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甘地努力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原动力可以说是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同样的宗教信仰也让他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目的定位在教育和改造人的内心世界。可以把他与大众的关系比作一个无穷耐心的老师和他的志趣各异、程度各异的学生的关系。这是他与绝大多数政治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后者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原动力是权力欲，试图达到的目的是用外在的权力来规范大众。他们与大众的关系更像是牧羊犬与羊群的关系，或狼与羊群的关系。
———————–
1.7 回到印度（2） – 食盐长征
印度人的抗争并未能迫使殖民政府做出足够的让步。甘地的下一个方案是在国大党大会上提出不合作运动的建议：在政府工作的印度人应该辞职、律师应该退出法庭、学生应该退学、所有人都应该拒绝使用英国造的东西，尤其是纺织物，改用印度人自产的土布。印度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认为这主意理想化得可笑。但不合作运动在印度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也与甘地的名字一起印刻在全世界的人们的记忆中。
不合作运动的主意并不是甘地的一时灵光闪现。那时他为印度如何实现自治的问题已经思考多年。靠不合作来获得自治的想法十几年前在他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 一书中就已经基本成形。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英国的大机器工业摧垮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使印度对英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依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印度的精英阶层在殖民政府的指挥棒下运转着印度社会，使得英国不必派来太多的人力物力就可以控制这个庞大的次大陆。那么，如果印度人有了足够的自立能力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再与殖民政府合作，那么殖民政府就成了印度社会中多余的孤家寡人。这就是瓜熟即蒂落的最自然的权力过渡。
在不合作运动开展的同时，国大党也在甘地思想的影响之下慢慢发生着蜕变，印度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从英式着装改成土制粗纺白布。
“从那时起，甘地逐步填平了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和大众之间的鸿沟，并拓广了印度自治的概念，在其中加入了社会和道德重建的各个要素。难怪他的一生的故事也是一个看起来愚昧、懒惰、绝望的民族为国家的自由而斗争并且最后取得成功的故事。” 【32】
1922年，甘地被殖民政府逮捕，判刑六年。两年后因病被提前释放。
“从那之后的五年里，甘地好像退出了大众抗争运动的政治。他把精力花在印度广大的农村中，去传授他认为是印度独立的真正基石的一些原则，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友好、消除对‘贱民’的歧视、男女平等、重建乡村经济，尤其是手工纺织，从而为最多数的普通人提供就业。他说，‘我不想只是让印度脱离英国的暴政。我想要让印度脱离所有的暴政。’” 【33】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甘地完成了《实验》的写作。
1929年，殖民政府对印度人权利的持续打压促使甘地从“旷野”再次回到政治的中心。1930年1月26日，全印度数百万人宣誓拥护甘地起草的《独立宣言》。后来，1月26日被定为印度的共和国日。
甘地随即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纲领之下实现印度人的自由意愿。他想到了殖民政府制定的不许印度人自己制盐的法律。3月12日，六十岁的甘地与78位同工从艾哈迈达巴德的自修营出发，步行24天，走了350公里，到达海边提炼食盐。这就是著名的“食盐长征” (The Salt March)。全印度有数百万人随之主动违反殖民政府的法律，到海边提炼食盐。
食盐长征是甘地的另一个极为成功的计划。印度有漫长的海岸线，而印度人从海里提炼食盐却是非法的，这个法律的非正义性在印度人的眼里可想而知。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一起主动违背这个非正义的法律时，创造了几个效果：（1）给大众提供了廉价食盐，伸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帮助他们实现经济上的自立；（2）增加了印度民众面对强权的勇气，帮助他们实现精神上的自立；（3）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印度大众 – 没有人离得开食盐，包括最底层、最贫穷的大众和妇女儿童 – 看到殖民政府的不合法性。
甘地设计的这些抗争运动的成功除了由于他的主意的现实可行性，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印度人之中赢得的信任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如果同样的主意不是由甘地提出，而是由另外一个人提出，很难想象它能得到全印度人的响应。
“被苦难生活训练得极度多疑的印度人不怀疑甘地，因为他把所有的事都坦白告诉了他们。他憎恨秘密；他是他自己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他承认自己犯的错误，包括‘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误，因为他不自称永远正确或高人一等。” 【34】
