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肺炎疫情爆发之际，2019年12月26日起，由当局指定为办案单位的山东烟台市警方组成的“12.13专案组”在中国各地展开抓捕行动。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常玮平先后被以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时陆续有10多位公民、律师被传唤、问话或失联，包括“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宣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唐荆陵等人因担心被抓捕而开始逃亡。2月15日晚上约6时，逃亡多时的许志永于广州被抓捕。目前被外界称之为“1226大抓捕”的清理打击民间行动仍在进行中。
精准打击目标群体
“1226大抓捕”涉及人员几乎都为参与到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次私人聚会。2019年12月7日到8日，一群公民和人权律师在厦门聚会，这次公民群体的线下见面交流，许志永称之为是“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
这种聚会在当前中国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下，无疑足以引起当局忌讳和警觉。近几年来，中国国家主义迅速升温，力图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自觉地自外于世界民主共同体。这个国家主义的核心要件是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以维护政权安全，也即是维持中共的一党专制地位。
如果说世界民主共同体的共同特征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中国国家主义的特征是“把反对者关进权力的笼子里”。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2012年7月31日就政治指控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路领袖、弱势人群为5种“内部敌对势力”的新“黑五类”，是“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严厉控制和打击的重点对象。而从2012年以来，当局有层次、有步骤地对这5大特定目标群体进行了精准打击，以彻底扑灭危害政权的反对之火。
经过一波波的扫荡、压制，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代曾有过的一丝半丝社会松动已然荡然无存，社会空间大幅度收紧，不但整个民间逐渐噤声，即使是党国体制内，在强调遵守所谓“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的家法伺候下，气氛亦然紧绷。
数位极权社会控制
强化资讯管控审查加紧思想控制的同时，当局强化了对人的行为控制，把AI人工智慧、大数据和云计算这些技术层面取得的成就与社会监控结合，在极权体系对人力、财力的无限制支配能力下，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视频监控网工程“中国天网”，配合人脸识别系统，钜细靡遗、无远弗届地把全体国民监控起来。
精细严密、无孔不入的数字极权，使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极权政体，通过对国民资讯的侵入性搜集，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这个体系具备迅速的事件发现和反应能力，从而及时打击民间的对抗体制活动。
这就是厦门聚会如此快速被当局处置的原因。聚会在8日结束，5天后的13日就成立了专案组进行打击，民间有质疑是否与会者或许存在问题的声音，事实上无论是聚会的组织者还是质疑者，都忽视了现有的数位极权下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问题。
“1226大抓捕”是2015年“709”事件的延续。轰动中外的709事件被外界普遍定义为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但是这种出于各原因而渲染过的定义是不准确的。把709事件单纯理解为打压维权律师事件，是对中国政局、党国体制和民间社会运动的误判。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发端的维权运动，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达到最高峰，《零八宪章》运动上承维权运动，下启政治反对运动。2010年的福建三网民案是政治反对运动的开端，高峰期在2013年到2015年这3年之间，由《南周》事件始，山东曲阜薛夫顺非正常死亡事件、黑龙江建三江非法刑拘维权律师事件、郑州第三看守所声援十君子事件等，以街头运动为主要形式，基于政治反对作为共同理念的公民抗争汇聚成空前的政治反对运动热潮。
这种政治反对运动通过互联网的社交新媒体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动员、传播，并形成公民跨区围观正面抗争，与人权律师死磕的准政治性抗争模式，在各个抗争性事件得到广泛应用，所以体制在2014年底开始有步骤地部署打击，先是抓捕街头运动践行者如谢文飞、王默等人，然后再集中打击作为抗争运动支持平台的人权律师。
所以，把709事件视为维权律师大抓捕，事实上是矮化了中国政治反对运动，遮蔽、忽视了胡石根、吴淦、望云和尚等其他民间政治抗争者的存在。这是党国体制基于政权安全而发动的一场持续对政治反对运动的清场，包含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打击事件，一直到2016年9月的908苏州大抓捕才告一段落。
“709”事件的延续
而这两年来当局倾尽资源打造起来应对社会动员与集体行动的防控体系，在数位极权的支撑下，也实现了从“709”事件的反应式镇压到“1226大抓捕”的预防性镇压──反对人士的私人聚会可能是公开的集体行动的先兆。而“1226大抓捕”才可以说是 “709”事件的延续：对民间政治行动的去动员化镇压。
（原刊于台湾《苹果日报》，有修改）
转自：https://matters.news/@ye_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