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应该是独立于主旋律和主流之外的声音，一个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别觉得今天买了房买了车、天是蓝的，就觉得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了。你跟社会高层是不是有同等的权利?这才能证明是不是平等。所以咱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开口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开放时代。一个公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得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
崔健容易被人想象成具有诗人、哲学家、思想者气质的音乐人。这个角色，更多是由乐评人、文人以及媒体赋予的。他自己并不否认。
从1986年工体的那一场演唱会到现在，崔健依然在唱，无论是在主旋律的舞台，还是在容纳百人的小场子，甚至是香港的饭馆。
崔健似乎一直是一个斗士。他认为自己没有变成熟。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和灼灼的言辞。他乐于思考音乐和文化的弊端，往往直言不讳，咄咄逼人。对记者他有些苦口婆心：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说些什么。
还有人说，崔健太严肃，没有幽默感。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家都更愿意和和气气做人，但崔健还是一个愤怒的、天真的崔健。
“你都没牙了你叫什么摇滚乐?”
记者：你如何看待音乐这个行业，以及自己作为音乐家的角色?
崔健：很多人认为，音乐这是个娱乐行业，音乐家是娱乐性的。他们把文艺和娱乐混淆一起了。摇滚乐应该是独立于主旋律和主流之外的声音，一个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
我身上体现的东西比较复杂，有严肃的、娱乐的，也有反叛的，还有人说，它是堕落的、放纵的、自由的，还有人说它是颓废的。我觉得摇滚乐因为被称为颓废才自由。你们满嘴唱的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颓废，你们不唱实话，成天骗人，虚情假意，你们能做的无非是义演捐资的时候多捐点钱，甚至你们有的谈论爱心、捐钱的时候都不是真的，都是商业炒作。
我们有很强的娱乐功能，这种娱乐带来的享受，比那种出卖自己的灵魂来做音乐的人得到的享受要高很多。曾经有记者问我什么时候退休啊之类，他们会认为做音乐是一种牺牲，到一定时候就累了，退役了，实际上音乐的娱乐，并非一种付出，而是获取，是在玩，放松地玩，真的是玩的话，不会想到退役——他玩得很高兴嘛。
记者：现在的摇滚乐还有批判精神吗?
崔健：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导演看上一个农民，就因为他有两个大门牙，很特别，让他3天以后去报到。去了以后发现牙没了。那人说，导演，我觉得我挺帅的，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两颗门牙。导演说，我就要你这俩牙，要不你跟别人不就一样了吗?没有门牙，没有个性的摇滚乐还叫摇滚乐吗?
当时摇滚乐的出现是新的审美观的出现，是新观念的确立，比如说黑豹，唐朝，魔岩三杰，他们的出现，本身就带着一种批判精神，对过去的一种否定。现在不是否定了，甚至可以说是顺从了。十几年过去了，中国摇滚乐一直停留在一个阶段，太缓慢了!就像一个老人挪一步要挪半天一样，新陈代谢太差了。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敢像何勇一样写《垃圾场》了。以后的人还用英文写，外国人都听不懂，更别说中国人了。你真正该做的是批判!你都没牙了叫什么摇滚乐?你都成猫了还叫什么老虎啊?真正的个性不是在商业上的体现，而是在于你的批判精神。而这样批判的权利，正在逐步被削弱。
摇滚乐实际上就是个性膨胀。我们保护和宣扬的就是个性，不追求苟同。人们都一样的时候，肯定有矛盾——布什和拉登就有矛盾，因为他们是一样的——都想控制世界。两个人都有个性，在一起互相爱，在一起很和平，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观察到，那些总显得跟别人一样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最不一样。这些人心里对朋友友善的程度特别低，在生活当中给予朋友的东西特别少，全是装腔作势的那种作秀，这些人没什么道德体系，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去释放他们的善意。
记者：从事音乐这么多年来，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什么变化?
