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就是来看热闹的，现在我怎么成了热闹了？”
——我的朋友杜冠宇如是说
独立作家刘荻
2014年5月3日下午，我和徐友渔、郝建等十几名师友在北京某地点举行了纪念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的研讨会。次日中午，本区国保来找谈话；晚上，被片警叫到派出所，市局国保“了解情况”。5日凌晨，涉嫌“寻衅滋事”被传唤，并被抄家，扣押了 两台电脑、手机和若干本“非法出版物”；下午，传唤延长至24小时。6日凌晨3时许，国保宣布，我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羁押地点为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在派出所椅子上度过的近30个小时时间里，我一直在琢磨：在十几名与会者当中，我大概算是最无足轻重的那个，因此无论我怎么做，大概都不会对最终结果有太大影响，关键还要看当局有没有想不开到把我们全都拘留起来的程度；另一方面，如果我的朋友们都被捕了而我“逍遥法外”，我也会感到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在派出所的椅子上坐着的时候，专案组的同志们大概也一直没有休息。6号凌晨宣布拘留我的时候，本区和市局的国保脸色都很难看，市局国保还强调说：“我和你没有私人恩怨……”。我要求通知家人及请律师，他们都答应了。因为我在派出所绝食，他们还给我带了不少零食。
警车上他们没给我戴手铐。车上除我之外所有人都昏昏欲睡。我开玩笑说你们都睡着了我可要跑啦，他们也只是笑笑。看到他们情绪低落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安慰安慰他们，就问：“你们把我们都抓了？”他们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我说：“我靠这事一定能闹大。”听到这话后他们精神了一点。我又问：“就这事判得了吗？”国保回答说：“你们要还有别的事呢？”我说：“嗯我们还一块抢了个银行。”最后他们说，我就是淘气。
到达第一看守所后，我们在车里等了很长时间。接到拘留决定时我虽然震惊，但是看到羁押地点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时，却又感到几分安慰，因为刘晓波等人都曾经表扬过第一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2002年我被关押在秦城时，目前的第一看守所正在修建中（上小学、中学、大学时都恰好赶上学校正在盖新房，到了看守所居然也赶上正在盖新房）。目前的第一看守所建好之后，我曾两次到这里来给被关押的朋友存钱。现在终于轮到我来这里体验体验了，看看刘晓波说的究竟有几分靠谱。
对我来说，因为六四研讨会而入狱不是一件坏事，与徐友渔、郝建等老师成为“同案犯”，是我的光荣。这一事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甚至也不是我们十几个人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事，而是一件对内政外交都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既然意外成为这么大的热闹之中的一分子，咱就要下定决心，在貌似平静的台风眼中间做一枚敬业的热闹。而且，我们的目的是纪念六四，而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时被关在看守所里，正是对这一事件最好的纪念。当局希望人们忘记六四，而我们被捕只会使更多的人记住六四。当局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这些石头应该奉陪到底才对。因此，在看守所的30天中间，我总是像轻躁狂发作一样兴高采烈，面带调皮的恶作剧般的笑容。除了最后两天焦虑发作之外，总的来说心情相当不错。刚入看守所时拍的嫌疑犯照片上，我的笑容就像比尔·盖茨年轻时因为开车超速被捕后拍的嫌疑犯照片上的笑容一样灿烂。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身上正穿着GEEKCOOK制作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T恤。每当想到看守所无所不在的监控设施和自己身上这件T恤，我总是忍俊不禁。
此次被刑拘最大的感想就是，几乎所有的警察，无论是预审还是看守所的管教和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都非常之好。预审一直叫我“小荻”。有管教甚至称我为“您”。有警察说：“你也是老运动员（指多次被卷入“政治运动”）了……”有人向我介绍第一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我说：“嗯，听说一看不错，我来视察一下。”有人问我一看的伙食如何，我回答说不怎么样，他说：“别和五星级酒店比。”有人对我们进来的原因表示不解，我说：“嗯，下次我们一块抢个银行再进来好了。”也有人说：“外地人闹事也就罢了你们北京的怎么也跟着闹？”我回答说：“北京人忘不了六四啊！”我开玩笑说要越狱，他们也一笑了之。有次我跟管教聊天时说：“不管我有没有敌人，反正我没把你们当敌人……”年轻的小管教大概不知道其中的典故。
