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与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
如果政府所作决策受到了民众的抗议，不要以为错误总在民众一边。政府也可能犯错误，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损害了人民的权利的话，也很可能是程序上缺少正当性。一遇到百姓激烈的反抗，就认为是有人教唆，就说是什么敌对势力指使，一派“冷战”思维，这不只是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某种为官心理上的不健康。
因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内部事务处理过程的“冷战思维”。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过去我在这里曾经引述过歌德的一个观点，不妨再重述一次——在歌德看来，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页21）。
贺卫方，1960年7月生于山东烟台，当代著名法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逍遥法外》《四手连弹》等。
转自：曼知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邮箱 *
网站
Δ
贺卫方：当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
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与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
如果政府所作决策受到了民众的抗议，不要以为错误总在民众一边。政府也可能犯错误，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损害了人民的权利的话，也很可能是程序上缺少正当性。一遇到百姓激烈的反抗，就认为是有人教唆，就说是什么敌对势力指使，一派“冷战”思维，这不只是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某种为官心理上的不健康。
因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内部事务处理过程的“冷战思维”。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过去我在这里曾经引述过歌德的一个观点，不妨再重述一次——在歌德看来，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页21）。
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与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
贺卫方，1960年7月生于山东烟台，当代著名法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逍遥法外》《四手连弹》等。
转自：曼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