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木：四中全會的法治邏輯

10月20至23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將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此前的各種吹風表明，四中全會將重點討論「依法治國」的問題。

討論依法治國，邏輯上兩點有意思：一是暗示現在不是依法治國，或不總是依法治國，所以要討論；二是由政黨，而不是由立法機構暨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討論，顯然是黨大於法，或者是黨凌駕於國會之上。黨中央通過的決議，走個形式讓國會和政府來解釋和執行。

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政治現實和一直以來的做法，這麼做也可以理解。執政黨向國會提出執政和法律建議，形式上也能說得過去。回到內容上，人們更關心四中全會要解決什麼，有什麼變化。

通常這種高層會議，要解決權力鬥爭和機構設置問題，就像去年的三中全會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人員安插和機構運作，十八大後新上台的最高層領導，經過一兩年的適應過渡期，正式發號執政。

本次四中全會再設置新的機構可能性不大，應該重點是調整人員。特別是在發生了周永康事件的權力震盪，相當多的官員受牽連被拿下，此外還有許多官員因貪腐落馬的情況下，首先要解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增補選，以及在黨內的分工和政府的任職問題。

至於法治問題，不妨換個角度了解。在任何法治國家，不管是實質性的還是名義上的，依法治國都是個不言自喻、不用討論的問題。如果要討論人治或德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這是個問題；討論法治，本不是個問題，但一定要討論，往往有另外的用意。

就像過去沒有《遊行示威法》，民眾可以在街頭表達主張。八九年後匆匆出台了《遊行示威法》，名義上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遊行示威的憲法權利，但實際上卻限制了這一權利，從此以後，很難遊行示威。中國作為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國家，幾乎在每個領域都有法律，但媒體領域一直沒有《新聞法》。有人建議要制訂法律以保護新聞自由，但更多的人卻認為，沒有新聞法，對新聞的控制還是在暗中進行；一旦有了新聞法，那就是公然地控制新聞媒體了。因為在司法不獨立，法律由政治解釋的情況下，有法比沒有法還要糟糕。

之所以對將要討論的法治另有隱憂，是因為四中全會前具有政治導向的《紅旗文稿》，發表了「依法治國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把人民民主專政落到實處，切實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權益，而不是用法治來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如果用法治來否定、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就上了「普世價值」的當。

這篇文章的邏輯是，法治要由人民民主專政來保證，而人民又是由黨來代表和領導的，實質就是黨治。因此不管怎麼變換概念，目的很明顯。

無獨有偶，在去年的三中全會前，《紅旗文稿》等導向性的媒體也發表了一系列反憲政、反普世價值的文章，緊接著就是對網絡言論和公民運動的打壓，七不准講的出台，直至三中全會上「國安委」和「網絡安全小組」的成立，全面收緊對言論和公民社會的控制。

中國的問題不是法制而是法治，法律制度從大秦律到大清律一直有，這些年更是制訂了眾多的法律，法制蔚為大觀，但依法治理的法治卻若隱若現，人治無處不在。

因此法治的邏輯是，在基本上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後，當務之急是解決有法不依和選擇性執法的問題，以及最根本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這個平等不是抽象的平等，而是百姓和官員、群眾和黨員、民間社會和共產黨組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問題。

四種全會是遵循以上的法治邏輯，還是《紅旗文稿》的邏輯，以法治的名義，強化專政和黨治，很快會見分曉。

但無論怎麼變換概念，如果做不到依法平等、依法辦事，那麼不管開多少次會，如何討論依法治國，最終都是不管什麼法，都不如領導的看法。

(據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