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杨
世上要有光，还要有书。
世间要有读书人、说书人、写书人，更要有出书人。出书人像随喜的裁缝，为他人缝制嫁衣。
2005年，从业20余年的出书人徐晓自己写了书《半生为人》，加上自序一共13篇散文，写她的爱人、亲人、难友和同道。作家杨葵援引马拉默德的话赞美她，说苦难像块衣料，被明白人裁成精美的衣服。
“明白人”徐晓赶上了一个时代，甚至赶在时代之前。
作家土家野夫这样介绍她：“《今天》的创办人之一，文革年间的女囚，后来的著名散文家、出版人，我们很多人的朋友。”土家野夫是“思享家系列丛书”中《乡关何处》的作者，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徐晓是《乡关何处》的出版人。
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不满20岁的姑娘被抓去坐牢是不幸的，就像1975年1月28日凌晨，徐晓遭遇的那样。那天她在学校被人从睡梦中叫醒，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押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只是她后来才知道，同一时间，她的家也被抄，所有床铺被拆开，厕所的水箱都被打开，哥哥因此没有上成大学，外地读大学的姐姐也差点退学。
两年后，徐晓和几乎同时被抓捕的朋友赵一凡出狱。“出狱后才知道，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徐晓曾试图遣词造句向人描述来龙去脉，又放弃了——说给谁听呢？经历过的人觉得没有新意，没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相信。
出狱是在1976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杂志要到两年后才会诞生。《今天》的发起者之一、后来是杂志唯一领薪水的工作人员芒克那时还在北京造纸一厂看守草料，他刚得到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一间宿舍和自己认为的自由。
但此时徐晓要面对的是：男友分手，朋友陌路，没有书读，拖着“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和两位老太太一起踩缝纫机加工童装。
为了上访平反，问题和现今看来不可思议的对策随之而来：“跑平反的事，我就得请假，可她们不允许我请假，怎么办？我就到医院看病，争取开假条。别人教给我去药店买“麻黄素”，提前半小时吃麻黄素，医生一检查就是心动过速。真的特管事，吃完了心脏跳个不止。还有量血压时，使劲把脚在地上踩，只要一个脚先着地，血压就会上去。结果我就这样成功的拿到了请假条，拿到了请假条我就可以跑我平反的事。”
那段时间，徐晓每天下班去当时还不收门票的地坛公园散步。有个人一直跟着她，很久后他来搭话：“姑娘，你有什么问题吗？”在那个彼此防备的年代，搭讪是少见的事。
“我每天下班路过这儿都看到你，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人说，“我觉得你有自杀的倾向。”
“大家羡慕我们当时年轻人在一起轰轰烈烈的感觉，似乎我们有种特别的机缘经历这个时代别人没经历的东西，”徐晓回忆，“实际上，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特别特别不幸。”
出狱后的自由像不自由一样令人难以适应。她的朋友赵一凡在此时、此前及此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鼓励她学英语，为她介绍了很多不同凡响、生活特别充实的朋友，也是通过他，徐晓偶然闯入一个圈子：“这一圈子被说成是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
1978年12月23日，第一期《今天》诞生。那天是星期六，徐晓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胡同的赵一凡家，看见几位年轻人在刷糨糊，其中有她之前就认识的北岛。
徐晓问，你们干嘛呢？
他们说，我们办了一个文学杂志。
后来，这个500块起家的文学杂志还赚钱了：“除了买纸，这笔钱还养活了《今天》唯一的职业诗人一一芒克。每月15块，还要分两次给。因为钱到芒克手里，他会很快喝酒喝掉。”
第一期《今天》在西单民主墙、《人民文学》、《诗刊》及大学区张贴后，有人在刊物的空白处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周郿英就是这样跟《今天》取得联系，后来他成为《今天》的核心成员，再后来他成为徐晓的丈夫。
“杂志一贴出去，有了反响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文学杂志，而是个政治行为。”
五人团队起了分歧，迅速瓦解，只剩下北岛和芒克。
“徐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一些忙？”
徐晓就这样就有点被裹挟着进入了《今天》杂志、一系列历史和一大段热气腾腾的日子。
