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峰：天津大爆炸里的舆论场、众生相

大众媒体时代，人们常说有“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媒喉舌，一个是草根网络；而后者在今天，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细化的当下，这种传播路径早已完成一以贯之的延伸，并且在天津大爆炸前的舆论场里，得到恰如其分的体现。

昆明暴恐事件的时候，微博还是公共舆论的主战场。而此刻，尽管“天津塘沽大爆炸”在热门话题里坐拥十亿的参与量，关注话题却承袭了官媒喉舌的角色：点蜡烛、祈祷，英雄诀别的截图，逆火而行的勇气……相比曾经戾气十足的微博，不能不说正能量满满。

如果我们惯于区分“救灾派”和“指责派”，作为意见丰富而分化的微信舆论场，则接过了后者的接力棒。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我能看到以下几种类型：事实转发，不断更新现场图片、视频；祝福祈祷，讴歌和感动于救火员精神……当然，也有愤怒与恐慌，“天津没有新闻”“CNN报道被阻”“教你逃生策略”的标题也不断被刷新出。

谣言自然最可恶，然而这并非是不缺乏智力判断，就能够足以避免的。比如，引起无数人关于“新闻自由”联想的“CNN”事件，到头来完成反转，很有可能是家属误以为自拍，而去阻拦了记者。

似乎憋住分享欲、不说话，才能避免犯错的可能性。然而也有见识的人，提到有意义的问题，比如“爆炸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化学物品，有没有可能造成污染？”，“高风险的消防职业，如何才才能降低牺牲率？”，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并且是有好处的。

然而，无论以什么样的姿态表达意见，以什么样的判断跟进思考，对于这场灾难的举国关注，仍然是非常地显眼。这背后若隐若现的心态，很有可能就是恐慌。

恐慌意味着风险。在乌尔里希 ·贝克的《风险社会》中，“风险是全球性、世界化的，因而显得更加不可控制”，如果加诸于我们对于中国的印象、揣测，这种不安全感好像来得更强烈一些；按照安东尼·吉登斯对于恐慌的区分法，我们可以将群体恐慌分为“实存性”恐慌与“建构性”恐慌两类，前者是实实在在的，后者则属于媒体建构的。

风险界定的随意性与专业化并存是现代风险社会的第一点特征。风险的“不可见性”与“不可感知性”，使其在知识领域可以被“想象力”任意扩大或削减，因而也能够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在过去，能够界定风险的主体，是拥有关键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而微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传播，让其主体变成了普通大众。

因此，恐慌在被自我建构。在微信这样的传播模式中，每一个用户都是一个传播中心；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这样的传播容易形成裂变，形成爆炸性的影响力；当然，每一次信息传播的过程，都有可能出现信息变形——人们不可避免地，在转发时增添或者删减信息。这些可能的变量，共同构成了社会化媒体上的众生相。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恐慌的发生逻辑，对应的是政府的应变能力。

还记得2011年的抢盐事件吗？一场来自于日本的海啸，在中国内陆却卷起来喧天的谣言。原因是，将核辐射事件与食盐挂钩，将与每一个中国人有关；而大爆炸，虽然看起来与遥远者没关系，但是将有可能和每一个天津附近的人有关。

因此，这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要弄清楚是什么东西爆炸，会不会造成空气或者其它污染？如果缺乏足够多的信息呈现、足够快的信息传递，按照下图，在昨天酝酿的“慌源”阶段，将有可能很快就会蔓延至“积慌”与“发慌”阶段，继而形成群体性恐慌。

在舆论场的选择上，微博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净化，因而舆论阵地，迫向于微信转移。然而，满足于这样的传播路径是不足的，更应该去做的，是从微信的众生相里，读懂危机和风险，读懂人们的不满和需要，相应进行信息的更新与传递。

大众媒体时代，控制传媒的消极功能，就能轻易的控制恐慌；然而，新媒体时代，每一个大众媒体的“拟态环境”功能，都可以轻易为一个账号所拥有。应对恐慌的逻辑，自然也就该从知情权入手，每一个专业知识的悉心传达，每一个最新信息的及时到达，以及让信息充分而流动的碰撞、交互、去伪存真，才能让恐慌的风险性有效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