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的两会，中国新闻媒体都保持了一定的静默，不给领导添乱，这几乎都已经不需要主管部门打招呼。所以才会任由“男神陈道明改稿“和”国社小姑娘追捧女神发言人”这样贻笑大方的稿子出街。今年代表委员们都收敛了许多，连雷人提案和名牌包都没的写了。
这不，3.15，最后这一天注定是要属于李克强的，但是就在各家媒体都开足马力炒作“克强概念股”的同时，真正的最佳男主角中纪委忍不住终于出手。3月15日12时55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仅3个小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即发布消息：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一出，舆论震动，有媒体用“秒杀”一词形容仇和落马的突然。中新网记者注意到，当日出版的云南日报，还在头版刊载了仇和14日下午参加本次人大会议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的消息。
仇和被查受关注，还因为他身上诸如“明星官员”、“个性官员”的标签。主政宿迁期间，当时的仇和以铁腕著称，曾因“敢言实干”被称为“官场另类”，并引起媒体对“仇和现象”的讨论。
论级别，论争议，仇和都不是最显眼的，他的特殊性在于，他也是一个深深将个人风格嵌入一个城市的官员。
仇和可是拆出一片大好仕途的书记。从江苏宿迁下属沐阳县一直干到了云南省委副书记。他升迁和改革方法被称为“仇和模式”。
在昆明期间，仇和已经延续着其在宿迁的主政思路。“仇和新政”中，最受争议的是城中村的改造。在昆明249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共有336个城中村，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多年来，昆明官员私底下把城中村称为“天字号难题”。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就大吃一惊。“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舍弃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拆迁改造，铁了心要捅“马蜂窝”。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
尽管有人质疑城中村改造背后若隐若现土地财政的影子，但拆字还是转瞬贴满昆明的大街小巷。仇和还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这多少成了改造扩大化的催化剂。
2013年9月6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罕见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城市的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中心摊大饼”，任意破坏城市与山水环境的有机联系，标志性的传统建筑被毁灭，一些历史文化街区被淹没，建筑物千篇一律，满目“水泥森林”。
此时，距离仇和就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不足一年半。仇和主政昆明期间，昆明全城可以见来自江浙的施工设备，而仇和最终倒台，和他打破当地固有的政商同盟关系也有着必然的联系。举个例子，云南是植物王国，但是昆明的道路绿化的树苗却不远万里从江苏引进。
时至今日，改革悍将也好，争议书记也好，都要等待中纪委最终的调查结果才能有结论。和仇和一样不禁让人联想的，还有李春城之于成都，薄熙来之于重庆，都是明星书记强力打造旧城改造。云贵川渝，写到这不禁都好奇贵阳市委书记是谁了，不过贵阳的城市建设够烂，也许恰恰是因为缺一个“贪官”来建设吧。
为什么贪官建的城市一般都还不错，这其实又要回到中国古代传统的酷吏能干大事儿的主题。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或者说延续千年的人治体制下，官员是既不讲效率又不讲公正，偶尔有几个讲效率不讲公正的，大家就觉得还不错。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仇和、李春城甚至刘志军，都是体制的悲哀，寒门子弟，在现行体制下，只有靠政绩，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升迁。敢想敢干必然也容易出事。中国老百姓其实还是很宽容的，你贪了钱，还把事儿办成了，总比贪钱还不办事强。人没有完人，你给了他绝对的权力，金钱、美色对他唾手可及，那么不管什么人也难抵诱惑。
所以问题又绕回来，怎么样才能让官员又有效率又兼顾公正呢？
靠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