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夫顿：极权主义如何改造人的思想

本文节选自世界著名的精神病学家Robert Jay Lifton（利夫顿） 写的《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一书的第22章，小编做了便于理解的调整。

关于“什么是进行思想改造的环境的最核心因素”的讨论会引发我们对于人类的狂热心理进行更全面的思考。在对思想改造的研究的基础上，为了鉴别各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我希望提出一套条件，以便用做评判任何环境的依据。

这些条件包含八项心理学主题。在思想改造的环境中，这些主题在社会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的每一项都带有极权特性；每一项都依赖于同样绝对的哲学假设；并且每一项都调动了某种个人情感倾向，这些倾向大多带有极端化性质。它们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能够短暂地带来激励和愉悦的氛围，但同时对人类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对社会环境的控制，包括人的内心生活

对于进行思想改造的环境来说最基本的特征，以及其他全部因素所依赖的心理学上的动力，就是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控制。通过这种社会环境控制，极权主义环境不仅仅寻求建立起对个人和外界之间的沟通的掌控（人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或写到的，体验到的，以及表达的一切），而且通过渗透到人的内心生活，控制我们可能会在和自己沟通时进行的内心独白。这种控制创造了这样的一种氛围，令人很不舒服地联想起乔治.奥维尔笔下的《1984》。

这种环境控制从来没有成功地达到过绝对的程度。当被外界信息影响时，作为实现这种控制的控制装置的人会变得比起任何机械装置都更容易受这些不和谐“噪音” 的影响。不过，对于极权主义的管理者而言，对社会环境的控制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正当而且必要，完全不必遮遮掩掩的措施：思想改造的参与者们可能对谁在向谁告发什么有所疑问，但是大家从来就清楚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大量而广泛的，关于每个人的信息一直在被报告给当局。这种自认为正当的中心理念，是他们所臆想的全知全能。他们坚信真理只有他们独家拥有。他们认为，创造出一个包含并且仅仅包含不折不扣的“真理”的环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首先要把人类灵魂置于全面的观察控制之下。

操控者制造被赋予“更高使命”的神话，被操控者痛苦并快乐地接受

在社会环境控制之后不可避免的下一个步骤是对个人的广泛操控。这种操控无所顾忌，不加约束，运用社会环境可以动用的全部可能的手段，不管那手段多么怪异或者令人痛苦。这种操控自上而下，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激起一种特别的行为和情感模式，使得这些模式看似完全是自发的并且是被一个表面上全知全能的集团所倡导的。对于被操控者而言，这必然具有一种近乎神秘的特质。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者追寻这种方式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种对于他人的权力感。这更是出于一种特别的神秘驱使，不仅使得这种操控正当，而且令它们成为一种必须。在这种神秘中包含了一种“更高使命”的意识，即“直接领悟到某种迫在眉睫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他们自己则是走在这种发展前面的先行者。通过把自己变成这种自创的神话的工具，他们给操控机构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氛围——党，政府，组织。他们变成“被选中者”（被历史，被上帝，被其他超越自然的力量）的代理人，来完成那种“神秘使命”。对那种“神秘使命”的追求必须凌驾于对一切的行为准则或者眼前的人们的福祉的考虑之上。类似的，任何质疑更高使命的思想或者行为都被认为是被一种低级目的所挑起的，是落后，自私，与那伟大并凌驾一切的使命相比起来微不足道的。

个人被要求在完全相信的基础上接受这些操控：“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一个人的相信如果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就会以这些操控后面的那种神秘所使用的方式来体验这些操控：那就是，他可能欣然接受它们的神秘，在它们所带来的痛苦中得到快乐，并且感到它们是为了实现那些被他自己认同，并被自己所接纳的“更高使命”而必须的。但这样的根本信任是难以维系的；即使是最强的信任都可能被持续的操控所瓦解。

