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钧春：“中国建筑寿命不过30年”正在被验证？

一周之内，贵州遵义两栋居民楼发生垮塌。算上这两起事件，一月之内全国已至少发生5起居民楼垮塌事件，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倒塌楼房均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居民楼。早前“中国建筑寿命不过三十年”的论断，似乎正在被验证。

去年奉化塌楼事件发生后，就曾触发了公众警觉，人们发现，近年来发生恶性质量事故的建筑，大量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客观上看，对于特定时期、具备特定因素的一批城市住宅楼来说，是这样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第一轮建设高潮，城市建设猛然提速，为解决长期积累的住房短缺，各地以单位自筹或集资等形式，集中修建了一大批“快餐式”的住宅楼，后来大多以“房改房”的面目存续至今。

当时的住房建设仍以解困为主，普遍标准不高，投资也非常受限，工期要求却很紧张，受行政干预较强，但质量监管很弱甚至缺位，施工领域则鱼龙混杂，普遍技术低下。因此这一批房子不约而同的具备下述特征：一是大多为6层左右的高密度住宅；二是大多采用砖混结构；三是大量采用预制楼板；四是各部位能省就省，包括尽量减薄墙体等等。上述先天特征，注定了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

首先，砖混结构整体性差，不利于抗震，也不利于抵御沉降变形，加上毫无整体性可言的预制板楼面，几乎集不利于大成。这种楼越高越危险。

其次是墙体不安全。为达到保温和坚固，北方地区砖砌外墙厚度为“一砖半墙”，而当时为了节约造价，不少新楼减配至“一墙砖”，导致后来大量老房不保温。在内墙上有的减为“半砖墙”，甚至6公分立砖为隔墙（当时还没有轻体墙）。这些体格纤细、整体性不强、但却自重很大的砖墙，全都是致命隐患——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这些缺陷夺命无数。

三是普遍重新装修加大了破坏力度。户型设计的低标准和不合理，引发人们在生活改善后普遍重新装修，而且必须伤筋动骨才能达到提升效果——封阳台、开墙凿洞、打通房间、地面铺瓷砖等等，这些装修改造削弱了结构承重，增加了楼梯负荷，都是砖混结构的大忌，也加速了其成为危房的周期。

四是建筑市场混乱，施工队伍薄弱。由于建筑业务剧增，市场缺乏足够的施工队伍，绝大多数人由农民扔下锄头就上岗，指挥施工的就是包工头，导致很多砌墙质量非常之差，水泥砂浆的配比和凝固养护也常有问题，这都直接使承重结构的理论性能大大打折。加之已经流行偷工减料，本来设计的安全储备就不富裕，包工头们再在水泥、钢筋上动动手脚，结果不堪设想。

五是当时监管非常不完善，乃至完全缺失。我国从1996年才开始全面推行监理制度，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经普遍爆出了施工领域的种种乱象，各种规范和监管体系全都处于滞后被动的状态。可以说，抗震、消防、节能、日照、绿化等等一系列强制规范，就是汲取着那一拨建筑的教训慢慢完善的，但是，“那一拨”已成定局。

目前，城镇居民有三分之二依然居住在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内，整体搬迁根本不现实。有关方面积极研究和探索对危房的处理方式，大致有三个：一是住户集资，原地重建；二是结合区域规划，纳入新建范围；三是对情况紧迫的危房，政府回购“兜底”。

但就危房改造，也是一堆麻烦事。不仅需本楼及周边居民同意，还涉及小区规划、多部门协调等，这些问题造成了很多危旧楼一直拖着没改造，即使已经开始改造的也是进展缓慢。

有专家总结“四难”：

首先是鉴定难。房屋鉴定和医生看病一样，只能认定当时的情况，很难准确预测未来会不会倒塌、何时倒塌。所以一些居民对鉴定结论心存侥幸。

其次是利益平衡难。住户“狮子大开口”，本来可以加固的楼房，可能会要求重建。同时，住户与周边住户、住户与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往往耽误处置进程，加剧事故风险。

三是责任主体难确认。二三十年前的房子，当时的业主、设计、勘察、施工监理单位多有变迁，处置时各方相互扯皮、推诿。

四是资金持续投入难。受制于责任主体确认难，目前全国多个城市开展的危旧房改造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但房屋改造资金需求大，单靠政府投入很难持续。

总之，我们面对的就是这种现实。当年的草莽时代里，开发商粗制滥造房子，把利益的肉吃掉了，却留下一个烂摊子，现在问题浮出水面，谁也回避不了。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无疑，这对各级政府来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和考验。谁让你是人民的父母官！所以归根到底要由政府统筹研究、通盘考虑。但反过来说，不是由政府来兜底保障，又该由谁来做这个工作呢？

转自：每人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