根据北岛的回忆，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大家边干活边聊天，吃饭时凑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
东四十条76号，当时《今天》杂志社公开的所在地，全国各地的读者去朝圣。
徐晓记得，编辑部的常客里有很多来历不明的外地画家，嗓音嘶哑，不修边幅，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上西单墙，引来无数好奇又不解的目光；顾城睁着天真的大眼睛找到那儿；这份文学杂志的作者包括：舒婷、北岛、芒克、食指、江河、顾城、方含、严力、杨炼……有人说，《今天》是“朦胧诗的原点”。
说起来令人神往，徐晓自己也感叹：“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今天》的作家们，后来基本悉数成名，而那些与文学无关的工作人员，就此与历史擦肩而过，就像浪花里的一滴水。
出版了9期杂志和4本丛书后，《今天》停刊，水滴们却由于这段特殊经历，永远被列入“另类”的黑名单，失去普通人生活的安宁：连文学爱好者都算不上的护士桂桂，手持天蓝色的《今天》与北岛接头，被领进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帮忙装订没有她署名的杂志；负责刻写蜡版的纺织厂女工崔德英，文学创作没能有大的反响，人却在正统之外的道路越走越远，后来住进了精神病院……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记录了她们的故事，也不惮于曝露自己能力的边界与自私。
“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残酷的。”“个人和历史的关系”是徐晓一直思考的问题，“个人来讲，我愿意挖掘这样的历史，我愿意把每一个水滴都记录下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水滴。”
列入黑名单的当然也包括徐晓自己。“大学毕业分配时，因为参加过《今天》，学校里把我当成重点对象，要决定是否给我毕业证书。学校党委派人参加我们的毕业总结，总结完了以后要发我们毕业证书。当时我就跟大家说，我公开讨论自己的问题，我参加了民主墙的活动，同时我也参加了学校的竞选。”徐晓觉得当时自己已从不自觉变成了自觉，“当你有一个自觉的选择，不幸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幸运。”
明白人之所以为明白人，不仅在于苦的阅历，也不止于将苦难化为美衣，更在于对待苦难及其馈赠的清醒。
因为这种清醒，徐晓会释放一些世俗的善意和提醒。历史学家高华生前在一次讲座提到徐晓：“徐晓，你们知道吧，中国最好的编辑……”徐晓会向后辈强调自己经历的偶然性：“一个年轻人十年前问我，徐老师你刚做图书编辑就能出这么多好书，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我非常坦然地说，你不能像我这样，你只能另辟蹊径，你走我这条路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比如说我的图书资源，现在的大名人，都是我们当年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真正的好编辑是你做了什么让别人跟着你，而不是你跟别人——我怎么能做出让别人跟着我的书呢？我比别人对社会敏感，我要感知的是社会不是图书市场。”
徐晓看重“苦难”之与作家的意义，在她看来，中国作家的问题不是痛苦，而是不够苦：“作家痛苦是其中应有之意，如果你不能够面对内心的黑暗，不能够面对负面的社会现实，或者是内心的黑暗，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对徐晓来说，要有光，要有书，要有苦——但你要配得上你受的苦。
这一点她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给朋友赵一凡写信：“我们无缘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
杨葵曾把徐晓和章诒和的作品比较：“同样是对待那段历史的苦难，徐晓的态度比章诒和要成熟。徐晓像敢承担的大姐，章诒和像青春期尚有残留的妹妹。”
徐晓自己怎么看成熟？
“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徐晓在她的书里写。
回想起八十年代，大家往往会描述这样的画面：阳光照亮了的理想主义和人际关系。
徐晓很认同这一点。她说自己现在也尽量给周围的人带去一点阳光，因为她自己体会过：“由于一个人一个小小的行为点拨了你——那些芸芸众生永远看不见的风景，如果没有他，你就永远看不到；他随便一指说那儿有一扇窗户，你就推开了，你推开就看到人间奇景。”
（據： 正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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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
“你要配得上你受的苦”
文/杨杨
世上要有光，还要有书。
世间要有读书人、说书人、写书人，更要有出书人。出书人像随喜的裁缝，为他人缝制嫁衣。
