昧怯懦的不智之举，直到1776年1月10日潘恩写出《常识》才结束。潘恩明确指出，英王是北美万恶之源，要为英国在北美的行为负最主要责任。他大声疾呼道：“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他不仅为战争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战后的共和之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美国的思想之父。华盛顿也承认《常识》“在很多人心里，包括我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至少从《常识》发表之后，华盛顿及其战友再没有为英王的健康干过杯。
然而，潘恩太纯粹了。就像秦惠文王抛弃商鞅一样，美国人抛弃了潘恩。潘恩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前景，却没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前途。他一路仰望天上的星星，却一不防备跌进路边的深并里。
潘恩更适合做一个信仰坚定的战士，而不是一个圆滑老练的官吏。他的纯洁信仰与献身精神，容不得半点儿蝇营狗苟。1777午，潘恩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济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潘恩在报纸上揭露迪安渎职谋私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潘恩太天真了，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洞见革命形势的走向，却不能让他规避政客的机心。他根本不是迪安等人的对手，遭到一番羞辱之后，他只能被迫辞职。不仅如此，他还因此深陷谣言的包围之中。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交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的。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唯愿自己已恪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讥笑说：“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潘恩被美洲大陆会议排挤出来之后，生活陷入困窘，美国革命的胜利丝毫没能改变他的境遇。后来他给议会写信陈述情况，议会才在反复辩论后给了他3000美元的补助，使他得以勉强维持生计。
不久，法国爆发了革命。法国革命者也像1776年初的北美革命者一样，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一度陷入迷茫之中。潘恩再次大显身手，及时写出了重要着作《人权论》，站在比任何同时代人都高的制高点上，扫除了法国革命同志的疑虑，使法国革命走上了坚定的共和道路。《人权论》一如当年的《常识》，一经出版便风靡天下。在法国，它成了革命的号角。罗伯斯比尔在自己的刊物上全文转载《人权论》，并盛赞潘恩是“人类权利最雄辩的辩护者”。紧接着，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法国四个郡相继推举潘恩为国民代表。在法国，潘恩被认为是“人民之友”。拿破仑盛赞他为“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1797年秋天，潘恩出狱后，拿破仑专程来访并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人权论》，每晚睡前必读。拿破仑宴请过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
但在潘恩的祖国英国，却完全是另一派景象。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继而各处出现宫方煽动的反潘恩浪,蹯恩又一次被民主政治的谣言击倒。9月13日，潘恩在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连夜流亡法国。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潘恩晚20分钟通过海关，就可能被警方抓捕，最终落得托马斯·莫尔(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的作者，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而被处死)的下场，死在伦敦塔中。
初到法国时，潘恩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情拥戴。9月13日，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一片欢呼声。当他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9月19日，潘恩抵达巴黎。加日晚，进入法国议会。所到之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水般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起草新宪法的9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远为潘恩本人所始料不及。法国革命阵营各怀心机，党同伐异，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针锋相对。当时法国革命力量迅速分化成两派：一派是吉伦特派，由一些体面的理性的革命家组成，颇富教养，政治主张相对来讲更为温和稳健：一派是雅各宾派，是一些狂热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家，把革命当成以暴力手段改天换地的舞台，政治主张更加激进。最后，吉伦特派全军覆没，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独揽大权，革命彻底变成一场血腥运动。