当相信被不相信所取代（或者从未存在过相信），更高使命不再能够成为足够的情感支撑。个人于是对那些操控作出反应，开始发展出我将要称为卒子心理的情感。感到自己无法从那些远远强于自己的力量中摆脱，他在所有事情上屈服以便使自己适应它们。他变得对于一切暗示都很敏感，成为预见环境压力的专家，并且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娴熟地驾驭它们，使得他的心理能量融汇于大潮之中，而不是反过来和自己过不去。这需要他积极参与到对别人的操控中去，还有那些必要的，永无止境的一轮轮的背叛和自我背叛中。

但是，不管他的反应是什么 – 不管他对于这种被操控是欣然接受，还是深深的厌恶，或者两者兼有 – 他已经被剥夺了实践他的自我表达和独立行动能力的机会。

操控“纯洁”的定义，对不纯洁展开全面战争

思想改造证实了它更恶毒的后果：通过定义并且操控构成纯洁的条件，然后展开一场针对不纯洁的全面战争，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构建了一个内疚和羞愧的狭窄世界。这进而被一种持续变革的道德观所持续下来，要求人为了某种不仅不存在，并实际上与人的天性背道而驰的东西，永远而痛苦地努力奋斗。

在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层面上，对于纯洁的要求造就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负罪社会和羞愧社会的一种环境。既然每个人的不纯洁都被视为有罪的并且是对他自己和其他人有潜在危害的，那就这么说吧，他就该期待着得到惩罚 – 这导致了一种负罪感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样地，当他在驱除自身的不纯洁这件事上面没有能够达到主流的标准时，他就该期待着得到羞辱和排斥 – 这就建立了一种羞辱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这种负罪和羞辱的感觉变得具有了很高的价值：它们变成了大家首选的沟通方式，公众进行竞赛的目标，成为个人和他的极权指控者之间的最终纽带的基础。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试图装出负罪和羞愧的样子，但这种招数很可能被识破，所以还是真诚地感到负罪和羞愧比较安全些。

既然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者变成了在他们的世界里对于高尚和邪恶的最终裁决者，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在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感到负罪和羞愧的倾向作为情感杠杆，来实现控制以及带有操控性质的影响。他们成为存在主义内疚的仲裁者，对付其他人局限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威。和他们有权进行“宽恕”的资格相比，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更进一步彰显他们的权力了。

对坦白的狂热，据此评判他人

通过带来不断的情感宣泄的机会和对被压制的负罪感的释放，对坦白的狂热能够给个人提供意味深长的心理满足，特别是当这和从个人贬损中得到快感的自我惩罚倾向相互结合起来时。不仅如此，互相分享坦白的热情可以造成一种狂欢放纵般的“彼此如一”的感觉，包含与一起坦白的同伴之间的最强烈的亲密感，和融入到运动的洪流中的自我瓦解。至少在最初，也确有可能存在真诚的自我揭示和自我完善，通过意识到“被曝光的就是真实的我。”

但是当极权主义者的压力将忏悔变成了反复的按照命令表演之后，矫揉造作的公众展示因素超越了真诚的内心体验。每个人都开始关心他个人演出的效果，而这表演有时候起到了这样的功能，就是让一个人得以逃避他对于那些让他最感到内疚的事的真正情感和想法 – 这验证了加缪笔下的一个角色所宣称的，“忏悔的作者们写下忏悔的目的尤其是为了避免忏悔，他们不会说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当然，困难之处在于，在演员的表演方法和他割裂的个人真实之间，在表演者和他“真正的我”之间，存在的无法避免的困惑。

每个人都变得被纠缠在连续不断的冲突中，思忖到底保留哪些秘密，交出哪些秘密，以及暴露些次要秘密来保护更多重要秘密的途径和方式；他自身对于秘密和已知，对于公众和私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围绕着一个秘密，或者一连串的秘密，可能会在抗拒还是交出自我之间发展出一种极端的内部思想斗争。