其实在生活待遇方面，看守所已经是尽可能照顾我们了。我在号里连值日都不必做。据说我们进去之后，看守所的伙食都改善了，时常能吃到米饭、面条和饺子，蔬菜的种类和菜里的肉也比以前多了。看守所有次还发纸调查在押人员对伙食的意见。医疗方面，我在看守所待的30天里天天被量血压，而我的血压从来都正常，管教说：“你们这批人都天天量。”此外我还经常被测血糖（我紧张焦虑时血糖会略高出正常值，看守所的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对此也有不良影响），有次还被叫出去体检，做心电图和B超，不知是不是因为网上传说我有心脏病。总之，看守所对我们的健康还是相当在意的。刘晓波看来还真没说谎。当然他们大概也知道，我们早晚都会上国际媒体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肯定希望我们多说他们的好话，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之类的。
因为我曾在秦城被关押过一年，小管教总是好奇地问我现在的一看与秦城时相比有什么不同。（当时我回答说：“呃，回头我们开个关于一看的研讨会，请您来参加吧！”）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一看管理更规范、更少受管理者个人意志的影响，管教和工作人员对在押人员也更加尊重。现在在押人员不会随意遭到体罚，出入时也不会被要求蹲下，但是要遵守的规矩也更多。比如说，现在“坐板”和晚上值班的要求比以前严格——以前值班可以坐着，现在则要求必须不停走动。过去食品日用品可以随便买，现在则规定每人每周只能花120元。听说今后还要根据各监室的表现调整为100元或80元（现在的看守所领导说不定看过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此举也引起了一些在押人员的不满。现在一看的生活还有一些不如人意之处，比如不卖盒饭，天气很热可是号里的风扇坏了修不好，有时候一星期清两次监，而且不知是不是由于高瑜上央视认罪的缘故，我们进去之后几乎就一直没有报纸和新闻联播看。一看的阴暗面还体现在他们自己拍的宣传片里：有在押人员仅仅因为求药不吃、把药扔进厕所就被上“狗链”（手和脚被铐在一起直不起腰来）。
这次进一看还有一些意外收获：5月6日早上刚进入一看时，来到第一个号子，号长听说我是因为纪念六四进来的，忙说：“当时我家就住在木樨地附近……”。号里还有一个法轮功，她听说过不锈钢老鼠，于是和我攀谈：“认不认识许志永、胡佳、李海？”我当然都认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谈话被看守所的监控设备听到了，当天下午我就被调到另一个号，在那里一直待到获释那天。这个号的号长有五十多岁，曾是某公司高管，因经济问题入狱。她对我也很好，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放风的时候，同号另一个人问我：“六四的时候你还是小孩吧？”这时号长突然说道：“我可是亲眼所见呀……”。这些事都可以证明，普通的北京人并没有忘记六四。
下面谈谈大家最感兴趣的受审的故事，很多涉及案情的具体内容不方便透露请大家谅解：
5月4日晚上在派出所被市局国保询问，他们问及会上每个人的发言内容时，我详细介绍了秦晖教授有关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争夺六四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的长篇大论（因为他发言最有条理，所以大家都记得他的发言，别人的发言我都记不清了）和我自己关于非暴力的简短发言。但是问到会是谁组织的、谁主持的、谁拍的照、谁发上网的，我都回答说不知道、没注意或者记不清了。结果一位国保说：“你很聪明啊！”又说，“不说聪明，说smart吧，你知道哪些问题关键！”最后他们要我“保证”，我只同意保证不做违法犯罪的事，不再参加六四研讨会，但是拒绝保证不在网上谈及六四。因为我已经给自由亚洲电台发送了一篇谈及六四的文章尚未刊出，因此无法做出有关保证。
被拘留后，每周被提讯一至三次，短则20分钟长则5、6个小时，一般是2小时左右。时间最长的那次预审还给我买了盒饭。最初三次提讯问及了开会的详细情况（我坚持之前的说法，好多事都记不清了，后来我说自己注意力有缺陷，他们也记录了），后面几次就很少问了，而是只问“你写过那些文章？”“在推特上发过哪些言？”“接受过哪些记者采访？”“见过哪些外交官？”“得过什么奖？”以及“你对这事有什么认识？”“知道错了吗？”“你现在后悔去开会了吗？”
5月9日第二次提讯时，预审就要我对开会一事“有个认识”。我回答说，这件事我不当英雄，但是也不当逃兵。开会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师、长辈，如果他们认为这事有错，我当然也可以“认识”。于是预审把徐友渔老师写的“认识”拿给我看（没让看到内容，只看到了标题和徐老师的签名），说，徐老师认错了，他承认研讨会是他提议的。（我非常敬佩徐老师的表现，我理解他认错是为了主动承担责任。后来听说他拒绝上央视认罪，不知他是不是第一位被要求上央视认罪而拒绝者。）我仍然只同意保证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此后几乎每次提讯都被要求“认识”，但从未有人要求我认罪。（有一次预审和我聊天时说向南夫上央视认罪了，我说你们是不是也想让我上央视认罪啊？他说你要想上我可以安排。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甚至我质问他们在家开会怎么能算“寻衅滋事”时，他们也只是说，没人认定你们有罪，现在你们只是“涉嫌”而已。前面也提到过，预审的态度一直非常和蔼，经常摆出一副耐心教育不听话的小孩的姿态来。我则一直拿“提高认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得给我个思想斗争的时间（《我爱我家》里面贾志新的话）”来推脱。
