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开始，街道上、会场上、教室里，到处都书写着醒目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广播上天天叫喊着要人们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报纸上也经常报道地主是火烧芭茅“心”不死，怀揣“变天账”，时刻准备“反攻倒算”。语文课许多课文都是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为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阶级敌人”殊死搏斗的故事。
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似乎“阶级敌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这种气氛下，就连我这样的小孩也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每人一杆红缨枪，说是与“阶级敌人”搏斗时要用。晚上，就把学校附近的学生集合到操场上训练。后来还打算模仿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在路口、村边站岗放哨，但因许多家长晚上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出门，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一年夏天，一则小道消息在我所在的小镇传开：小镇东边的银龙山上，晚上经常有连续闪烁的手电筒光，说是敌特的联络的暗号。公社组织基干民兵上山搜查，也没有发现什么“敌情”。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失势一派的头头，担心被另一派逮住遭毒打，就躲进山里，晚上以手电筒发信号给家里报平安。
有一阵子，风传我们邻近一个生产队里看瓜园的老汉，是从外地流窜过来的解放前国民党的高官。其实，当地的乡民都知道，这位老人是因家乡生活困难，投亲靠友来到我们这里的。但，最终还是把他遣送回原籍。
有位同学，姓代，老家在河南。1960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活命，举家逃荒来到我们邻近的一个生产队。他家为生产队伺养几头耕牛，他父亲起早贪黑，精心伺弄，耕牛养得膘肥体壮，被评为劳动模范，还上过“土电影”(即幻灯片)。文革开始不久，说他们来历不明，强迫他们回了河南。班主任知道，他恐无上学的可能，就赠送他一本新华字典，临走时叮嘱他有空了利用字典学文化。
1967年上半年，我姐姐的同学，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一条重要消息：某某印刷社里有潜伏的特务，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画像里书写反动标语。
学校老师就找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几幅彩色画像，看了又看，也没有发现里面有反动标语。后来，有人提议：找副放大镜，一点点搜寻，总能找到。于是，放大镜找来了，人们对着头部、颈脖、纽扣、衣襟、袖章、袖口等处，一点点排查，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终于找出了疑似反动标语的三个字“得”“下”“国”。
“得”字在颈脖处，仿佛是颈脖处纵横交错的细纹，你要把它想像成是个“得”字，也勉强说得通;“下”字，在一颗纽扣附近。如果说“得”字还有点像个字的话，那“下”字就纯属主观臆断了。因为它笔划太简单，几根线条连接一起，太容易像个“下”字了。“国”字的外包围，不是方框形的，而是近似圆形的，里面的图案似乎是上下交错的纹路，但被人们想像成是个“玉”字。于是，一条“反标”就这样被发现了。
我挺纳闷：这怎么是“反标”呢?即使确实是“得”“下”“国”三个字，也不能算作是反动标语吧，不就是说毛主席打下江山，得到了一个落后的国家吗?这很符合实际呀?后来听了学校老师的解释才明白：“得”，是“要”的意思，是说毛主席要下台。
当地有个卷烟厂，生产一种“鸿雁”牌香烟，烟盒上，绘有几根冬天的芦苇，芦苇上面有几只飞翔的大雁。有的人又从这幅烟标上发现了“敌情”。
芦苇叶子与芦苇杆交叉形成的图案，被臆会成几个字：刘文双。又说，刘文双是四川恶霸地主刘文采的弟弟，解放前夕，逃到了台湾，后来成了苏修特务。这幅画是要告诉他四川的亲人，刘文双现在在苏联。因为，冬天刮北风，大雁往南飞，而这幅画却是大雁往北飞。
后来又听说，外地有人在读报时，不仅横着读，还要竖着看、斜着念，看文章里有没有隐藏的反动标语。这被当成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导的典范。
那个荒唐岁月里，似乎最高统治者得了感冒，下面的人个个跟着打喷嚏，都变得神经兮兮的。
当时所谓的“阶级敌人”，多是指身边的“地富”分子。大家明明知道，这些人，都是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人，他们早已接受现实，把自己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式农民。他们经历过“土改”等严酷政治运动煎熬，饱尝过“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个个胆战心惊的，哪里还有不满或反抗的表示?我所在的公社，就没有发现一例地富分子保存“变天账”，伺机报复的;也没有地富说反动话，攻击社会主义的。相反，他们干活舍得下力气，又不多说话，颇得乡民好感。除了造反派经常拿他们说事，揪斗他们、殴打他们外，乡民们没得哪个把他们当成“敌人”看待。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与信仰，许多人都相信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真理。人们置自己身边的所谓“阶级敌人”的真实表现于不顾，而要去相信那虚无缥缈的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
人们为什么突然间像是着了魔似的?
有人说，人为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让他们去斗争，是自古既有的驭民术。它能让吃不饱肚子的人确信：自己虽然苦，但比那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阶级敌人”，还是要强得多，因此，也就有了做“主人翁”的优越感、自豪感和对统治者的认同感;同时，让平民斗来斗去、自相残杀，统治者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牢固了。
也有人说，和平年代因瞎折腾饿死了许多人，亘古未有，总要有人对此负责。统治者为避免遭到清算，就蓄意挑起人们争斗，以转移视线，躲过清算。于是，把极有可能提起清算的人称之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率先将其打倒，自己的权位保住了，也就安全了。
传统说法是，受苏共巨变影响，当时的统治者担心中国也变成修正主义，错误估计了形势，再加上经验不足，就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全局性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爆发了长期动乱。
上述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病根恐怕还是在“极左”。极左，是幼稚病，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举止乖张，行事鲁莽，常常做出缺乏内在逻辑又无法理依据的唐突之事;极左是精神病，不时亢奋，举全国之力搞劳民伤财之事;极左又是癫痫病，反复发作，过几年就要跑出来祸害民众。
极左的思想特征是：片面性、绝对化。遇到一点情况，就认为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阶级斗争”。极左的政治特征是：极权至上，打压权利;极左的行为特征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使人们匍匐在权力脚下，沦为权力的奴仆。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相信“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他们喜欢以现实中的贪官污吏欺压百姓作例证，来证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残酷的。这些人不明白治理国家有文明、野蛮之分。民主法治，是公认的文明治理方式，是在法律框架内公正、和平、有序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不公，避免社会引起大的冲突，逐渐让人们凝聚在法治的大旗下，信仰法治的力量。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阶级斗争”是权力主导下的人治模式，是丛林法则的变种，是极其野蛮落后的治理方式，它最终导致人们崇拜权力而不相信法律，迫使人们都依附于权力。这种治理模式下，最终没有一个赢家，每个人都将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
其实，这些人的本意，是希望再来次文革，以便对欺压过自己的贪官污吏实施报复。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以为文革就是老百姓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泄，可以随便给当官的戴高帽子、游街、驾飞机。他们不知道，文革中，谁敢对毛主席不敬或反对中央文革，甚至反对掌握实权的当权派，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文革中打伤、打残、打死的，数量最大的是平民。
极左是邪恶的根源。社会要恢复良知和理性，回归文明与进步，就要消除野蛮落后的极左思潮。“极左”不除，民无宁日。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