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八九之痛与香港占中

香港公民为争取真普选发起了罢课、占中等运动，无容置疑，要求普选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也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根基，所以在目标与诉求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目标的正义，还需要路径、方法、策略选择得当，进退有据。对于社会运动来说，动员起来固然不易，而动员起来后又能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有智慧地把握，以期以尽可能小的社会代价达成合于民众利益的目标，却是非常困难的。从人类历史来看，群众运动常常陷入：拉出去容易，拉回来难；动员起来容易，平息下来难；激情鼓动起来容易，冷静下来难。而从人类社会长远、平稳、和平转型与进步来说，能够自我控制，自我收场，这显然比动员起来参与运动更重要，要求更高。从一定程度，这种能否自我控制与收场，既代表着一种公民素质与运动水准，同时也决定着运动成效与历史积累的多寡。

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过去25周年了，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来，每当我想起那场运动就极为痛心，而其中最让我痛心的是，运动缺乏组织性，没有收缩性，没有做到能进能退，没有做到能放能休，而陷入只进不退，拉出去回不来的困局。
 
对于社会运动来说，动员起来固然不易，而动员起来后又能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最后能够见好或见险就收，那却是更难的。从人类历史来看，群众运动常常陷入：拉出去容易，拉回来难；动员起来容易，平息下来难；激情煽起容易，冷静下来难。而从人类社会长远、平稳、和平转型与进步来说，能够自我控制，自我收场，这显然比动员起来参与运动更重要，要求更高。从一定程度，这种能否自我控制与收场，既代表着一种公民素质与运动水准，同时也决定着运动成效与历史积累多寡。
 
群众运动由于其自发性、情绪性与无组织性，而具有难控制、难预测、随机性特点。也由于这些特点，常常使运动无法与体制内健康力量结成互动，却很容易为顽固反动势力的镇压提供口实。1989年5月14日北京高校学生发起绝食后，体制内改革势力曾一度组织起一次在统战部礼堂的对话，据在场人士说，赵紫阳先生当晚曾亲临统战部礼堂，但最终却没有形成对话，原因就是作为学生方面的对话成员在争执中为情绪所左右，基本难以静心讨论问题。由于这次对话的不成功，为最后顽固势力打击改革势力与镇压民主运动提供了现实依据。试想如果当时这场对话能够成功，中国局势将会有历史性的不同。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我们今天只能啜饮六四屠杀这杯苦酒。
 
为什么当时爱国民主运动无法完成一次民间与官府开明改革力量的成功对话，从而使体制内外形成互动？这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群众运动的特点及其情绪化的天然缺陷的确对建立体制内外良性互动有阻碍。八九民主运动由于没有克服这种阻碍，最终以悲剧结局。这种悲剧给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留下的伤痛，至今乃深深困扰着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这种八九之痛最主要的集中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八九之痛一：成百上千的宝贵生命陨落，与此相应的成百上千家庭从此失去欢乐而沦陷入无尽伤痛之中。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最后迎来的“六四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现在虽然仍是个迷，但从民间自发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成百上千的死难者中包括从几岁孩子，到未成年中学生，到已成年大学生以及老人，他们都是无辜者。这么多无辜生命被剥夺，显然是对中华民族及其人类的犯罪。这些宝贵的生命在那次屠杀中骤然结束，牵连着相应的成百上千的家庭陷入丧亲之痛。这种生命被剥夺与家庭遭痛苦就是这个民族胸口上撕开的裂痕，会深深影响着民族前行，同时也是人类一个时代的耻辱与伤痕。
 
八九之痛二：体制内开明改革势力遭到清算，顽固反动保守势力从此僭取公权高位，中国迈上了一条没有政治改革的跛足经济改革之路，产生了权贵集团，使中国社会长久陷入与文明为敌的逆历史背潮流泥塘。八九六四屠杀后，体制内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为代表的开明改革力量遭到了顽固反动势力的疯狂清洗，赵紫阳被囚禁，习仲勋“被南下养病”，朱厚泽被排挤出局，还有许多如张炜、张祖桦、吴稼祥、曹思源等等政治精锐，遭到严酷审查而告别体制投身民间。从此，中国体制内开明改革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一些有良心的人士，只能委曲求全，洁身自保。在各种重大决定国计民生的政策上，体制内开明改革人士无力形成有效阻止顽固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力量。中国权力集团从此在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的互推之下，有预谋有计划地瓜分国财猎取民脂，摧毁中国传统是非标准，颠覆人类固有的善恶价值，使中国社会一步步沦陷入现代物欲横流下的精神荒漠中，以致五千年文明被摧残殆尽，导致突破人类底线的社会性灾难层出不穷。八九屠杀之后，中国官场成为聚恶集腐、藏污纳垢之地，官场泛滥起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为恶得势、行善遭压的逆文明的浊流污水，这极大地残害、毒化着这个民族与社会。
 
八九之痛三：中国知识界一批坚守良心与正义的独立知识分子遭到通辑、抓捕、判刑、流放、批判，一批丧失求真原则，热衷追名逐利，折断了脊梁骨的犬儒，僭居学术殿堂，大行伪诈之风，严重污染民族精神，玷污民族灵魂。在这种伪学犬儒盛行之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价值横遭毁弃，民族赖以依托之基荡然无存，进而带来继文革后中华文化的再度劫难与精神扫荡，中华民族舍生取义、安贫乐道、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情怀被清空抽干，以致使这个民族变成缺失灵魂的躯壳。
 
八九之痛四：八九之后，在顽固反动势力对开明进步势力疯狂镇压、清剿，对社会精神文化刻意诱导摧残，伪学犬儒曲意逢迎的多重夹击下，中国社会出现全局性的崩溃，社会赖以存续的底线被一再突破，如各种有毒食品、伪劣产品泛滥成灾，甚至屡屡出现丧尽天良的屠童事件。这种人类人伦底线失守的灾难，在深刻揭示中华民族的深度危机。
 
这些八九屠杀后带来的民族全方位、深层次的溃败、灾难，固然是顽固反动势力所直接制造的罪孽，但是八九民主运动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深刻反省、检讨，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香港为争取普选发起了罢课、占中等运动，无容置疑，要求普选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也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根基，所以在目标与诉求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目标的正义，还是需要路径与方法的正义与得当，基于对八九运动的沉痛教训，我特别担心中国再度重演一次八九国难，若果真如此，中国未来三十年将再次深陷在八九之后的灾难中不能自拔，要知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付不起这个惨痛的代价了！
 
从后极权社会的本质来说，它从来不害怕反抗，社会的反抗对它就是兴奋剂，它最害怕的是失去“敌人”。对极权社会的顽固反动势力，“敌人”的存在是它们赖以存续的前提与基础，所以它们千方百计的发现“敌人”，制造“敌人”，以此来证明自己暴力专政的合法与必要。
 
香港占中运动起来后，中国体制内顽固反动而腐败的势力终于找到公开聚集抱团，以政权稳定的名义来扼制反腐与任何可能指向文明的改革的口实，它们已经公开祭出阶级专政的大旗，行将对中国体制内复苏的革新力量再次清洗，对民间它们圈定的“敌人”再次举刀。八九悲剧重演事实已经登场。当此时刻，中国何去何从，实在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应该郑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