潘恩是位人道主义者，在政治理想上较为激进，在政治斗争中却较为温和。他的感情与无休止的暴力格格不入。在是否处死国王的争论中，他站在吉伦特派一边，反对处死国王。但这个选择却让他第二次面临生命威胁，而且比从前那次危机更加严峻，那次他侥幸脱身，这次却锒铛入狱。
雅各宾派的字典中没有“宽容”二字。罗伯斯比尔翻脸远比翻书来得更快。当他发现这个先前坚定的革命战友竟然是一个拖泥带水、首鼠两端的“保皇派”时，便毫不留情地挥出了革命的铁拳。1793年12月28日，潘恩被捕入狱。在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时期，被捕入狱，就意味着脑袋已经寄存在断头台边的篓子里了。
可笑的是，就在潘恩被雅各宾派打入死牢的时候，英国也在对潘恩进行缺席审判。在法国，潘恩被当做雅各宾派的冤家吉伦特派来处理；而在英国，潘恩又被当做一个雅各宾派遭到起诉。真可谓四面楚歌，里外不是人。
但处死潘恩还有一个法理上的麻烦，就是潘恩的国籍。潘恩这个世界公民、国际主义者，当时拥有三个国籍：英国是他的原籍，法国曾授予他荣誉国籍，而他在美国还有一个国籍。如果确认他的英国籍，他可能被当成侨敌处死；如果确认他的法国籍，他可以被当成政敌处死；而只要能证明潘恩的美国籍，他就能死里逃生。
潘恩作为美国革命的思想之父，为美国革命献出了全部才智、全部热情，他要求美国人凭着一个正直人的起码良心站出来，以举手之劳救他一命。相比他为美国所做的贡献，这点回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当潘恩请他的美国朋友帮忙出示他美国国籍的证据时，不仅他当年的政敌幸灾乐祸，连他的朋友也见死不救。其中最让潘恩寒心的是，当年他跟随着一道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华盛顿，对他的要求竟然也视若无睹。那时华盛顿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开罪英国，所以袖手旁观，故作沉默。这时的潘恩真成了“法外之人”：美国曾授予他国籍，但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他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
胸口被插了一刀的潘恩，就这样又被革命战友投入监狱。当三个国家同时抛弃潘恩的时候，潘恩没有怨天尤人地指责革命，而是重新埋头开始发动他一个人的革命——这是任何狂热的革命者都难以想象的。他把反思的目光转向了更深入的领域，着手写作《理性时代》一书。那是一本关于宗教问题的着作，里面的一些激进观点过于超前，以至于让潘恩的余生吃尽苦头。在这条孤独的革命之路上，他没有战友，没有同志，更没有鲜花和掌声，相反却引来无穷的挖苦和讥笑——当时的美国公使莫里斯在给国务卿杰斐逊的信中这样揶揄潘恩：“他在狱中以着书反对耶稣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过于引人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革命风潮中意外的奇缘厂他才逃脱了断头台。在莫里斯的继任者门罗的四处奔走营救下，潘恩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罗伯斯比尔也已经上了断头台。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总统。杰弗逊是潘恩的好友，政治主张与他的也较为接近。潘恩觉得自己也许还可以在杰弗逊的帮助下有所作为，于是动了迁居美国的念头。他对来访者说，他已重操旧业，搞起了科学实验。新近发明有一种新式车轮，准备将它和当年的铁桥模型一起带回美国。潘恩害起了思乡病，日甚一日地盼望返回美国。
1802年9月，他应杰弗逊之邀，回到他精神上的故乡——美国。从他登陆那天起，他就发现回来的不是时候。他正碰在美国革命后宗教复兴的势头上，他那本《理性时代》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联邦党人群起反对他的到来，说他是个”无神论者”，还把他和杰弗逊并称为一对”汤姆”。他每天晚都无法入睡，因为，总有人在走过他下塌的宾馆时就用响声来打扰他，让他不得安宁。整个美国人都把他视为瘟疫，恨不得他离开美国，甚至希望他早死。但是，美国人毕竟是比较宽容的，并没有把他抓起来，只是把他孤立起来，让他在贫病加交中死去。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没有任何财产，常常身无分文，他也不会经商，尽管他的《常识》曾经在美国发行50万册，但是他得完全是免费的赠送，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稿酬。美国在按照他的民主法治思想原则立国，并且建立起了民主法治框架下的市场机制之后，潘恩自己却被抛进了贫穷的深渊。他自己也明白，自己是为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是有过汗马功劳的。从思想原则，到具体操办，他都是重要功臣。没有潘恩的美国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潘恩自己却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沦为乞丐。这当然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对他的态度有关。华盛顿在潘恩身陷法国监狱面临被杀头的时候，他却连一个承认潘恩拥有美国国籍的字都不肯签。潘恩释放后来到美国，华盛顿自然也不会理他。因此潘恩愤怒了，他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忘恩负义的人与国家。
潘恩死里逃生，虽然身陷法国革命者的监狱，但是他对法国人却从未口出恶言。但他永远不能原谅华盛顿。华盛顿逝世后，潘恩听说要为他树立雕像，曾给受命雕塑的艺术家写道：“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在他心窝锯刻——忘义负恩。”
