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建紫山集团工会主席高琼珊绘制了一条工资增长曲线——3年来，紫山集团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了25%。她将这一成果归功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2013年，我拿着工资增长方案与老总前后协商了3轮，终为工人提薪300元。”截至2014年底，我省（指福建省，下同，编者注）像紫山集团这样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行业逾21.4万家，覆盖职工750万人。
不过，在厦门大学法学博士潘峰看来，当前各地的工资集体协商多靠行政指令推动，虽短时间内提高了覆盖率、签约率等指标，但劳资双方缺乏认同，导致多数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难逃轰轰烈烈走过场的尴尬。
1994年《劳动法》颁布，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我国确立了法律地位。2000年11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第9号令——《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全国逐步推行。
在我省，省人大会常委会1996年通过《福建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这是全国最早关于企业集体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去年，我省提出三年攻坚计划，要求至2015年末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报审率达80%以上。以漳州为例，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率芗城区目前为80%，而龙海市、南靖县分别是91%和95%。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光鲜亮丽的高覆盖率背后，却暗藏着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流于形式的隐忧。比如，在已经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员工工资大多仍由企业主单方决定。“企业有自己的薪酬政策，即便是进行协商，也是根据企业的政策确定工资增幅，谈判的空间不大。”芗城区总工会副主席姜鲁春以当地一家规模企业为例：每年3月，企业人事部门会通过网络获取全国同行业工资水平，再结合企业实际，计算出新一年各个岗位的工资水平，这是确定工资的唯一依据。最后，劳资双方会签订一个协议，不过是一种仪式。而在小微企业，协商过程就更加随意。
“往往是原则性条款多，具体规定少；抄法律条款多，结合企业实际少；虚的多，实的少。”在调研中，潘峰归纳出当前工资集体协议书存在的“三多三少现象”。龙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苏水根深有同感。“每年3月是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不签不行。于是，不少企业老板会拿出统一的格式合同，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填个数字，就算是协商过了。”他说。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所以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源自“强资方弱劳方”的格局难以改变。“若工会组建情况较好，又与企业经营者的关系较为融洽，工资集体协商就容易开展。”潘峰说，但实际工作中，大部分工会干部是兼职的，受聘于企业管理者。这种情况在小微企业更为突出。姜鲁春坦言，在小企业中，工会干部与老板非亲即友。“他们不可能为了员工的利益而与老板拍桌子。”
这是因为企业工会组织对企业存在依附性，在经济上不独立。“当前企业工会的经费大多由企业拨缴，导致工会代表员工与老板谈判时缺乏底气，因此，工资协商的效果完全取决于老板是否开明，是否具有民主管理意识。”姜鲁春说。
劳资双方不对等还体现在信息不对称上。“工资集体协商涉及当地物价水平、同业收入水平、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效益、企业财务状况等因素，协商双方必须充分掌握这些信息。”潘峰说。但是现实中，企业不愿意公布经营状况，工会在提出工资增长要求时，只能通过打听周边企业的工资水平来了解个大概。
工资协商还是个技术活儿，参与谈判的职工代表应具备财务、法律、会计等专业知识以及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而专业能力的欠缺产生了“不会谈”的问题。为此，多数企业迫切需要工资指导员的介入。苏水根却表示，尽管自己抓了多年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对于如何量化工资增幅，也知之甚少。“工资指导员大多是工会系统人员，以龙海市总工会为例，我们只有7个编制，要对接辖区内这么多企业，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要避免协商制度沦为形式，首先要引导企业经营者转变观念。“工资集体协商并不仅仅意味着涨工资。”苏水根表示，工资集体协商其实有助于扩大企业职工对信息的有效把握，从而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此外，提升工会的协商对话能力同样重要。他的思路是，将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延伸到企业内部。“对企业工会干部进行相关法规政策、基本知识、策略技巧等方面的培训。”潘峰说，为提升企业工会的议价能力，应要求企业方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所需的信息资料，并保障参加集体协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工资待遇不受影响。
南靖县总工会副主席庄金波认为，企业工会应摆脱对企业的依附状态，浙江在这方面的创新值得借鉴。“在浙江，较大的企业，其工会干部是由上级工会选任的，其工资也由上级工会发放，这让工会代表与企业谈判、博弈时更有底气。”他说。
姜鲁春则认为，加快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让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参与工资协商能有效避免企业工会独立性不强的弊端。
要保障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效力，尚需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目前与工资集体协商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存在滞后性，其内容、程序和方法都缺乏规范，未形成制度予以固化。”潘峰表示，广东省数年前就尝试通过立规予以突破。2010年，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广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指引》，从协商代表的推选、协商要约的发出与回应、协商前的准备工作等进行了详尽的规范，为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
2015-05-30 新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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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集体协商面临作秀尴尬
