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打造一种文化：真实乌托邦与占领运动

游行完后跑去后门咖啡，听颇负盛名，长得很像Garfunkel的Erik O. Wright教授谈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与美国2011年占领Wisconsin州议会事件。提问时我问到，如何从真实乌托邦的观点看待占领行动的意义。2011年在Wisconsin州，人们占领州议会厅长达17天，甚至连警察工会都加入声援，挤满议会厅的群众高喊：”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然而最后，大幅删减公共预算及限制工会的法案还是通过了。「这样究竟能够撼动什么？如果我们号召两百万人上街，马总统还是不为所动，事情毫无改变；从企图以具体替代方案，指向未来理想的真实乌托邦观点，有什么component长出来了吗？那是什么？」我用我拙劣的英文问了大致上述问题。

Wright回答：「对于国家提出明确诉求的运动通常都会失败，当你只把诉求当成运动唯一的价值时，结果尤其容易让人失落。你必须思考在短暂胜败之外的意义，在我看来，你们正在打造了一种文化，告诉人们可以参与，必须参与，对自己想有的生活提出主张。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版本是：「如果你知道支持的候选人会输，为什么还要去投票？」(“Why bother to vote, when your candidate will definitely lose?”)你投票的理由不是因为你的候选人会赢，而是因为你是具有参与民主运作义务的公民。你们正在打造这种文化，让人们认为自己必须要参与在其中。」

前往凯道的前一夜，我感到无比绝望：我认为我不是去见证民意的，而是去见证「数十万人民」如何隐喻性地被拒马与「政府」隔开，而被解消──见证台湾民主的结构性困境。我预料政府作为治理国家的单位，不会有太大响应，因为我在马、江的回应中想通了：政府的任务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透过各种治理手段自我再生产。在当前的台湾政治结构，人民能施加的压力，只剩对于治理机器说服力薄弱的「正当性」。正当性当然很重要，但通常政府自己能运作良好，正当性的威胁无关痛痒。我从此认清一件事情：再也不要对政府「失望」，而要预期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始终只会把自己的利益排在最前头，通常这些利益与大多数人民无关。从「不对政府抱有期待」，我们才能重新思考自己的运动策略。道德劝说是没有用的，冲高游行人数主打正当性，也只在某些选举时刻有用。治理机器不会低头，只会交换条件，回头仔细检视过去那些「成功」，或许只是因为政府找到了更好的得利处。

从这点来说，乍看之下，Wright的回答是一贯的「事情要放长远看」，但「打造文化」这点让我咀嚼再三。如果我们预设了政府站在某个角度的对立面，与社会其他部门竞争谁是「治理者」（我并未要诉诸某种二元化，社会的不同部门自然也在相互竞争）我们确实需要一种高度政治参与的文化，但这种参与不该被放在治理机器既有的（选举）民主幻象中，甚至不该在相对应点人头式的群众运动中理解。而这些参与的价值，自然不只是试图撼动「难以撼动」的政治结构（虽然这仍旧是重要的），而是该问：我们是否从中创造了更有助于社会的可能性，即使这个可能性可能继续受到包含政府在内的百般阻挠。

因此，若清点五十万的人数，只为了动员肉体凑人数，召唤：「人民站出来对政府施加压力了，政府终于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听人民的话了」这种历史性情感，我对此感到焦虑与沮丧，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不是真话，政府永远不会跟人民站在一起。但如果去思考这五十万是怎样主动参与的关心者，他们如何于过去十数天逐渐积？其中全面的社会力动员，如何构成一种新的文化运动？我们或许可以找出一些有别于前者情感动员或民主神话以外，更有价值的东西。譬如：对于立法其实没有造成很大压力的公民条例审议，却是审议式民主理念推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实验与传播；跨世代的动员，促成了不同学运世代的对话；多样的网络平台（零时政府、沃草、台大新闻E论坛）等，宣告了公开透明、协作、实时传播是新的媒体标准；各地的民主／街头教室、解放论坛，更让许多过去被忽视的议题，能够以多元面貌被认识。

这是一场文化运动（延续葛兰西文化霸权阵地战的意涵）。若我们都好好记得这些，我们将能构成一个新的世代：抛下一切民主幻象，不再将政府与国家相提并论的世代。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形式民主、政党政治的结构限制下，具体在各个部门做出改变，或甚至打造新的模式。政府当然还是会依然故我的继续打转，但我们越来越有能力用其他方式补偿政府体制造成的伤害（正如同过去一二十年公民团体在做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有反转政府体制的可能。这或许就是真实乌托邦的意涵：既非修正，也非颠覆，而是超越(Transc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