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們對於不平等的憤怒情緒十分激昂，而且理由充分。但盡管有這種正當的關註，整個討論太過禮貌，也太過局限了。我們應該關註不公正，並非所有形態的不平等本身都是不公的——某些不平等比其它不平等更為不公。我們還應該對不安全採取一些措施。不安全曾是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主題，現在卻基本上被遺忘了。對於美國窮人來說，不平等帶給他們的真正威脅是不安全，而非其他人的財富（有時候這些財富數額巨大）。
我們還應該關註包容性。這意味著我們要認識到，因為種族、宗教、族群或者性別，許多個人的經濟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更不必說獲取財富了。簡言之，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們是怎麽陷入弱勢的？這些問題在當下我們對於不平等的激烈討論中被遺漏了。持續地遺漏不安全和包容性，是一種道德上的失敗，這種失敗的結果是政策錯誤。我們糾結於經濟差距的總體程度。然而，除非我們同樣關註那些得不到經濟機會的人的身份，否則我們無法認識到不平等帶來的風險，無法找出正確的政策回應。
不尋常的是，圍繞不平等問題的公開討論，迄今除了財富以及偶爾提到的工作所需技能以外，一直小心地不去對國民加以區分。最近展開的關於不平等問題的多數嚴肅討論中，對於人的經濟成功可能依靠種族、性別或者族群的想法，人們至多只是順便提及這個想法。另一個盲點是某些地區甚至國家持續處於落後狀態，如西弗吉尼亞州、阿拉巴馬州、意大利南部和葡萄牙。
評論人士沒有直面這種將一部分人排除在外的持久損害，而是念念不忘富人變得更富的方式，以及一些人失去致富機會的現實。高額遺產稅遭到大眾抵制對很多人來說令人迷惑。然而，財富繼承所造成的不平等的不公，遠不如繼承的膚色、族裔或者出生地帶來的不平等來的嚴重。
在50年裡，美國黑人和白人的薪資差距絲毫沒有縮小。在歐洲，對年輕穆斯林的社會排斥是他們的收入水平和全國均值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也是不平等的主要來源。在美國，地域流動性近年在下降。然而，大體上，當地條件依舊是教育機會、就業機會乃至長期健康狀況的決定性因素。
瞭解弱勢群體的身份，對那些因為擔心矛頭會突然指向資本主義（要麽是從字面意義上說，以暴亂的形式出現；要麽則是從象徵意義上，以要求更多管制和再分配的形式出現）而關註不平等的人來說也應該關系重大。激進的行為往往並非僅僅由不平等的財富引發。擁有共同身份，同樣被排斥的群體的相對地位，在預測激進行為方面是可靠得多的指標。
想一想中國是如何持續得到民意擁護的：其政權在過去幾十年中加劇了不平等，但是占中國人口92%以上的漢族人都從中得到了一些好處。沒錯，收入的快速增長往往似乎足以平息異議，但是歷史上諸多的先例也表明，由於社會存在既有的分化，快速增長反而引發了反抗和革命。相較之下，如巴西、西班牙、印度、南非等高度不平等的社會，長期維持了緩慢增長的格局。
頗具誤導性的狹隘關註點體現在，一眾嚴肅的經濟學家們就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展開了鋪天蓋地的評論（這本書本身也體現這種狹隘的關註點）。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也許會說，在最近的幾十年，各國都出現了財富持續集中化的現象，然而這種現象卻未能得到足夠解釋，他們對此很關註，這是正當合理的。
這種做法被當作一種必要的簡化，以便進行當今經濟學家所喜歡的那種聽話的數學建模。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更早之前的著作《資本論》(Capital)實際上也包含這樣的偏見，書中認為，工人階級是不存在差異的，民族或者國民身份只是一種附加現象（如果不是一種從策略上使人分心的因素的話）。如果我們只是抽象地看待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忽略這個分配範圍中每一個點上的人的身份，我們就會錯失要點。
這種抽象犧牲了太多，使解決不平等的方案變得不切實際。比如，就稅後不平等而言，美英與北歐國家之間的國際差距非常大。這反映了政策和機構在減輕不平等方面的力量，也展示了抵消貌似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持續擴大的能力。然而，這些國家間的差異同樣也顯露出社會融合的重要性，正是社會融合催生了幫助窮人的機構。如果我們忽略當今的經濟分配沿著可識別的界限仍然相當不平等，而是試圖將不平等作為一種無血無肉的非人力量來應對，我們將永遠無法實現必要的社會融合。念念不忘少數的富人，會讓我們忽視幫助差異化的窮人。
譯者/許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