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 人权恶化与反腐困局的逻辑必然

一、人权恶化加剧社会思变，消损反腐道义

中国近两年来人权状况急速恶化，仅在镇压2013年春“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与要求人大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运动，及镇压2014年“六四”25周年纪念与声援香港“占中”的活动，中国当局就抓捕、羁押、判刑了数以千计参与人士，造成了1989年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之后二十余年来人权最严酷的时期。

中国出现如此严重的人权恶化情况，其中原由有待未来历史拆解。基于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在胡温时期中国政法及军队的国家强力镇压系统受控于第三代掌权者的布局的现实，我们暂难明了至今中国权力是否已经完全由第五代当权者主掌，也因此暂难确定制造如此大规模人权倒退的最终责任究竟该算到谁的头上。但是，中国时下的现实，由于这种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已经使得以知识界为代表的民间对现当权者信心大失，进而在中国社会日渐弥漫开一种绝望情绪，产生难以承受的压抑之下的思变心结。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对现实的不满气氛在日益浓烈，社会大变的民心基础在日益夯实。

应该承认的是，中共十八大后所开展的反腐运动，一度曾在一定程度上提振过民众精神，恢复过民众信心，凝聚过民众共识，但是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却极大地消损了这种反腐的道义力量，使反腐难与社会进步建立联系，却难与“权斗”撇清关系。由此，民众对反腐日渐丧失关注与支持的热情，从而从民心上抽空着反腐的后劲。因为反腐没有给民众带来人权的切实改善，甚至都没有带来任何直接的利益收获,相反，伴着反腐进程，民众的权利日益被剥夺，言论自由空间日益被压缩，人身活动自由（如聚餐等）日益受限制，以致使民众认为反腐与镇压民间是集权统治的双拳，反腐愈烈，则对民间打压也愈烈。在此认识下，民众为了自身人权，就倾向疏远反腐。

可见，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不仅日益使民众难于忍受，而且也直接伤至反腐的道义基础与推进的力量持续。

二、反腐困局预示着政变前奏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最重大而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反腐，反腐的成败直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如果反腐不成，则中国一切改革无从谈起，政治改革更是空话。只有反腐胜利后，中国改革才可能得到重启与矫治。可以说，中国今日百病缠身下反腐虽然未必能治，但不反腐则是万万不能治。所以，中国要想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就绝难绕过反腐这道坎。就此而言，中共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是历史所需，救急之策，也是民心所向。

然而，两年多的反腐，在打下上百只副部级以上的大小“老虎”后，今天却陷入了“胶着态”与“生死战”，面临反腐持续的巨大梗阻。应该说，中国今日反腐本质上是体制内几个理想主义者向体制之恶与人性之罪的挑战，其反腐与腐败的力量悬殊一目了然，而结局当然不容乐观。如此，现在反腐出现梗阻本在情理之中，但是由于反腐对中国今日社会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反腐如果不能持续，进而取得“压倒性胜利”，那么中国未来一切改革就无从开启，而主导过往两年来的反腐者将迎来体制内外双重压力：在体制内，那些与权力相关的公职人员会普遍轻视甚至嘲讽反腐者，事实上，这种迹象现在已经有所显现，随着反腐被进一步扼阻，体制内公职人员会更普遍坚定地投向权贵集团，信靠权贵集团，捍卫过往权贵发展之路；在体制外，民众发现反腐无法持续，无法彻底，必然丧失对反腐者的信心，从而在民心上不再支持、维护反腐者。

在如此反腐梗阻下，事实上顽固腐败势力就否定了十八大来的反腐国策，颠覆了由反腐开启中国全面改革的可能，折断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路径。所以，反腐梗阻本质上已经是一场改变国家既定政策的无声的政变的前奏，将在台面的当权者置于无法施展任何改革拳脚的捆绑之中，达成了名义上还没有更换权力执掌者，却实质上已经扭转执政方向的目的。

