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 计生恶政何时了

前两天，纯粹偶然的原因，听了一对再婚夫妇的倾诉。他们向我诉说了反复回村里为三岁的儿子上户口的种种艰难曲折。自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他们就不断地给村书记主任和妇女主任送礼，每个人每次都是几百上千，可都没用。村妇女主任多次到他们在东莞的店里作客，每次他们都是肉酒肉饭招待，有次临走时，她居然对着他们家大门，双手合十说：“祝愿你家死儿子！”然而也是这个妇女主任，曾为他们开过一个假出生证，为此收了他们1000元钱，又向他们借了6000元，三年后还只还1000，还有5000，赖帐不还。他们说，这次回村才好不容易有些眉目，原因是上面政策变了，派出所这次不要计生证明，答应尽快把户口的事办好。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原因是湖北计生委（原话如此，应该是卫计委）与公安在打官司。两个政府部门之间为什么会打官司，他们说不清。我估计可能与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有关，公安不再把给孩子办户口与计划生育证明绑在一起，卫计委对新生儿拦路抢劫的恶政一旦失去公安支持，就自动失效，这无异于摔了计划生育干部的金饭碗。

他们诉说中有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据这对夫妇讲，村妇女主任在得知公安不认她开出的“违法生育”证明后，说：“我巴不得习近平死，薄熙来有什么错？”

且不说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本就是肆意侵犯人权的罪恶行为，即使认可其对减小人口压力具有一定作用，也只是个权宜之计。它只是断定，现阶段中国人口太多，需要以节制生育来减少人口，但节制并非需要一直节下去，等人口总量降到某个合适的水准，计划生育就当停止。与计划生育相比，可持续发展才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才是原则。由于执政者的愚昧，计生居然被与可持续发展这种长期原则并举为所谓的“两个基本国策”，未经公共辩论，凭中共中央和所谓专家的意见，就被强加在亿万国民头上。

1990年前后是计划生育的巅峰时期，除少数民族外，中共拿出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强力手段，在全国强制推行“城市一孩，农村两孩”的暴政，为达到中国人没有一对男女能避免被强制实施的节育，当局采取种种极端措施，一是把生育率与官职考核捆绑在一起，实行所谓的“计生一票否决”，生育率高低被视为与所有各级党政一把手职务地位直接相关的“硬指标”；二是计生干部有权入户捉人抓人绑人，有权没收财产，有权铲倒反抗者的房屋，妇女们为逃避反抗节育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无效，即使以命相胁都没用，最极端的超越法西斯的标语口号是“喝药不夺瓶，上吊不拉绳”；三是计划生育被与公职和户口等等捆绑在一起，一旦计划外生育，不仅自身将失去公职，而且生出来的孩子也是黑人，没有户口。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户籍管理从一个人呱呱坠地开始，直到进入火葬场为止，与每个人的生命相始终。没有户口，意味着从出生起就是被歧视的对象：读幼儿园，被拒绝，非读不可，得花大价钱；进小学，仍然是被拒收，仍然是得额外花大钱；长大了，没有身份证，没有责任田，不能参加高考……没有户口，几乎寸步难行，处处饱受歧视，事事都得额外花钱，时时低人一等。

与这种强制性相配套的还有巨额罚款和收费，每超生一个孩子罚款数千，前些时曝出张艺谋因超生被罚数百万就是例证。卫计委收取的巨额罚款和收费，美其名曰缴给了财政，实际上为鼓励收费和罚款的积极性，至少有一半又由财政返还给了卫计委，最后不是被卫计委领导用于吃喝嫖赌，就是以奖金福利等名义被卫计委内部的干部职工瓜分掉了。

作为计划生育的组织保障，计生专干（在其他党政机关是计生兼职干部）是打村委会起的镇、县、市、省、中央都必须配备的公务职位，每个乡镇通常有四个左右的专职计生干部，每个县有二百左右的计生工作人员。全国也许有20万或更多的公务员靠结扎、堕胎、卖药、罚款、收费为生。计划生育事实上就是这些公务员及其领导的“封地”，他们工资的一部分由财政保障，还有一部分则属于自筹，再加上奖金和各种福利，也许还包括领导的烟酒饭、嫖资赌资和存折，全都依靠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没有了计划生育政策，或这个政策不那么管用了，民众不买帐了，不提着好烟好酒登门求告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计生官员能不跟你急？能不反对户籍制度改革？

共产党执政六十余年来，旨在压迫剥削人民的暴政、虐政、恶政绝不仅仅只是计划生育和户籍制度，还有更加隐蔽和严重的，如干部考核提拔任命，各种审批，国土卖地，城管，强拆，环保收钱，银行扩大存贷价差，汽油电力自来水涨价，电信电视报刊杂志的有偿新闻和强制订阅，矿产坐地收银子，种子农药兽医垄断，医疗高额收费，社保低保从基金中刮油，高速公路旅游景区拦路设卡抢劫……举不胜举，暴政、虐政、恶政几乎遍地都是，问题堆积如山。

                                     2014年8月21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8期    2014年8月22日—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