同样的话，从不同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承载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政治不只是智力层面上的工作。
一个月后，甘地被捕，随后大约有十万印度人被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挫伤了英帝国的元气，印度人的独立运动也让殖民政府疲于应付。他们开始不再留恋对印度的控制。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独立。
甘地晚年奔走于印度各地，致力于消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冲突导致巴基斯坦从印度分裂出去独立建国、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亡。许多印度教徒开始不满甘地对穆斯林让步太多。
“那时甘地收到的信当中95%都是谩骂和仇恨。印度教徒写给他的信中质问他为什么要偏向穆斯林。穆斯林写给他的信中要求他不要阻挡巴基斯坦建国。”【35】
1948年1月30日，甘地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杀。
2. 甘地的思想遗产
2.1 甘地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些特点
从第一部分的叙述可以归纳甘地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些特点：
一．努力把握现实。这包括几个侧面：（1）从最小的事做起，如侍奉病人、改进底层大众的卫生习惯和厕所条件、儿童教育等。（2）在组织抗争运动时，把目标放低，注重行动的可行性、确保参加者要面对的后果不超出他们可以承受的能力。
（3）解决冲突时，不自以为正义、不谴责对手的道德品质、尽量去除政治因素。
（4）敢面对最坏的后果，不盲目期待明天会更好。由于甘地对现实的把握，他组织的抗争运动不仅有高的理念，而且有无穷无尽的细节和由此产生的可行性。
二． 自省。这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做事时尽力去除自己的私欲，不是为自己的野心、地位、扬名立万而做事，不是为运动而运动。这是他“自我纯化”的努力中的一个方面，也是他有别于多数政治家的一个特点。其次，通过自省，可以不断从新的事实中修正自己的判断。一个例子是前文提过的“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另一个例子是对西方社会体制的态度。他在1909年曾著文反对英国式的议会民主，认为那是多数人剥夺了少数人的权利，但在晚年时接受了议会民主制度。最后，他的抗争运动的特点是着眼于强大自己，而不是着眼于打垮对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省：对自己团队的自省。
三．开放的心态。甘地不在自己与世界之间修筑保护自己的防御工事，与他人之间没有心理壁垒，不怕抖出自己任何的阴暗角落，以此赢得了从同工到对手的信任。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对所有的新知识、各种反对意见和谩骂、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开放，因此可以从世界吸取最多的营养来生长自己的真理之树。
四．对生活的热情。甘地的生活从物质的层面看枯燥乏味，但从精神层面看可谓是热情四射。年轻时惶恐羞怯的他在找到了钟情的事业后变得幽默、开朗，对所有的事都兴致勃勃、潜心钻研。虽然甘地一生站在弱者一边，多次坐牢、多次被打或被暴力威胁、多次长时间禁食，但一直身体结实、精神旺盛、心态平和，不感到痛苦、不抱怨，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找到可为之事。
五．以诉诸于人的善性为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这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中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包括对他人不施加身体暴力、不作恶语、不起恶意。以此出发，甘地严格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抗争恶行，但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因此不仅赢得同工的信任，也赢得许多对手的信任。在冲突中，他的策略通常是一方面组织弱势方的抗争运动，一方面劝说强势方，请他们相信让步是其最佳的选择。有不少次，他成功地说服了强势方，因而达到了不起任何冲突就给弱势方争取到公正的目的。
六．民主精神。甘地对自己极为苛刻，但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也要求参加他的抗争运动的人必须完全出于自愿。甘地对政治的理解与多数人不同：在很多人的眼里，政治是权力的角斗场，是驰骋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舞台。这样的抗争者整日怒气冲天、自以为正义，最喜欢做的事是喊打喊杀。甘地的政治则是争取弱者的权利、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升他们的精神层面。甘地的这些做法同样可以溯源到不伤害原则，因为不伤害包括不以自己的意愿压制他人的意愿。
七．注重与他人的思想交流。甘地的交流手段包括勤奋的写作、训练志愿者、沟通冲突双方、将一部分人受到的不公讲给另一部分人、向参加者解释抗争运动的各种细节和需要承担的后果等。甘地的所有抗争运动或许都可以归结为与大众的交流和对大众的教育。
2.2 甘地的宗教观
支持甘地一生为其同胞奔波和牺牲的精神支柱是他的宗教信仰。信仰在甘地的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在《实验》记录的故事中，他的最亲近的朋友都是信仰极虔诚或喜欢探讨信仰问题的人。