崔健：做音乐本身就是发现自己，挑战自己——永远在发现，对新的事物发生新的反应，永远这样。我不愿意重复自己。
音乐是要感动人的，要是不能先感动自己，感动别人太难了。而感动自己的过程，又比感动1万个人的过程难多了。每次创作的时候，当时一刹那都觉得很感动，没问题，但这真的只是千里之行走的第一步，要真正地制作、完成，变成一个拿得出去的产品，后面还有1000步要走。
记者：但是似乎现在的很多音乐产品都是一个半成品?
崔健：在亚洲或者是华语地区的文艺界没有人要推翻自己，所有人都把半成品拿出来卖了，说白了，实际上中国整个的工业都是在做加工，你真正想拥有版权的工业，中国没有。可能像卫星上天这些还行，但真正的产业实际上都是靠加工。这个经济发展是加工出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
过去毛泽东批判儒家文化，现在是一个儒商和儒教文化复兴时期，大家会认为儒家文化带来的和谐，能给自己生活一种保障，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小心，甚至应该清醒点了。
港台那些殖民化的音乐，缺乏真正反叛的文化精神，全都在复制，全都是拿出半成品去当成品去卖，靠着强势的宣传和营销，把他们的价值观卖出去。现在我们大陆都在受这种价值观的严重的冲击。现在到处后殖民，到处假唱，假掌声，有人管这事吗?你们年轻人有人提出来，有人反对了吗?
记者：现在唱片工业整体不景气，对你有影响吗?
崔健：现在谁指望唱片公司啊?所有唱片公司都改做经纪人了，他们主要的收入不是唱片，而是活动，唱片就是打名气了。外行人进来，内行人全失业了。全世界的音乐行业都没有人去保护，真正做音乐的人都没有机会，个别的人有机会，但是他必须服从外行人的管理——这是我们共同面对同样的现状。
现在也有版权的保护，比如说手机下载，直接让音乐家受益，但它光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更逗一些，品质是不是更低一些……这变成了另外一种对严肃音乐家的侵犯。
中国音乐家的前景，就像香港音乐的现在。黄家驹早就说过，香港没有音乐界，只有影视界。所有人就是做星，然后潜规则出现，你跟我上床我就让你上镜，出来的全是软件歌手。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怎么样去包装一个人，利用软件修补，就可以让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变成会唱歌的——这个我太清楚了。
记者：国内有很多音乐节，你会不会因此对现场音乐的前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崔健：那这都是被动的开放，商业的开放，旅游业的开放带来的开放。十个有九个可能都是这样的，真正为音乐的音乐节可能只有迷笛音乐节和摩登音乐节，其他都是旅游项目。
现在摇滚乐还没有进入开放的时代呢!能够上台表演就是开放了?不是的。一场演出挣个啤酒钱能说摇滚乐开放了吗?
你在北京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里，只能在两三个酒吧里临时演出，还不能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不能一年上100场演出，没有固定的听众群体去买你们的产品，你就不要说你开放了;我平时自己买票请朋友去人家都不去，没这个产业呢!真正的摇滚乐要变成一个产业，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批判者的权利。你的权利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的选举权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你就不要说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是被动开放的。别觉得今天买了房买了车、天是蓝的，就觉得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了。你跟社会高层是不是有同等的权利?这才能证明是不是平等。所以咱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开口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开放时代。
记者：你觉得国内摇滚乐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崔健：别一上来就说摇滚乐怎么样，这纯粹是给摇滚乐穿各种各样它不该穿的鞋。灵魂不需要穿鞋，穿鞋干嘛啊?光着脚挺好的。谁也不要给摇滚乐盖棺定论。特别是现在中国这帮人，包括所谓乐评人，旁门左道，让他们真正地去关注自己的生命去吧——我都不明白摇滚乐到底是什么。先别管中国摇滚乐怎样发展，你先想想文化产业怎么开放，真正用心创作的艺术家怎么受到保护……这就好了，不光摇滚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音乐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记者：现在年轻的一代开始听摇滚乐时，他们更可能先去听国外的，或者国内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乐队的，他们对你的认识，往往是一个符号性的认识。
崔健：这是肯定的。年轻一代不听我的是应该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出来的。我们希望年轻人有个性。
年轻人和老一代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年轻人可能是世界公民，希望获取世界的所有东西，但是，要是你脱离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你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一无所有》之所以在当时有个性，因为它是本土化的。我们愿意保住这些本土化的东西，并非想获得更多的名誉，因为我们发现，最后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写自己的故事，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关的故事。但，谁也不能代表这个时代。
现在老有人说80年代?这是炒作出来的。80年代是什么东西?我说80年代就是一种白日的梦。如果到现在都没有坚持下来的价值观，那就没什么可光宗耀祖的。
这种年代的区分，这样的划分确实又无聊又矫情。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实际上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
为什么我们要区别于80年代出生的人?就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吗?有人说，你们那时就文革了，我们直接进入了改革开放了……认为经济的变化才能真正影响人的思想的变化。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不上什么话。其实无论是60年代生人还是80年代生人，我们共同面对的是共同的文化体制，这个体制决定你什么能够公开，什么不能公开。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经济而变化，所有变化都是被动的变化。我们的后代在被奶制品毒害着，被行业的潜规则毒害着，不少官员拿人民的生活当儿戏。奶品毒死孩子有人起诉——但音乐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记者：你提出来“真唱运动”，至今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果?