5月20日见到马纲权律师。马律师说这是他第四次来一看，前面三次来见我都没有见到，他们投诉了警方；同案其他人都见到了律师，只有我没见到。马律师说，徐友渔的律师是莫少平和尚宝军，浦志强的律师是张思之，我的律师是他和丁锡奎。看来大家都有两手准备。马律师还说，我们的行为应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且在开会这件事上，我没起任何作用，应该不会被批捕。问我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我说没有，他们都很温柔，让我心里有点发毛。最后马律师说，等丁律师回国后他们再来看我，结果直到我获释他们也没能再来见我。
到了5月底，我终于答应写一个“认识”，大致内容如下（词句可能有出入）：
5月3日下午我参加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当时我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只有面对自己历史上的伤疤，才能获得治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之后，我认识到，有些事情能让一个健康的人更加充满活力，但是也能让一个脆弱的人崩溃。国家也是一样。
本来我不认为这件事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经过反思，我认识到此事可能会被海外媒体炒作，还可能会对国内产生影响，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政局稳定。如果此事造成了不可预料且我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我将承担道义责任，我必须忏悔。
因此，我保证今后注意言行，不做违法犯罪的事，不盲目转发不可靠的消息，不慎转发了被证实为谣言的消息之后及时辟谣，不参加六四研讨会。
预审看后表示满意。
最后一次提讯时，预审按惯例问我，有没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我说：“我抢银行的事还没有交代啊！”预审说：“海湾战争是不是你发动的？”我说：“好吧，我过马路闯过红灯……”预审问，有没有检举揭发？我说：“我检举揭发周永康！”问：“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好好跟这儿待着呗。”他说：“你想跟这儿待着？”我说：“你们把我关着没关系，把老徐放了吧。”他说：“我说了不算啊。”我说：“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所以我就跟这儿老实待着呗……”
本来以为不会再见到预审了，可是6月4日下午又被提出来，意外的是居然见到了平时经常找我谈话的区国保和片警，交谈甚欢。见到他们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我见到他们之后本来心情也不错，但最后还是因为命运未卜而焦虑发作，判断力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念《沙丘》中的祈祷词也没用。后来反思，大概是念的方法不对。（克服恐惧的祈祷词：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思维能力，是潜伏的死神，会彻底毁灭一个人。我要容忍它，让它掠过我的心头，穿越我的身心。当这一切过去之后，我将睁开心灵深处的眼睛，审视它的轨迹。恐惧如风，风过无痕，惟有我依然屹立。）
6月5日是我被刑事拘留的第30天。按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刑事拘留满30天之后要么获释，要么由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批准逮捕。这一天午饭之后午睡之前，负责我的管教突然把我提出去聊天。后来回想起来，大概是她得知我的几名“同案”已经获释，想来我也很快会获释，想最后来我和聊一次。
午睡起来后不久（我完全没睡着，前一天晚上也只睡了一两个小时），队长（管教们的小头目）就来叫我“收拾东西”。我只拿走两件有纪念意义的T恤——一件是开会那天穿的，另一件是我穿进看守所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离开监区之后看到几名预审和看守所的警察。一位预审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怎么就拿这点东西？被子怎么不拿上？知道我们要送你去哪吗？到新地方还要用的……”我也知道他是戏弄我，不过我戏弄了他们那么久，总要给人家一个扳回来的机会。
最后，办取保候审手续和其他各种手续。除了不得串供等取保候审的一般规定之外，通知上只要求不做违法犯罪的事。在一间办公室见到了我爸和本区国保。警察开车送我们回去，结果我爸半路就说还要上班，走了。国保把我带到家附近的派出所做笔录。要求不得接受采访，不许谈论“里面”的事。最后，国保还要带我到郊区“旅游”一周，由片警和两名协警（其中一人是女性）陪伴，理由是躲避记者……
自此，不锈钢老鼠的第一看守所大冒险就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