潘恩的第二场美国梦被打得粉碎，他又一次成了政治利益的牺牲晶。一个社会自发地群起反对他。以前都是政客在公民中造谣中伤潘恩，只有这一次，政客顺应了民意，将潘恩置于死地。转眼之间，潘恩在美国便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成了过街老鼠。人们恨不得立马把这位“瘟神”从美国土地上赶走。邻居们围攻他，他下榻的旅馆一入夜就遭到一片嘘声。他遭到各种骚扰，甚至连马车夫也拒绝载他，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来往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臭泥。人们拼命想从他的私生活中抓到把柄，他们不相信这个鳏夫能耐住长夜寂寞，于是造谣说他和女房东有染。在他临死的前几年，某地方官取消了他的选举权，理由是他是个外国人。这其实就意味着他有生之年再次被剥夺了国籍。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孤独的潘恩为千夫所指。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作样本，来警告那些信徒，让他们对教会俯首听命。孩子淘气的时候，家长也用潘恩来。吓唬小孩使之就范。通常像“撒旦和潘恩来了”这样的恫吓，比一顿臭揍还要有效。1804年的圣诞夜，有人为了给被潘恩羞辱的耶稣出气，向潘恩开枪射击，枪口距离潘恩不足10英尺。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告中含愤死去。临死之前，潘恩的头发蓬乱，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这个曾经参与了当时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并走在革命最前列的伟大革命家，轰轰烈烈的一生经历了很多重要事件，但是他死的时候没有任何重要的人物在场。这个世界已经把他遗忘。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儿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得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萧条场面让人揪心：“当棺木落地，墓土撤上时，我站在墓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取名人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后想起，美法两国必定觉得这是它们百年难洗的共同耻辱。
18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有个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的英国论敌——记者柯贝特偷偷起出潘恩的遗骨，运回英国。他本想发动募捐为潘恩建造圣祠。结果除招来一片谩骂，一事无成。英国官方对潘恩耿耿于怀，生不宽容，死不接纳。一个巡街念公告的人，因为宣布潘恩遗骨到达，被官方收监九个星期。柯贝特保留那堆遗骸直到他本人于1835年去世。他儿子继承了那些圣骨。 1836年柯贝特儿子破产，圣骨作为他的财产也被没收。可是大法官又不承认那是贵重物品，于是便由一个打散工的老头保管，直至1844年。接下来又转到一个叫B·蒂利的家具商人手里。到了1854年，潘恩的遗骸只剩下颅骨和右手骨了。一位牧师这时突然宣称，他拥有这两块骨头。但后来人们追问时，他却闪烁其词，避而不答。到现在，连这点遗骨也无影无踪了。”
这就是托马斯·潘恩的悲惨结局。他在思想政治上强劲论敌是与他同时代的英国柏克。潘恩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柏克却是一个保守的自由派。潘恩的思想同时领导了法国的革命与美国的独立战争。柏克的思想理论则使英国免于陷入法国式的革命。这两个人都是改变了世界的人。同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变革社会的样板。潘恩一生有过无数的仇敌，但是，未曾有过一个真正属于他个人的私敌。这些仇敌中，有过美国大名鼎鼎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没有潘恩的激励与他的小册子《常识》，华盛顿不可能能够领导美国的独立战争，更不可能取胜，更何况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也是潘恩的功劳。但是，华盛顿在潘恩最危险的时候，身处监狱，命在旦夕的时候，华盛顿却意外地选择了沉默。那时，只人华盛顿签一个字，承认他是美国国籍，处于法国监狱面临以“颠覆共和国罪”被处死的潘恩，就可以获救，但是华盛顿十分冷漠地拒绝了。至于为什么拒绝一个为美国争取到了独立，帮助美国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大恩人的命，这至今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总之华盛顿的冷漠与美国人的忘恩负义，使得潘恩的个人命运十分悲惨。这也是美国这个目前世界头号强国，有着无比聪明、智慧、正义业绩，及无数英雄人物的国度，至今一提到潘恩仍然感觉十分地内疚，并且充满了负罪感。潘恩惨死在美国，这是美国人永远也洗刷不掉的耻辱。
现在人们还时常说到一个人是多么偏激，多么偏执，其实常常是环境造成的。对一个人被一个时代的整个国家的人所误解与压迫的时候，他要想多么理性是不太容易的。其实潘恩虽然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并不是过激的人，相反，他不主张杀人，只希望一切革命都只是针对制度与陈腐落后的思想，而不是个人的生命。因此，他才利用他的影响力力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不应该被处死，最多只能够被流放。没有想到，这个主张却把自己搭了进去，差点连性命也丢了。