崔健：最主要的成果是，我发现了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性。人们已经太长时间不听真的东西，觉得真的东西变成一种邪恶了。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病态，我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有那么多东西值得批判，早就应该有人站起来，为什么等毒死人了才站起来?非要人进医院了才站起来?我前两天听说演艺圈的一件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演员亲自跟人谈判，说你让我演戏吧，我就跟你睡觉，已经连经纪人说话的那种含蓄都不要了;还有人送自己女儿跟导演睡觉。都成了这么一帮人了，灵魂都跑哪去了?浅薄的东西是不会死人，但它是非常坏的，它杀死一代人的灵魂，但是有人站出来吗?
你不要以为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他们自己，什么老了没人理你了，你着急了，你要弄点事，这才是狗眼看人低呢!一个公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得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你跟小姐没什么区别，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
转自：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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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文艺丧失了批判功能就等于卖淫
摇滚乐应该是独立于主旋律和主流之外的声音，一个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别觉得今天买了房买了车、天是蓝的，就觉得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了。你跟社会高层是不是有同等的权利?这才能证明是不是平等。所以咱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开口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开放时代。一个公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得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
崔健容易被人想象成具有诗人、哲学家、思想者气质的音乐人。这个角色，更多是由乐评人、文人以及媒体赋予的。他自己并不否认。
从1986年工体的那一场演唱会到现在，崔健依然在唱，无论是在主旋律的舞台，还是在容纳百人的小场子，甚至是香港的饭馆。
崔健似乎一直是一个斗士。他认为自己没有变成熟。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和灼灼的言辞。他乐于思考音乐和文化的弊端，往往直言不讳，咄咄逼人。对记者他有些苦口婆心：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说些什么。
还有人说，崔健太严肃，没有幽默感。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家都更愿意和和气气做人，但崔健还是一个愤怒的、天真的崔健。
“你都没牙了你叫什么摇滚乐?”
记者：你如何看待音乐这个行业，以及自己作为音乐家的角色?
崔健：很多人认为，音乐这是个娱乐行业，音乐家是娱乐性的。他们把文艺和娱乐混淆一起了。摇滚乐应该是独立于主旋律和主流之外的声音，一个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
我身上体现的东西比较复杂，有严肃的、娱乐的，也有反叛的，还有人说，它是堕落的、放纵的、自由的，还有人说它是颓废的。我觉得摇滚乐因为被称为颓废才自由。你们满嘴唱的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颓废，你们不唱实话，成天骗人，虚情假意，你们能做的无非是义演捐资的时候多捐点钱，甚至你们有的谈论爱心、捐钱的时候都不是真的，都是商业炒作。
我们有很强的娱乐功能，这种娱乐带来的享受，比那种出卖自己的灵魂来做音乐的人得到的享受要高很多。曾经有记者问我什么时候退休啊之类，他们会认为做音乐是一种牺牲，到一定时候就累了，退役了，实际上音乐的娱乐，并非一种付出，而是获取，是在玩，放松地玩，真的是玩的话，不会想到退役——他玩得很高兴嘛。
记者：现在的摇滚乐还有批判精神吗?