甘地在虔诚的印度教家庭长大，但小时候并未读过宗教经典。对年轻的甘地而言，宗教只是父母之命、文化传统，是外界的强力施加给他的行为规范，所以他虽然不得不遵守，却心有不甘，不时会开小差。后来在英国和南非被基督徒、穆斯林、证道学派等各路教徒热情传教，甘地才开始阅读一些宗教经典。甘地对《圣经》中的《旧约》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读到《新约》的“登山宝训”时精神大振，说是 “直入我心”。
对各教都有所涉猎之后，甘地认定印度教最适合自己。从此，印度教从父母和文化塞给他的“强扭的瓜”变成了他自己内心的选择。他也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动摇者变成了朝圣路上执着前行的苦行僧。
甘地虽然成了坚定的印度教徒，但他的言谈之中听不到宗教说教。他不自称是天父下凡、或有神附体，也不认为他的宗教是完美无缺的宗教。
“内心的声音可以是从神而来，也可能是从魔鬼而来。两者从来都在人的心中征战。声音的内涵取决于行动。” 【36】
“我唯一想要的美德就是真理和非暴力。我没有任何超人的能力。我也不想要。我与我的最弱小的同胞一样都是速朽的肉眼凡胎，也跟所有的人一样容易犯错误。” 【37】
甘地心目中的真理可以分为几个范畴：信仰中的基本原则，如不伤害原则；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公正、人人平等、言而有信、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等；科学意义上的尊重事实、理性思考、行动的现实可行性、行为的前因后果等。
理解甘地心目中的真理的另一个角度是从反面来看，比如：对自己的种族和背景有优越感，就会歧视他人；认识中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就难以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被恐惧感、虚荣心控制，或被权力欲驱使，就不敢面对真相、或会故意掩盖、扭曲真相；喜欢冲动，就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这些在甘地看来都属于非真理。所以要想接近真理，就要努力去除自己的优越感、偏见、恐惧感、虚荣心、权力欲、感情用事的习惯等；这些都是甘地的通过“自我纯化”求得真理的努力。以恐惧感为例，非暴力抗争运动要求参加者敢于牺牲自己，那么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当然要自己准备好作出最大的牺牲。甘地从小时候的对什么都害怕的“胆小鬼”（甘地自称）变成一次一次把自己的生命抵押进去的钢筋铁骨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他在追求真理之路上的成就。
甘地的真理实验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除了非暴力抗争运动，还有营养、禁食、禁欲、儿童教育、医疗等方面。他不轻易在自己实验之前接受任何教条为真理，可以说是把批判式思维做到了极致。
自然，一个人不可能穷尽真理，甘地也不例外。甘地对医疗、营养、教育等领域的不少见解在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他对未来印度的展望也不像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更像是乌托邦。
好在甘地不认为自己的判断是终极真理。从《实验》中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甘地对他的真理实验的谨慎态度。那是在南非时他的妻子嘉斯杜白身患重病，他建议妻子使用他在书上看来、自己也正在实验的无盐、无豆类的食谱，而妻子不感兴趣，于是争吵起来。后来甘地说服了妻子采用这样的食谱：
“从这以后嘉斯杜白的身体很快好起来了 – 到底是由于采用了无盐、无豆类的食谱，还是由于食物中其它成分的某些改变，还是由于我严格遵守一些其它的护理原则，还是我们的争吵给她精神上的震动，我不知道。如果是由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一种，是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她很快好起来了，出血完全停止了，我的江湖郎中的名誉好像又高了一些。”【38】
甘地的所有工作和牺牲都可以说是出于宗教热忱，但他对其它宗教尊重有加。后来甘地发现真理也是沟通宗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桥梁，于是他把早先的“神就是真理”的说法改为“真理就是神”，以期与无神论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不怀疑真理的力量。无神论者忠于真理，但毫不犹豫地否定神的存在。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是对的。”【39】
甘地在晚年因为努力捍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和平等地位而被视为对穆斯林软弱妥协，最终被本教中狂热分子枪杀。但甘地的感召已经深入印度政治家们的心中，政教分离的政体得以在印度存活下来。
甘地努力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原动力可以说是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同样的宗教信仰也让他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目的定位在教育和改造人的内心世界。可以把他与大众的关系比作一个无穷耐心的老师和他的志趣各异、程度各异的学生的关系。这是他与绝大多数政治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后者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原动力是权力欲，试图达到的目的是用外在的权力来规范大众。他们与大众的关系更像是牧羊犬与羊群的关系，或狼与羊群的关系。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