2005年，从业20余年的出书人徐晓自己写了书《半生为人》，加上自序一共13篇散文，写她的爱人、亲人、难友和同道。作家杨葵援引马拉默德的话赞美她，说苦难像块衣料，被明白人裁成精美的衣服。
“明白人”徐晓赶上了一个时代，甚至赶在时代之前。
作家土家野夫这样介绍她：“《今天》的创办人之一，文革年间的女囚，后来的著名散文家、出版人，我们很多人的朋友。”土家野夫是“思享家系列丛书”中《乡关何处》的作者，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徐晓是《乡关何处》的出版人。
“姑娘，你有什么问题吗？我每天下班路过这儿都看到你，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你有自杀的倾向。”
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不满20岁的姑娘被抓去坐牢是不幸的，就像1975年1月28日凌晨，徐晓遭遇的那样。那天她在学校被人从睡梦中叫醒，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押送到了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只是她后来才知道，同一时间，她的家也被抄，所有床铺被拆开，厕所的水箱都被打开，哥哥因此没有上成大学，外地读大学的姐姐也差点退学。
两年后，徐晓和几乎同时被抓捕的朋友赵一凡出狱。“出狱后才知道，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徐晓曾试图遣词造句向人描述来龙去脉，又放弃了——说给谁听呢？经历过的人觉得没有新意，没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相信。
出狱是在1976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杂志要到两年后才会诞生。《今天》的发起者之一、后来是杂志唯一领薪水的工作人员芒克那时还在北京造纸一厂看守草料，他刚得到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一间宿舍和自己认为的自由。
但此时徐晓要面对的是：男友分手，朋友陌路，没有书读，拖着“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和两位老太太一起踩缝纫机加工童装。
为了上访平反，问题和现今看来不可思议的对策随之而来：“跑平反的事，我就得请假，可她们不允许我请假，怎么办？我就到医院看病，争取开假条。别人教给我去药店买“麻黄素”，提前半小时吃麻黄素，医生一检查就是心动过速。真的特管事，吃完了心脏跳个不止。还有量血压时，使劲把脚在地上踩，只要一个脚先着地，血压就会上去。结果我就这样成功的拿到了请假条，拿到了请假条我就可以跑我平反的事。”
那段时间，徐晓每天下班去当时还不收门票的地坛公园散步。有个人一直跟着她，很久后他来搭话：“姑娘，你有什么问题吗？”在那个彼此防备的年代，搭讪是少见的事。
“我每天下班路过这儿都看到你，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人说，“我觉得你有自杀的倾向。”
“大家羡慕我们当时年轻人在一起轰轰烈烈的感觉，似乎我们有种特别的机缘经历这个时代别人没经历的东西，”徐晓回忆，“实际上，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特别特别不幸。”
出狱后的自由像不自由一样令人难以适应。她的朋友赵一凡在此时、此前及此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鼓励她学英语，为她介绍了很多不同凡响、生活特别充实的朋友，也是通过他，徐晓偶然闯入一个圈子：“这一圈子被说成是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
“徐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一些忙？”
1978年12月23日，第一期《今天》诞生。那天是星期六，徐晓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胡同的赵一凡家，看见几位年轻人在刷糨糊，其中有她之前就认识的北岛。
徐晓问，你们干嘛呢？
他们说，我们办了一个文学杂志。
后来，这个500块起家的文学杂志还赚钱了：“除了买纸，这笔钱还养活了《今天》唯一的职业诗人一一芒克。每月15块，还要分两次给。因为钱到芒克手里，他会很快喝酒喝掉。”
第一期《今天》在西单民主墙、《人民文学》、《诗刊》及大学区张贴后，有人在刊物的空白处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周郿英就是这样跟《今天》取得联系，后来他成为《今天》的核心成员，再后来他成为徐晓的丈夫。
“杂志一贴出去，有了反响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文学杂志，而是个政治行为。”
五人团队起了分歧，迅速瓦解，只剩下北岛和芒克。
“徐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一些忙？”
徐晓就这样就有点被裹挟着进入了《今天》杂志、一系列历史和一大段热气腾腾的日子。