崔健：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导演看上一个农民，就因为他有两个大门牙，很特别，让他3天以后去报到。去了以后发现牙没了。那人说，导演，我觉得我挺帅的，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两颗门牙。导演说，我就要你这俩牙，要不你跟别人不就一样了吗?没有门牙，没有个性的摇滚乐还叫摇滚乐吗?
当时摇滚乐的出现是新的审美观的出现，是新观念的确立，比如说黑豹，唐朝，魔岩三杰，他们的出现，本身就带着一种批判精神，对过去的一种否定。现在不是否定了，甚至可以说是顺从了。十几年过去了，中国摇滚乐一直停留在一个阶段，太缓慢了!就像一个老人挪一步要挪半天一样，新陈代谢太差了。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敢像何勇一样写《垃圾场》了。以后的人还用英文写，外国人都听不懂，更别说中国人了。你真正该做的是批判!你都没牙了叫什么摇滚乐?你都成猫了还叫什么老虎啊?真正的个性不是在商业上的体现，而是在于你的批判精神。而这样批判的权利，正在逐步被削弱。
摇滚乐实际上就是个性膨胀。我们保护和宣扬的就是个性，不追求苟同。人们都一样的时候，肯定有矛盾——布什和拉登就有矛盾，因为他们是一样的——都想控制世界。两个人都有个性，在一起互相爱，在一起很和平，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观察到，那些总显得跟别人一样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最不一样。这些人心里对朋友友善的程度特别低，在生活当中给予朋友的东西特别少，全是装腔作势的那种作秀，这些人没什么道德体系，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去释放他们的善意。
记者：从事音乐这么多年来，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什么变化?
崔健：做音乐本身就是发现自己，挑战自己——永远在发现，对新的事物发生新的反应，永远这样。我不愿意重复自己。
音乐是要感动人的，要是不能先感动自己，感动别人太难了。而感动自己的过程，又比感动1万个人的过程难多了。每次创作的时候，当时一刹那都觉得很感动，没问题，但这真的只是千里之行走的第一步，要真正地制作、完成，变成一个拿得出去的产品，后面还有1000步要走。
记者：但是似乎现在的很多音乐产品都是一个半成品?
崔健：在亚洲或者是华语地区的文艺界没有人要推翻自己，所有人都把半成品拿出来卖了，说白了，实际上中国整个的工业都是在做加工，你真正想拥有版权的工业，中国没有。可能像卫星上天这些还行，但真正的产业实际上都是靠加工。这个经济发展是加工出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
过去毛泽东批判儒家文化，现在是一个儒商和儒教文化复兴时期，大家会认为儒家文化带来的和谐，能给自己生活一种保障，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小心，甚至应该清醒点了。
港台那些殖民化的音乐，缺乏真正反叛的文化精神，全都在复制，全都是拿出半成品去当成品去卖，靠着强势的宣传和营销，把他们的价值观卖出去。现在我们大陆都在受这种价值观的严重的冲击。现在到处后殖民，到处假唱，假掌声，有人管这事吗?你们年轻人有人提出来，有人反对了吗?
记者：现在唱片工业整体不景气，对你有影响吗?
崔健：现在谁指望唱片公司啊?所有唱片公司都改做经纪人了，他们主要的收入不是唱片，而是活动，唱片就是打名气了。外行人进来，内行人全失业了。全世界的音乐行业都没有人去保护，真正做音乐的人都没有机会，个别的人有机会，但是他必须服从外行人的管理——这是我们共同面对同样的现状。
现在也有版权的保护，比如说手机下载，直接让音乐家受益，但它光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更逗一些，品质是不是更低一些……这变成了另外一种对严肃音乐家的侵犯。
中国音乐家的前景，就像香港音乐的现在。黄家驹早就说过，香港没有音乐界，只有影视界。所有人就是做星，然后潜规则出现，你跟我上床我就让你上镜，出来的全是软件歌手。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这一步，怎么样去包装一个人，利用软件修补，就可以让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变成会唱歌的——这个我太清楚了。
记者：国内有很多音乐节，你会不会因此对现场音乐的前景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崔健：那这都是被动的开放，商业的开放，旅游业的开放带来的开放。十个有九个可能都是这样的，真正为音乐的音乐节可能只有迷笛音乐节和摩登音乐节，其他都是旅游项目。
现在摇滚乐还没有进入开放的时代呢!能够上台表演就是开放了?不是的。一场演出挣个啤酒钱能说摇滚乐开放了吗?
