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杀”，指的是向阳花自行主动撤销机构。据向阳花负责人骆红梅透露，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她们不“自杀”，番禺区民政局将对向阳花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也就是“斩首”。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约谈中不断强调，如果向阳花被“斩首”，那么机构法人、理事、工作人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并且进入政府系统的黑名单，三年内不得再次注册。相比之下，没有这一系列后果的“自杀”选择简直称得上是“仁慈”。
民政局甚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正在湖南老家休产假的向阳花机构负责人骆红梅的所在地，试图劝说红梅选择看上去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自杀”，留个全尸。在电话中，工作人员称自己只是“出差路过，顺便把“斩首行刑书”——《广州市番禺区民政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交给红梅”。遭到拒绝后，工作人员又称自己“对湖南不熟，找不到地方吃饭”，以此争取与红梅见面。
红梅拒绝请求，最后在确保自己已经检票进入返回广州的车后，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隔着检票口把《广州市番禺区民政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签收回执交到了自己的手上。
在这份告知书里，民政局称，由于向阳花“目前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现任理事、专职工作人员大部分已离职或不参与过问机构事务，现有资金难以维持机构正常运作……没有按规定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关事项的变更手续……拟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自杀”，还是“斩首”？留给向阳花做决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其实，向阳花并不是一直如此被压制。2012年，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曾受到广东省妇联、广州市妇联、广州市团委的赞赏和支持，省妇联甚至是向阳花注册的出资人（支持了注册资金5000元）。 那时候也是广东省“社会建设”的黄金时期，政府支持各类草根组织注册，并鼓励工会、妇联和团委系统成为联络草根组织的“枢纽”，那是政府与草根组织的蜜月期。
跟其他一些草根组织一样，“向阳花”匍一成立，其工作人员便时常出现在枢纽型组织支持的各类会议和培训上，分享经验，传播工作理念。
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负责人骆红梅演讲。
在成立之初，向阳花只想着要给几乎没有业余生活的打工妹们，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空间。语言舞蹈兴趣班、观影会、周末女工论坛、社区表演……向阳花给工厂打工妹们创造了走出工厂和网吧的机会。之所以选择将女工活动中心开在番禺旧水坑，是因为在这个只有1.79平方公里的小村子里，女工人数在最多时曾达到10万人。
每天，机构负责人红梅和两名工作人员到工厂宿舍区探访，倾听女工的诉求，邀请她们到机构来参加活动，又依靠在熟悉的女工中发动志愿者一起去探访。“新一代的女工最需要的是身份认同，也就是肯定她们的劳动价值，所以我们会组织各种社区活动，开心理辅导讲座，组织她们到社区做义工，让她们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不然即使她们换工作到其他地方，日子还是过得不好。”骆红梅说，旧水坑的女工原来流动性非常大，由于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的开办，这个现象已经开始转变。
作为一家关注女工权益的机构，向阳花曾于2013年联合手牵手工友活动室一起发布《广州性骚扰调研报告》，揭露女工性骚扰现状。报告称70%的受访女工遭遇过性骚扰，比例之高令人哗然，南方都市报、新华社、搜狐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
2011年11月，向阳花带领女工们在大夫山森林公园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穿上她的鞋，行走一公里”活动，通过让男人们体验女性穿高跟鞋的辛苦，借以表达关爱理解女性、保护打工姐妹弱势群体的意愿。在活动的当天，女工们拿着定制好的大号红色高跟鞋，让男工友们穿上，刚开始感觉很新鲜的男工友们很快便被高跟鞋折磨得痛苦不堪，场面十分欢乐，引起游客们的关注和讨论。此事亦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
由于向阳花的女工社区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深受工友和社区的欢迎和喜爱，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赢得了当时中心所在的番禺区大龙街道办和大龙街团委的赞扬和支持。大龙街团委出资与向阳花合作举办一系列女工活动，在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成立了团支部，并向广州市团委推荐向阳花的女工服务项目，帮助向阳花申请市团委的资助。据向阳花负责人骆红梅说，大龙街团委当时还替向阳花代管资金，到现在还有4000多元的资金没有归还给向阳花。
团支部在向阳花里的挂牌。
向阳花女工中心的发展以及中心负责人红梅的故事（预告：下集就是红梅的故事）也赢得了众多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南方都市报曾多次报道向阳花开展的活动，更撰稿描述向阳花筹资不易，称“工业区内开出‘向阳花’；番禺日报曾称向阳花为“女工的精神家园”，新快报则说：“女工想开展文娱活动就去找向阳花”……此外还有搜狐、凤凰网、中国财富、中国发展简报等媒体的报道或转载。
2013年9月，红梅在李嘉诚基金会与广东省政府合作的“集思公益”支持妇女计划启动仪式上演讲。当时活动主办方展示的女性形象均为弱势、落后、孤苦无依、等待解救，主题多为“我们该如何帮助她们”。见此情境，红梅在演讲中提出，我们不该把女性标签化，也不该扮演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角色。红梅还强调，女性“弱”是因为拥有的资源、平台和机会太少了。她继而在会上分享女工的真实故事，指出很多女性在非常糟糕的环境下顽强生存，是十分优秀的，具有智慧和力量的人。红梅独树一帜的演讲让在场的人都陷入反思。
凭借出色的、具有性别意识的女工支持与服务活动，向阳花取得政府和社区民众特别是女工的支持，迅速壮大。2013年10月，向阳花的分部——南沙打工妈妈互助中心成立了。打工妈妈往往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向阳花鼓励她们把孩子寄在机构中，让其他妈妈帮忙照顾，每个妈妈每周至少要抽出半天的时间到机构中志愿照顾其他孩子。打工妈妈互助中心的成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南方日报、新浪新闻、羊城晚报等媒体均有报道。
然而吊诡的是，从2014年初开始，曾经广受媒体关注的向阳花从新闻报道上消失了。据某媒体从业人员透露，其所在报社于2014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布禁令，称向阳花“进了黑名单”，禁止接触和报道向阳花。
如此的剧情反转，是如何发生的？
向阳花从媒体上消失，恐怕和她与番禺区民政局的关系恶化，有很大的关系。而要探究番禺区民政局为何“翻脸”乃至逼迫向阳花“自杀”，得先从向阳花做的事情说起。
自2012年成立以来，向阳花因介入协助多家工厂工人维护应有权益并取得成功而逐渐成为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女工机构：
2013.4-6——“永隆”塑胶玩具厂搬迁，不给工人安置方案，且不为工人购买社保和公积金。向阳花协助永隆300名工人拿到经济赔偿和成功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和公积金。此次工人行动让准备进入退休的第一代工人在成功补缴社保后马上可以享受退休的待遇
“永隆”工友送来的锦旗。
与向阳花维护工人兄弟姐妹合法权益的漂亮成绩单相对应的，是不应承受的频频打压以及最终的“赐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