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虎”的说法源出于1948年的蒋经国。蒋经国当年的原创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与习近平的口号“老虎苍蝇一起打”略有不同。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并不是为了国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而是为了克服金融危机，挽救中华民国。当年的国民政府不仅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政治、经济上也是一塌糊涂：派系恶斗，腐败横行，百业萧条，物价飞腾，不得不紧急推行币制改革。为保障改革成功，蒋介石委任其子蒋经国到上海“协助督导”经济管制。蒋介石在日记里吐露心声：“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惟一人选。”知子莫若父，蒋经国的特殊优势除了独一无二的“太子”身份，还在于他做事认真、为人正派、敢于碰硬、勇于犯难、不轻易服输的个性，这使他既不会被奸商利诱收买，也不惧怕贪官打击报复，这样的品格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党国官场里确实非常罕见。
蒋经国信不过已经高度腐败的地方官僚系统和军警特机关，他命“太子系”亲信部属从各地齐聚上海，调派由他亲手创建的戡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赴沪执法，并将其扩充组建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正是这支“太子亲兵”率先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著名口号。在接受任命的当天，蒋经国就在日记里写道：“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他向上海人民公开表白：“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说明他早已做好了“打老虎”、打硬仗的心理准备。他在上海体育场发表演讲，与数千群众高唱“两只老虎”歌曲，带头呼喊 “打倒豪门资本”、“扫除腐败势力”、“搞革命，双线作战”等口号（注：“双线”指反共和反腐两条战线）。盖因金融危机已深，亡党亡国在即，已没有时间从容整治，只能采取“不惜以人头平物价”的革命手段了。
蒋经国的上海“打老虎”运动雷厉风行，令人侧目。蒋动员全民检举，举报查实者可获没收款物三成的重奖。他自己和下属经常连夜审阅检举函。蒋经国几乎每天都要约见财经大亨，每天都有政商名流被带走调查，每天都有突击检查、就地查封。60多名“奸商”被抓捕，其中包括米、棉、纱、油、纸等各行业商会的会长，还有青帮老大、“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家总管万墨林，就连宋子文参股的永安公司经理也不能幸免。杜月笙向蒋介石私下求情（传说二人年轻时曾是拜把子兄弟），但蒋介石将回电公诸报端：“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言辞虽然客气，却意在提醒杜家必须无条件服从蒋经国的指令。蒋经国甚至大开杀戒，将顶风作案的林雪公司经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两位军官，后来还有宪兵大队长处以死刑。蒋经国说：“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这一系列铁腕行动效果良好，一个月下来，飞涨的物价明显稳定，政府信誉亦大有好转，市民、外侨和国内外舆论均对蒋经国大表赞佩，誉之为“蒋青天”、“活包公”、“中国的经济沙皇”。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风光了一个月，“打老虎”运动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转折点是著名的“扬子公司案”。直接原因是蒋经国对孔令侃（孔祥熙与宋蔼龄之子）及其扬子公司“不能严办”，致形象受损、威信破产；间接原因则是军事溃败、内政糜烂，一时一地的“打老虎”运动不足以良性运转、自力维持。孔令侃不是好人，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做了不少巧取豪夺的非法生意，蒋经国必定都是知道的。蒋氏父子对孔家的聚敛行为大概也并不认可，1945年蒋介石曾因“美金公债舞弊案”撤了孔祥熙央行总裁之职，并在日记里大骂孔祥熙“可耻之至”、“贪劣不可救药”、“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但骂归骂，最终还得放他一马，因为蒋介石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惩办孔祥熙比放过他更加有害党国。
