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的5月19日，李鹏下达了北京市诫严命令，并调集大量军队开进北京城，去弹压和平理性的北京市民和爱国学生。第38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因拒绝执行进京命令，后遭军事法庭审判。徐将军善良正义的傲骨永载中国现代史册。为苦难，善良的中华民族立下了正义的标杆。
义愤填膺的我当晚写出了，声援学生，反对诫严，打倒李鹏，还我紫阳《告江西钢厂职工同胞书》的大字报，次日，刷帖在厂区总部最繁华的大礼堂墙上，引得众人围观及一片赞声。此时也惊动了钢厂党委书记张玉明，他派车接我去党委办公室谈话，被我拒绝了。最后来了两个警察对大字报拍照取证，也没有难为我。晚上，我正式组织了一个《江西钢厂工人声援北京学生工作小组》。一夜之间，在厂区显眼建筑物墙面刷满了声援抗议大标语，白天我们照常上班工作，也沒有人找我们谈话。5月22日下午四点，我们一行人，举着声援抗议的牌在厂区总部游行示威。也沒遭人干扰，只因我们有涉及共产党，邓小平。当时的法律赋予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六四后所谓人大立法解释到今天就需审批了。
我们在厂区一系列的声援抗议并没有带动多少人，所以决定由我先行北上。实地声援北京大学生绝食抗争，从此再也沒有回到我工作十年的单位江西钢铁厂，至今在外流浪26年。
5月23号晚上在新余乘上了南昌一北京的烈车。踏上烈车的这一刻，我的人生命运不可逆转的改变了，随着时代烈车滚滚遥远北去，我自私的放下了娇妻爱子年迈病多的父母，和一个安逸详和的家。
5月26号早上6点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力绝食学生还在沉睡，我不忍心打扰。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糸帳蓬前，跟一个瘦黑戴眼镜的学生搭话，并拿出身份证自我介绍，该同学立即把我迎进了帐篷，这是我到北京第一个临时的家。这个同学叫郑贞福河南太康人，当时是大四学生，是北京师范大字晁福林教授预带研究生，一个学生领袖。之后我们就有了一段深交。在北师大帐篷内睡了一觉，6O多小时的车舟疲惫一扫而光，下午三点写一纸条建议:联合工人，组建全国团结工会。交北京高自联常委柴玲王丹等人没有回复，很正常，因当时交纸条的人太多了不可能一一回复。晚上看望了绝食学生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这个临时的家。当时不知道北京有个《北京工人联合自治会》设在哪。郑贞福同学告诉我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下一个小院内。弟二天一早我寻去，小院大门口有四五人在在接受工治联工作人员审查决定是否放进院内。我通过审查进入小院，一个年青瘦高穿大码球鞋的人接待了我，我们一阵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第一个来自江西的工人代表，我环视周边数十人，有一种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建党弟一次代表大会的感觉。先行者的自豪感由然而升。这25岁的青年叫韩东方，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稍后招集我们十多人开会填表。那一天我也第一次见到刘强，赵炳禄，在今后几天中我跟刘强赵炳禄交往的较多。
刘强，身材墩健，满脸透露出一种信念的坚定的目光。赵炳禄，一个典型工人装扮，不修发饰，瘦弱的脸庞更显异常坚定。他俩都是当年的北京工人领袖。北京工自联的成立到6月4日清场不足十五天，是诫严令后顶风成立的。而我跟他们一起战斗生活相处也仅仅只有8天。这也难怪韩东方说不记得我了，我也只做做什勤义工而已。没多久，北京工自联总部遭到天安门管理处驱赶，被逼迁到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祸福所倚，反而使北京工自联总部更接地气，直接面对每天数十万人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工自联广播站播音员吕京花每天播出大量新闻稿件。整个天安门广场，除了北京高自联的高音广播，就是北京工自联的高音广播，在一个共同的擂台向外呐喊，场面尤为壮观。
我每天的工作在工自联大帐篷内做些什勤，每天抽4小时看望接力绝食学生，听高自联广播，收集传单，并把传单信件寄回我原单位，这是我获罪的铁证。常去北京师范大学帐篷内找郑贞福同学交流，有时跟他回校洗个澡再返回广场。工自联大帐篷是我第二个临时的家，小丁是我接触最多的义工，一个帅气阳光的小伙子，东北人，在北京有亲戚，每天都会去一次，吃饭洗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