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不多有20多年教会生活的经验，当许多信徒在享受福音运动带来的好处时，往往会“灵巧如蛇”地避开专制政体可能带给自己的危害，寻求现实与福音之间的“二元互利”，并且还会断章取义地摘录《圣经》中关于“顺服”的经文来为自己的软弱辩屈，甚至当逼迫真切来临时，不是主内合一，而是嗔怪自己的弟兄惹是生非，他们内心软弱外在却显得高派属灵，一付“单单仰望主耶稣”的样式，殊不知这在信与行中，已经落入到了个体信仰中的“三自”。但我们看到唐荆陵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信仰虔诚、思想丰富、体力充沛、也不激进、温和中有坚韧，勇敢中有谦卑，患难中有平安，囚禁中有自由，他常常游走于社会底层，于幽暗之谷，是非地，为迷蒙困顿的人维权，为冤屈的人呐喊，像盐浸进水里，又像光生发于暗夜，他浑身都散发着只有初代教会使徒们才有的那种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
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基督教“和平主义”价值观截然不同的地方。
正像朱熹感叹的那样；“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基督教与公共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变革的形式与方向，确实存有泾渭之分，革命几乎是被摒弃的，报复更是一种罪，甚至“恨弟兄的，就是杀人”。而“不准杀人”正是基督教十戒中特别的戒命。十戒作为世界最早起源的两部律法之一，至今仍刻在欧美一些国家议会的大厅里，这种敬畏，已成为今天法制国家的基石，而这正是中国信仰与文化中所缺失的部分。
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视人权为草芥，甚至在暴力拆迁时连基本的人性都唾弃了，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敬畏，用等级和利益代替了“上帝形象者们”共有的平等。唐荆陵来成都时，我们曾就这样属灵的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他说，无论暴力来自政府或民间，都当视为一种罪，并且引用《圣经》开篇“创世纪”第9章中的话“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来佐证基督徒当持守的生命观，大凡真正的基督徒，都应当是一群“反革命”：反对用暴力方式，用流血的方式去改变社会。
这正是唐荆陵师从圣雄甘地，而灵魂归依于信仰之所在。
当下中国，有两类人对时局最为清醒，一类是利益集团，一类则是像唐荆陵这样先知般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时代反革命的力量，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私利的，一个是公义的；一个是持刀剑的，一个是守良心的；一个是镇压革命的，一个是化解革命的，这种不同，都源于一个是拜巴力的，一个是敬畏上帝的。显然，若福音不能更新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就走不出王朝更潜的死胡同，革命就会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理想手段！
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集聚起革命的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已呈越演越烈之势——胡温时代之初，群体纠纷只有2万多起，到2014年时，已剧增至13万多起，贪腐和滥权、收入分配的不公、裙带关系的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金融危机的初兆等等，正如干柴烈火般加速民愤的激化，而政府的维稳，其实就是在压制革命，被压制的革命，其实就是“星星之火”，这让未卜先知的官二代、富二代们纷纷移民，尽快逃离这块是非之地，资本也随其进退，国家财富有被进一步被掏空的可能！
但唐荆陵先生却在这时入狱了，驯兽师陈犯云飞又为此挨揍，维稳大棒呼啦啦的发响，曾经徘徊在欧洲大地上的那个幽灵，被“圆柱上的西门”们逐出来后，竟然黑色幽默般地祭上了中国的神龛。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囚禁中的唐荆陵，就是这样。
使徒保罗一生都颠沛流离，传讲福音真道，晚年被暴君尼禄囚禁在罗马帝国的监狱，他知道生命正走向尽头，内心平安，他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給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荆林弟兄，这段经文也是我对你最衷的祝福，你必得着保罗一样的福份，一样的平安！
（据张国庆先生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