其实，潘恩这个人活得太纯粹了，他的性格里融不得一粒砂子。任何违背人权、民主、法治理念的人与事，他都要与他决裂。他是一个民主人士，同时也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他曾是现代的铁路与桥梁的设计者。他其实也很想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服务，取得自己的生存资料，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他最后靠美国国会发放的三千美元度过自己悲惨贫穷的余生。
他之所以到处不讨人好，并不是他坏，而是因为他太好了，他只是个不讨任何执政党喜欢的理想主义者，他活得如此纯粹，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从来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他眼中唯有真理与真相，他对人权与真相有一种天然的癖好，似乎这就是他最大的利益。任何违反人权思想与科学精神的人与事，他都要站出来挑战。他一生著作无数，但是，每一点文字几乎都得罪了一大批社会名流。潘恩刚死，即有人向他的一个密友约稿，请他撰写潘恩传记。这位友人回答得很巧妙。他说：”现在还不是撰写潘恩传记的时候。凡想了解潘恩生平的人，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的作品：：“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怒人怨，自然要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既然死无葬身之地，生亦不该享有国籍，他是世界公民，属于新旧大陆上一切爱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为他那个时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该让他归属于历史。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笔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象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民主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
潘恩的可悲之处恐怕在于他跻身政界，却不是一个圆熟的政治家。严格说来，他只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些曲径。他与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等人发生的那种同道之争，后人不妨看得轻松一点，就象一根直线在通过几个同向螺旋圈时发生的内摩擦。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热爱人权，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不谙人情。如果两者兼备，他或许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纠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样下场，也不禁感叹一声：”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可是罗曼·罗兰却正好相反。他看中的却正是潘恩至死都天真未凿的好斗性格。这位常洒英雄之泪的法国作家为潘恩的悲剧打抱不平，曾预告要给”勇敢的理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作传，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长廊，与贝多芬、托尔斯泰等人作伴。至于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托马斯·潘恩的历史悲剧，常常让我感慨。当年法国、美国拥有托马斯·潘恩这样的人是幸运的，但是他不为法国与美国所接纳是不幸的，他的个人悲剧，其实也是人类的悲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拥有这样的人而幸运，没有托马斯·潘恩式的人物是国家与民族是悲哀的。没有托马斯·潘恩的个人悲剧，就不会有法国与美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世界的人权、民主、自由与博爱，今天也许还会倡导杀戮，以杀戮的成果来计算一个人的丰功伟绩。
因此，我对于那些敢于完全抛弃个人利害关系，而全身心专注于公共福利事业的人，常常保持一种敬畏之心。那怕这个人人格偏执，心理变态，四处树敌，只要他不是在利用公权打击他人，只要他不是刑事犯罪分子，而只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发表一点演讲，这样的人，即使偏激一点，即使错漏多多，我们也应该用宽容的姿态对待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能够没有这种怪人的，这种人常常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常常为人类的幸福而愿意自己受苦受灾受难。他的苦是替人类的福祉受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仅仅凭一点思想，一些观念，就遭受了无数人的责骂，无数的人称之为魔鬼。那么，我们很可能弄错了，他恰恰可能是天使，是托马斯·潘恩式的悲剧人物，这种人物，在儒家精神中是永远也不会诞生的。
参考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Paine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606.htm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7-123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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