最后，对坦白的狂热使得在价值和谦卑中间几乎不再可能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满腔热情并且激进的坦白者变得像加缪笔下的人物一样，他的无休止的坦白成了他评判别人的手段：“[我]…把悔罪当作我的行当，为了最终能够成为法官…我指控自己的越多，我就越有权力去评判你”。“悔罪的法官”这个形象于是成为了可以或多或少地彰显环境的傲慢和全知全能的一种工具。

存在一种绝对的科学思想，并与绝对的道德准则结合

这里的假设不是说某人可以是神，而是说某人的思想可以是神：就是说一种绝对科学的思想是存在的，或者至少可以达到非常接近；这科学可以和一种同样绝对的道德准则合二为一；这样而得到的教义在任何时期对于任何人都是真理。怀有即使是没有说出口的不一样观点的，变成不仅仅是不道德或者不尊敬，而且是“不科学”的了。

在个人层面上，极权主义者的神圣科学可以提供很大的慰藉和安全感。它的魅力在于其貌似使得神秘和逻辑这两种模式的体验的和谐统一，既然逻辑和神秘之间的划分本来就是人为的，一旦有了一个可以超越这种划分的机会，就会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领会真谛”的感受。当他开始感到他被一些抵触或者无视神圣科学的想法所吸引时，他可能会开始感到负罪和害怕。他探究知识的能力于是被牵制了，以科学的名义，他被阻止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寻求真相，而开放包容地探寻真相正是真正的科学方法的特征。

不容思考的套话

极权环境中的语言以那些截断思考的套话为特征。那些人类最意义深远和最复杂的问题都被压缩成简短，高度缩减，听起来斩钉截铁的短语，容易被记住以及被说出来。这些短语成为了任何意识形态分析的开始和终结。这些套话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其含义的简洁表述，它们还成为了 Richard Weaver 所说的“终极词汇”：要么是代表了极端美德的“好词”，要么是代表了极端罪恶的“坏词”。在思想改造中，“进步”，“进步的”，“解放”，“无产阶级立场”和“历史辩证法”属于前一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剥削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当然都属于后者。极权主义者的语言于是围绕着这些无所不包含的套话反复地说来说去，充满了草率的抽象，高度的不容置疑，无情的评判，并且对于它最忠心耿耿的拥护者们之外的其他人来说，死一样的无趣：用 Lionel Trilling 的话来说就是，“不思考者的语言”。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语言对于个人所产生的效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束缚。这么说吧，他丧失并且被剥夺了他的语言；由于语言对于全部的人类体验而言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他进行思维和感知的能力被极端地缩小了。正如同极权主义的其他方面一样，这种加载可能会在一开始提供一种洞察和安全的感觉，而最终会令人产生不安。这种不安的结果可能会使人退缩到一种严格刻板的正统中，在这种正统中，一个人把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喊得总是越来越响，以便显示他的遵从，掩饰他自身的窘境和绝望，并且保护他免于受到那些他如果试图使用“正确”的词之外的词或者语言，则有可能会感到的恐惧和内疚的侵扰。不管怎样，他的想像都变得和他真实的生活体验越来越脱节，并有可能因为不使用而退化。

强加于个人之上的教条，而教义从不犯错

这种语言的贫瘠反映了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代表特征：个人体验屈从于教条主张。于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被倒回去修改了，全部重写，或者被忽略，来让它们符合那些教条的逻辑。当这种篡改带来的扭曲被强加于个人记忆之上时，就像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被逼迫出来的虚假的忏悔里面所发生的，这种篡改变得特别的险恶。

同样的这种教义至上在极权主义改造人们的方式中非常盛行：要求性格和身份认同被重新塑造，不是根据一个人特定的天性或者潜能，而是去适应由教条的那些僵硬的条条框框的模子所限定的形状。即使有时候实际情况需要一个极权主义运动按照一种和其教义相抵触或者不在其教义之内的行为方式行事，还存在着Benjamin Schwartz 所称之为“意识趋同正统”的现象，要求设计出一套精致而复杂的新的理论，被装点起来，去证明教义从不犯错的一致性以及从不落空的预言。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其更不被察觉的一面，即极权主义者们用反复地将他们的以教义为中心的改造强加于人的这种模式，来寻求对这种教义本身的确证（并且一再驱除他们自己对教义的怀疑）。不是去根据体验而修正神话，“意识趋同正统”反而要求人被修正以便去确证那神话。