最近，福建紫山集团工会主席高琼珊绘制了一条工资增长曲线——3年来，紫山集团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了25%。她将这一成果归功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2013年，我拿着工资增长方案与老总前后协商了3轮，终为工人提薪300元。”截至2014年底，我省（指福建省，下同，编者注）像紫山集团这样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行业逾21.4万家，覆盖职工750万人。
不过，在厦门大学法学博士潘峰看来，当前各地的工资集体协商多靠行政指令推动，虽短时间内提高了覆盖率、签约率等指标，但劳资双方缺乏认同，导致多数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难逃轰轰烈烈走过场的尴尬。
1994年《劳动法》颁布，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我国确立了法律地位。2000年11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第9号令——《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全国逐步推行。
在我省，省人大会常委会1996年通过《福建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这是全国最早关于企业集体合同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去年，我省提出三年攻坚计划，要求至2015年末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报审率达80%以上。以漳州为例，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率芗城区目前为80%，而龙海市、南靖县分别是91%和95%。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光鲜亮丽的高覆盖率背后，却暗藏着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流于形式的隐忧。比如，在已经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企业，员工工资大多仍由企业主单方决定。“企业有自己的薪酬政策，即便是进行协商，也是根据企业的政策确定工资增幅，谈判的空间不大。”芗城区总工会副主席姜鲁春以当地一家规模企业为例：每年3月，企业人事部门会通过网络获取全国同行业工资水平，再结合企业实际，计算出新一年各个岗位的工资水平，这是确定工资的唯一依据。最后，劳资双方会签订一个协议，不过是一种仪式。而在小微企业，协商过程就更加随意。
“往往是原则性条款多，具体规定少；抄法律条款多，结合企业实际少；虚的多，实的少。”在调研中，潘峰归纳出当前工资集体协议书存在的“三多三少现象”。龙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苏水根深有同感。“每年3月是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月，不签不行。于是，不少企业老板会拿出统一的格式合同，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填个数字，就算是协商过了。”他说。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所以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源自“强资方弱劳方”的格局难以改变。“若工会组建情况较好，又与企业经营者的关系较为融洽，工资集体协商就容易开展。”潘峰说，但实际工作中，大部分工会干部是兼职的，受聘于企业管理者。这种情况在小微企业更为突出。姜鲁春坦言，在小企业中，工会干部与老板非亲即友。“他们不可能为了员工的利益而与老板拍桌子。”
这是因为企业工会组织对企业存在依附性，在经济上不独立。“当前企业工会的经费大多由企业拨缴，导致工会代表员工与老板谈判时缺乏底气，因此，工资协商的效果完全取决于老板是否开明，是否具有民主管理意识。”姜鲁春说。
劳资双方不对等还体现在信息不对称上。“工资集体协商涉及当地物价水平、同业收入水平、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效益、企业财务状况等因素，协商双方必须充分掌握这些信息。”潘峰说。但是现实中，企业不愿意公布经营状况，工会在提出工资增长要求时，只能通过打听周边企业的工资水平来了解个大概。
工资协商还是个技术活儿，参与谈判的职工代表应具备财务、法律、会计等专业知识以及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而专业能力的欠缺产生了“不会谈”的问题。为此，多数企业迫切需要工资指导员的介入。苏水根却表示，尽管自己抓了多年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对于如何量化工资增幅，也知之甚少。“工资指导员大多是工会系统人员，以龙海市总工会为例，我们只有7个编制，要对接辖区内这么多企业，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
要避免协商制度沦为形式，首先要引导企业经营者转变观念。“工资集体协商并不仅仅意味着涨工资。”苏水根表示，工资集体协商其实有助于扩大企业职工对信息的有效把握，从而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此外，提升工会的协商对话能力同样重要。他的思路是，将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延伸到企业内部。“对企业工会干部进行相关法规政策、基本知识、策略技巧等方面的培训。”潘峰说，为提升企业工会的议价能力，应要求企业方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所需的信息资料，并保障参加集体协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工资待遇不受影响。
南靖县总工会副主席庄金波认为，企业工会应摆脱对企业的依附状态，浙江在这方面的创新值得借鉴。“在浙江，较大的企业，其工会干部是由上级工会选任的，其工资也由上级工会发放，这让工会代表与企业谈判、博弈时更有底气。”他说。
姜鲁春则认为，加快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让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参与工资协商能有效避免企业工会独立性不强的弊端。
要保障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效力，尚需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目前与工资集体协商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存在滞后性，其内容、程序和方法都缺乏规范，未形成制度予以固化。”潘峰表示，广东省数年前就尝试通过立规予以突破。2010年，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广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指引》，从协商代表的推选、协商要约的发出与回应、协商前的准备工作等进行了详尽的规范，为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
2015-05-30 新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