三、人权恶化与反腐困局的内存逻辑

中国今日反腐何以陷入如此举步维艰，甚至朝不保夕之危境？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反腐力量不足。而反腐因为是对既有秩序与权力自身的开刀，诚如王歧山在接见福山等人所言，古今中外医生给自己开刀只有一例，是一名前苏联医生给自己割阑尾，可见权力自我反腐的难度之大。权力在体制内反腐，必然面临体制全局性抵制，所以，如果局限在体制内寻求反腐力量的强大，以期战胜腐败，那显然是缘木求鱼。也就是说，体制内天然是缺失反腐动因与反腐力量的。那么中国社会真正的反腐动力在哪里呢？

人类千百年来最大的进步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科学技术，而在认识并不断增长做人的权利，即人权的改善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准则。所以，人类历史的内核就是不断追求人权的进步。相伴着人权的进步，作为人权部分让渡而成的公权得到相应的约制，就是题中之意。从人类社会产生腐败的历史来看，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的不受约制。因此，人类寻求反腐的途径就是探索约制权力的途径，实质也就是使公民权利得到不断落实的途径。就此而言，人类反腐的最大而恒久动力是公民追求人权的进步，是广大民众不断起来维护自身权利。

由此可见，反腐与人权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人权是反腐的动力与保障，反腐也会促进人权的落实、改善。一个国家反腐要想有成效，不仅表现于直接对腐败的惩治，即抓了多少贪官上，而且应该表现在公民权利的落实与对公权的相应约制上。一个有成效可持续的反腐，必然是相伴人权的改善的。相反，如果反腐没有相伴人权的改善，甚至出现人权的恶化，那么反腐就是畸形的，不会有成效，也不可能会持续，最后陷入困局，无法找到出路，就是必然的归宿。如此，中国今日反腐困局正是人权恶化的必然结果。

四、寻求人权与反腐的双突破

中国人权的持续恶化，决定了今日中国反腐的必然困局。随着反腐困局的到来，中国以反腐为参照的出路就只有三种：其一、反腐者被迫与腐败达成妥协，中止反腐进程，维护过往利益格局，延续既有的权贵之路。如此，中国一切改革就是权贵变相瓜分的借口。中国就处于等死之中；其二、反腐至此已经伤及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为了防范与阻止进一步被清剿，必然联合反击，其中手段，要么积极进攻性的政变，要么消极抵制性的怠工。应该说，就目前中国局势来看，贪腐势力在这两方面都在用劲。而政变可能成为贪腐势力最根本阻止反腐持续的最终选项。由于腐败于法于理于义皆难以站得住，所以腐败者必然借用社会其他具有道义旗帜的东西来遮掩阻止反腐的目的，而中国近年来人权状况的恶化，显然可能成为权贵政变合法性的支撑；其三、反腐在险象与困境中突破求生。就是反腐者坚定反腐决心，认清反腐局势，利用手头合法使用权力的名器优势，及时充分顺应民众反腐心愿，切实通过落实公民权利，调动、凝聚全民反腐力量，对贪腐集团采取霹雳手段，断绝体制内一切观望游离者的幻想，开启中国彻底改革的闸门，使中国从此走上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

纵观如上三个走向，舍弃第一个妥协的等死方式，后面两个选项的根本之争就在人权。如果反腐者不能及时扭转中国人权恶化的状况，那么腐败者就必然利用此来作为政变的合法性支撑，人权恶化与反腐困局就必然最终演化成权贵颠覆反腐国策而捍卫既往路径的政变。而反腐者要想最终战胜腐败方，就必须通过改善与落实人权，牢牢占住反腐的合法道义立场，来凝聚民心，聚合民力，巩固成果，通过全民的反腐战争，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从而开启中国全面政改新途。

中国今日人权恶化与反腐困局的内存逻辑，决定着中国已经迈入历史性关口。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政变还是政改，已经无可遮掩，无法拖延，到了非给出答案不可的时候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0期  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