生存权利的配给，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是合法的

一种人的生存权利是可以被承认的，而另一种人则没有这样的权利。极权主义环境在这两种人之间划有一条清楚的线。

任命自己为人类生存权利的配给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狂妄骄纵的吗？但是，一种隐含的假设让这种骄纵变得是必须的：这就是那种信念，认为只有一个途径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存，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才是合法的方式，而其他的都必定是不合法的和虚假的。极权主义者们于是感到他们有义务去摧毁任何虚假生存的可能性，作为推进他们所忠于的那种真实生存的伟大计划的一种方式。

极权主义环境以一种被消亡或者被毁灭的恐惧来刺激每个人。一个人无法从他的个人关系中克服这种恐惧，而只能从一切生存的源头 – 极权主义组织 – 那里获得。生存于是依赖于信条（我信奉，所以我生存），依赖于屈从（我服从，所以我生存），以及超越了以上这些的一种完全融合于意识形态运动的感觉。

一个环境越是清楚地显现出这八项心理主题，它就越趋同于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它越多地运用这些极权主义手段去改变人们，它就越接近思想改造。

如果极权主义曾经在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很显著，那么总是存在着它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即使是在经过很长的相对温和的时期。

然而，也有一些环境接近极权主义到了某种危险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保留着其他路线的可能性；这样的组合可以提供不寻常的实现知识和情感的深度的机会。即使是已经最完全发展的极权主义环境也可以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和扩展的人生体验 – 如果置身其中的人既有机会离开极端环境，又有内心的能力来吸收极权主义的压力并且为内心所用。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本身也可能提供给人一种强烈的巅峰体验：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将自己从凡人的那些踌躇不定，进退两难的拖累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超出任何他曾经体验过或者甚至想象过的，充满真相，真理和真诚的空间。但是这种巅峰体验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带来反弹，那些同样的事物一开始看起来可以如此地令人感到解脱和释放，而后却可能让人同样强烈地感到厌恶和抵触。这种强加的巅峰体验 – 与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和神秘主义者们通过更加自由和私密的方式获得的体验相比 – 其实是种个人封闭的体验。这些体验不仅没有激励更多的感受性和“对世界的敞开”，反而鼓励人退步到某种形式的“嵌入” – 退缩到更多带有儿童，而不是个性化了的成人的特性的教义模式中。

如果没有巅峰体验发生，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会对人的潜能进行更猛烈的破坏：它唤起破坏性情绪，制造思维和心理的桎梏，剥夺走人全部的最微妙和最具有想象力的东西 – 通过那些驱除矛盾和不完美事物的虚假承诺，而那些矛盾和不完美对于确定人的境况是有意义的。这种混合着个人封闭，自我毁灭，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导致了危险的群体激进行为，成为任何形式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明显特征。它还调动了那些遭到攻击的外部世界中的极端主义倾向，于是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的恶性循环。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这些极端主义的情感模式是如何起源的？这些提问引出了人类最关键的和最艰难的问题。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背后隐含着人们自始至终从未放弃过的对于全知全能的引导者的追寻 – 那超自然的力量，政党，哲学思想，伟大的领导人，或者精确的科学 – 最终将会带来全人类的团结一致，以及消除对于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这种追寻在神话、宗教、以及所有国家的历史中，以及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都有明确的显现。

极权主义于是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现象，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思想改造的途径。我们对于极权主义的知识的最好的用处，就是用这些鉴别极权主义的标准来审视那些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所发生的，我们所熟悉的过程。

来源：共识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