你在北京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里，只能在两三个酒吧里临时演出，还不能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不能一年上100场演出，没有固定的听众群体去买你们的产品，你就不要说你开放了;我平时自己买票请朋友去人家都不去，没这个产业呢!真正的摇滚乐要变成一个产业，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批判者的权利。你的权利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的选举权还没有受到保护呢，你就不要说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是被动开放的。别觉得今天买了房买了车、天是蓝的，就觉得我们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了。你跟社会高层是不是有同等的权利?这才能证明是不是平等。所以咱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开口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开放时代。
记者：你觉得国内摇滚乐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崔健：别一上来就说摇滚乐怎么样，这纯粹是给摇滚乐穿各种各样它不该穿的鞋。灵魂不需要穿鞋，穿鞋干嘛啊?光着脚挺好的。谁也不要给摇滚乐盖棺定论。特别是现在中国这帮人，包括所谓乐评人，旁门左道，让他们真正地去关注自己的生命去吧——我都不明白摇滚乐到底是什么。先别管中国摇滚乐怎样发展，你先想想文化产业怎么开放，真正用心创作的艺术家怎么受到保护……这就好了，不光摇滚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音乐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记者：现在年轻的一代开始听摇滚乐时，他们更可能先去听国外的，或者国内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乐队的，他们对你的认识，往往是一个符号性的认识。
崔健：这是肯定的。年轻一代不听我的是应该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出来的。我们希望年轻人有个性。
年轻人和老一代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年轻人可能是世界公民，希望获取世界的所有东西，但是，要是你脱离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你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一无所有》之所以在当时有个性，因为它是本土化的。我们愿意保住这些本土化的东西，并非想获得更多的名誉，因为我们发现，最后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写自己的故事，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关的故事。但，谁也不能代表这个时代。
现在老有人说80年代?这是炒作出来的。80年代是什么东西?我说80年代就是一种白日的梦。如果到现在都没有坚持下来的价值观，那就没什么可光宗耀祖的。
这种年代的区分，这样的划分确实又无聊又矫情。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实际上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
为什么我们要区别于80年代出生的人?就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吗?有人说，你们那时就文革了，我们直接进入了改革开放了……认为经济的变化才能真正影响人的思想的变化。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不上什么话。其实无论是60年代生人还是80年代生人，我们共同面对的是共同的文化体制，这个体制决定你什么能够公开，什么不能公开。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经济而变化，所有变化都是被动的变化。我们的后代在被奶制品毒害着，被行业的潜规则毒害着，不少官员拿人民的生活当儿戏。奶品毒死孩子有人起诉——但音乐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记者：你提出来“真唱运动”，至今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果?
崔健：最主要的成果是，我发现了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性。人们已经太长时间不听真的东西，觉得真的东西变成一种邪恶了。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病态，我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有那么多东西值得批判，早就应该有人站起来，为什么等毒死人了才站起来?非要人进医院了才站起来?我前两天听说演艺圈的一件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演员亲自跟人谈判，说你让我演戏吧，我就跟你睡觉，已经连经纪人说话的那种含蓄都不要了;还有人送自己女儿跟导演睡觉。都成了这么一帮人了，灵魂都跑哪去了?浅薄的东西是不会死人，但它是非常坏的，它杀死一代人的灵魂，但是有人站出来吗?
你不要以为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他们自己，什么老了没人理你了，你着急了，你要弄点事，这才是狗眼看人低呢!一个公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得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你跟小姐没什么区别，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
转自：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