正值“打老虎”关键时刻，感到受了选择性执法之欺的大亨杜月笙在蒋经国出席的座谈会上当众将了小蒋一军，他恳求蒋经国一视同仁，到囤积居奇最多的扬子公司也去查一查。杜月笙还向蒋提供了一份其他豪门家族和高级将领在上海经济犯罪的证据材料，这让蒋经国很是下不来台。蒋经国不得不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大概也打算逮捕法办孔令侃。一时间“谣言”满天飞，媒体把“扬子案”炒得沸沸扬扬，好事者们都以热烈期待的心情关注“孔老虎”的下场——正如不久前全国人民热烈期待“周老虎”现形一样。据说是宋美龄出面以“你们是手足，不要争斗下去”阻止了蒋经国查办孔令侃，也有人说是蒋介石亲自干预，并在接见上海文武官员时以“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的理由公开为孔家开脱（这样的说词出现在公开场合极不可信）。但受伤最深的人似乎是蒋经国，他心灰意冷，痛苦难言。
“扬子案”的详情一直是一个谜，蒋经国自述中也多有回避，他写道：“XX公司的案子……因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误会，……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并大发感慨：“今天不怕敌人，而只怕自己人拆台。”蒋经国乘兴而来，铩羽而归，离开上海时，他向上海市民公开道歉，在广播电台念道歉信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无论如何，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之旅输得很惨，是一场没有任何赢家的多输博弈：蒋经国损伤了政治信誉，原先赞美他为“蒋青天”的公众感到大失所望，曾经将他视为“挽救党国的最后王牌”的舆论界转而公开嘲讽他“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孔家、杜家虽未被严惩，但毕竟缴了罚款，关了生意，不仅在上海失势，更从此家道衰落，灰溜溜出奔境外；那些遵守法令、信任政府、服从蒋经国指令的上海中产阶级输得更惨，他们把辛苦攒下的金银和美钞换成了两个月后一钱不值的“金圆劵”，血本无归，欲哭无泪；而国民政府透支了它的道义资源，比它打下来的“老虎”们寿命也长不了几天，随着它在大陆最后一次严肃认真的改革行动宣告失败，其土崩瓦解之势也就无从阻挡了。
习近平既然袭用蒋经国的“打老虎”比喻，想必很清楚那一段苦涩的反腐历史。蒋经国“打虎”止于孔令侃，因为两家是亲戚；习近平的“打虎”之路也有同样的障碍，打下了徐才厚、周永康这些政治上的对手，接下来，与蒋经国当年的处境相似，周永康们势必会攀扯习近平的盟友和亲戚，比如温家宝，比如习家兄弟姐妹，事实上周系人马早已向海外媒体有所披露；当然，困兽犹斗的“老虎”们也可能会咬出习近平不想动、也不敢动的那些“老老虎”，比如江泽民、李鹏、曾庆红。如果说打下周永康让习近平感到兴奋，那么处理周永康必定会让他感到烦恼，不然他怎么会说出“个人生死毁誉，无所谓”的悲壮之语，《人民论坛》怎么会发出“‘大老虎’们或联手反扑”的警告呢？
崇祯即位，打倒魏忠贤，肃清阉党；嘉庆亲政，诛杀和珅，追斥福康安。魏忠贤、和珅均是“一人之下”的权臣，若论后世统治者“打老虎”的成就，还没有什么“老虎”比这两位虎界先驱更大、更厉害。崇祯、嘉庆都曾以整顿吏治扬名立威，可是，崇祯终究是亡国之君，嘉庆毕竟是平庸之主，史有明证，无复多言。
习近平虽然打下了周永康，但纵向比较下来，其“打虎”手段并不见得比崇祯、嘉庆更锐利，亦不见得比蒋经国更高明。当年蒋经国背弃法治原则，以专制、人治、“革命”、甚至多少有一点恐怖的手段“打老虎”，尚有战乱当头、金融危机为借口；如今习近平在“和平崛起”且“有史以来人权最好的时期”，依然动用专制、人治、党治、“政治运动”的过时手法“打老虎”，岂止是不太高明，实在是离当代政治文明落伍太远。即以蒋经国失败教训观之，习近平的“打老虎”运动也必定是不可持续的，或止于人事，或止于政势，十之八九，周永康就是“句号”。当然，以人治专制手法，即使再多打几只周永康式的“老虎”，于反腐败大业而言也意义有限，盖因自然界的老虎已濒临灭绝，而中国官场的“老虎”与政治体制两相适应、相得益彰，其繁衍无限、活力无限，岂是嘉庆、崇祯、习近平辈应付得了的？
2014-8-2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8期 2014年8月22日—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