根据北岛的回忆，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大家边干活边聊天，吃饭时凑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
东四十条76号，当时《今天》杂志社公开的所在地，全国各地的读者去朝圣。
徐晓记得，编辑部的常客里有很多来历不明的外地画家，嗓音嘶哑，不修边幅，把自己的现代派作品挂上西单墙，引来无数好奇又不解的目光；顾城睁着天真的大眼睛找到那儿；这份文学杂志的作者包括：舒婷、北岛、芒克、食指、江河、顾城、方含、严力、杨炼……有人说，《今天》是“朦胧诗的原点”。
说起来令人神往，徐晓自己也感叹：“我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可以过这样一种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在简陋的房子里，喝廉价的酒，做自己认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今天》的作家们，后来基本悉数成名，而那些与文学无关的工作人员，就此与历史擦肩而过，就像浪花里的一滴水。
出版了9期杂志和4本丛书后，《今天》停刊，水滴们却由于这段特殊经历，永远被列入“另类”的黑名单，失去普通人生活的安宁：连文学爱好者都算不上的护士桂桂，手持天蓝色的《今天》与北岛接头，被领进毫无浪漫色彩的破房子，帮忙装订没有她署名的杂志；负责刻写蜡版的纺织厂女工崔德英，文学创作没能有大的反响，人却在正统之外的道路越走越远，后来住进了精神病院……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记录了她们的故事，也不惮于曝露自己能力的边界与自私。
“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残酷的。”“个人和历史的关系”是徐晓一直思考的问题，“个人来讲，我愿意挖掘这样的历史，我愿意把每一个水滴都记录下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水滴。”
列入黑名单的当然也包括徐晓自己。“大学毕业分配时，因为参加过《今天》，学校里把我当成重点对象，要决定是否给我毕业证书。学校党委派人参加我们的毕业总结，总结完了以后要发我们毕业证书。当时我就跟大家说，我公开讨论自己的问题，我参加了民主墙的活动，同时我也参加了学校的竞选。”徐晓觉得当时自己已从不自觉变成了自觉，“当你有一个自觉的选择，不幸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幸运。”
“中国作家的问题不是痛苦，而是不够苦。”
明白人之所以为明白人，不仅在于苦的阅历，也不止于将苦难化为美衣，更在于对待苦难及其馈赠的清醒。
因为这种清醒，徐晓会释放一些世俗的善意和提醒。历史学家高华生前在一次讲座提到徐晓：“徐晓，你们知道吧，中国最好的编辑……”徐晓会向后辈强调自己经历的偶然性：“一个年轻人十年前问我，徐老师你刚做图书编辑就能出这么多好书，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我非常坦然地说，你不能像我这样，你只能另辟蹊径，你走我这条路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比如说我的图书资源，现在的大名人，都是我们当年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真正的好编辑是你做了什么让别人跟着你，而不是你跟别人——我怎么能做出让别人跟着我的书呢？我比别人对社会敏感，我要感知的是社会不是图书市场。”
徐晓看重“苦难”之与作家的意义，在她看来，中国作家的问题不是痛苦，而是不够苦：“作家痛苦是其中应有之意，如果你不能够面对内心的黑暗，不能够面对负面的社会现实，或者是内心的黑暗，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对徐晓来说，要有光，要有书，要有苦——但你要配得上你受的苦。
这一点她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她给朋友赵一凡写信：“我们无缘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精神的苦刑’，这位残酷的天才把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最残酷最卑劣的境地提炼崇高。”
杨葵曾把徐晓和章诒和的作品比较：“同样是对待那段历史的苦难，徐晓的态度比章诒和要成熟。徐晓像敢承担的大姐，章诒和像青春期尚有残留的妹妹。”
徐晓自己怎么看成熟？
“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徐晓在她的书里写。
回想起八十年代，大家往往会描述这样的画面：阳光照亮了的理想主义和人际关系。
徐晓很认同这一点。她说自己现在也尽量给周围的人带去一点阳光，因为她自己体会过：“由于一个人一个小小的行为点拨了你——那些芸芸众生永远看不见的风景，如果没有他，你就永远看不到；他随便一指说那儿有一扇窗户，你就推开了，你推开就看到人间奇景。”
（據： 正經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