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翻开艾晓明的个人履历，作为同龄人的笔者不能不感到羡慕。艾晓明是中国文革后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退休前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她所获得的奖项，既有中国的“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某年度“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也有欧洲有名的人权奖——西蒙·波伏娃奖。
但艾晓明令我敬佩的，不在于她所拥有的这些学位、头衔与奖项，而在于她以其独立、骨气、使命感、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以其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展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罕见的道德形象。
十几年来，艾晓明涉足于公共政治，向人们诉说正义与真实。她手中所持的工具，从文笔到摄影机，再到今天画图的颜色。她义卖画作救助受难者，让我们看到，艺术家和公民运动的情感关联，看到极权政治无法摧毁的人间友爱，这些不仅对个人重要，对追求民主与社会正义同样深具意义。
@ 只要有人呼喊，就不能说是绝境
在刘晓波狱中患病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刘晓波的命运与中国民主的绝境》。其大意是，刘晓波的命运令人沮丧地反映出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它诞生于希望之中，却被中国对异见的不宽容所碾碎。
中国的历史似乎是按照最荒谬的戏剧情节设计的。早已是21世纪了，但当局的政治打压却越发严酷，就像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所说：“激烈的批评被消灭了，他们再来消灭温和的批评，等到温和的批评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消灭那些保持独立不赞美的人了，……。”风刀霜剑严相逼，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隐身了，不再充满责任感地为社稷思考。
对艾晓明来说，继续拍片已经很困难了，前路障碍重重。她形容自己的处境是“困兽”。“我觉得自己被年龄体力围困，被政治压力围困，也被家庭的义务围困。” 在这三个因素中，政治压力是最大的困扰和障碍。
异议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但犹如困兽的艾晓明仍在缝隙中为人权发声。她知道，发声也许看不到效果，但沉默则是让自己的良心承受更大的屈辱，让中国陷入更大、更深的愚盲和野蛮之中。她为709律师发声，为患病的刘晓波呼吁请愿，……。就像法国思想家班达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规则是，当全世界在统治者面前屈服的时候，也应该正气凛然地站立在那里，用人类的良知与邪恶对峙。”
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黑暗时期，只要还有像艾晓明一样的中国人发出声音，中国民主运动就不能说陷入了绝境。
@ 信仰与社会抗争的方式
记得我曾给艾晓明提出一个问题：你有宗教信仰吗？我在你这十几年的维权经历中，看到你对这个世界的爱，以及你对女性，对每个个体的关怀。我想知道你的这种爱来自何处。
艾晓明回答说：“我有信仰，我要算一个非典型基督徒。我1999年在美国访问研究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受洗。基督的爱和牺牲精神是我内心的榜样，只是我没有实际参与到教会活动里。”
西方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也许包括艾晓明这种状态：“做义人就非得要有信仰不可吗？…关键不是信仰，而是做。” 基督教给她信靠和道德律令，使她理解与爱他人，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有多少种人生哲学，就有多少种社会抗争的方式。追溯艾晓明所走过的道路，我看她一路的自我转变。在2003年之前，艾晓明是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教师，她的文学成果累累，既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有不少文学评论著作，还有一些译作。从2003年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起，艾晓明走出书斋进入公共生活。
2003年是艾晓明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为孙志刚呼吁的同时，了解到湖南女教师黄静非正常死亡一案，她开始拿起摄像机。2004年在胡杰的帮助下，她完成了纪录片《天堂花园》。后来，她独自继续往前走，在年过五十后学习操作摄像机和剪辑软件。就如胡杰所说：“她从一个象牙之塔走出去，从女权主义问题，又发现法治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在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枪口上撞。”
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艾晓明纪录片的主题。如2005年发生在广东番禺的罢免村官事件《太石村》，2008年川震校难系列《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国家的敌人》等五部作品，2010年的乌坎事件《乌坎三日》，有关新公民运动的《新公民案审判》，还有近年完成的《夹边沟祭事》。于此同时，她也是08宪章第一批联署人。从2009年起，她被禁止出境，在去香港的海关被拦截。当局认为她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 戏称不拍片，改行“玩颜色”
当历史被歪曲被抹杀之时，寻找历史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撞了这个禁区，纪录片导演也变成“国家的敌人”。在云数据监控和社区网格式管理、定点维稳的社会，独立纪录片作家举步维艰。艾晓明告诉我，她的一些纪录片战友已经陆续离境或移民异国。艾未未、黄文海、何杨以及最近举家避难德国的杨伟东，这些都曾是活跃在中国、富有创造力的纪录片导演。
在接到艾未未电话时，艾晓明曾问他：“你还回来吗？”艾未未说：“不回了。”他说的八个字一直在艾晓明心里盘旋：“没有空间，浪费生命。”
艾晓明不断地问自己：如果你注定死在中国，你在死定之前，是不是还在寻找空间，保持创造力？在中国，目前连微信群主都可能因涉足政治被治罪，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年轻人也被关进监狱；那么，涉足政治历史和公共事件的纪录片导演，你还能走多远？更不必说，缺乏资金和助手团队；也没有空间公映作品；历史研究怎么做，还要不要继续？
今年，她的历史纪录长片《夹边沟祭事》问世后，警察和校方多次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她戏称从此不拍片，改行玩颜色了。我看到她不时在朋友圈里晒画。国画笔法，风花雪月，表面上似乎在与残酷政治无关。但画如其人，艾晓明正是发挥了水墨的写意精神，将风花雪月元素与个人的政治情怀关联起来，从标题和立意，都投射出强烈个性。
她明码标价，并宣布说所有收藏费全部捐赠义人。朋友们因此慷慨解囊，二千一幅的水墨不到半天就被收藏了。这些作品犹如爱心纽带，将公民间的关爱传递到良心犯的家庭。
例如，著名网络作家王五四收藏一幅《鸡年》，立意令人忍俊不禁。苏州一位书法家收藏了艾晓明的墨荷，画面题诗表达了作者的哀痛。《哀囚》是艾晓明有感于燕文薪律师对公民屠夫狱中情形的通报。得知刘晓波保外就医，艾晓明画了这幅《天堂鸟》，此画为一家民间的艺术文件仓库收藏，收藏费捐给了屠夫的家人。
将画作义卖当作纪念品赠送，艾晓明说：“我不专业，画是心意。一位藏家的话深得我心：我们收藏的是历史的细节和人性的温暖！有意私信，情义无价！”
@ 在无畏者面前就有路
这些因义而生的斑斓水墨色彩，也温暖了遥在北欧的我。我想起阿伦特的格言“经历造人”，试图认识造就艾晓明的时代背景，理解她为何会把纪录片当作“匕首”与“投枪”，思考为什么她会比大多数体制内自由派学者走得更远，其步伐更为坚定。
2015年维权律师王宇被抓、她的儿子包卓轩被禁出国，艾晓明在微信上公开说：“孩子你别怕，大姨我当年也是黑五类。你的世界注定宽广，很多人都关心着你。”在《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一书中，艾晓明曾讲述过她家的遭遇。她的外公唐生智是国民党陆军上将，父亲艾仁宽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右派。她书写一家三代在文革中的经历。展现了一幅荒唐、狂热、残酷的乱世镜像。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早年都有类似的“黑五类子女”经历，但有些人不认为那种历史还有什么价值，当年被歧视被侮辱的记忆，早已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功利算计。与之不同的是，艾晓明一直在纪录和思考那一段血泪交织的心灵史。
在抗争的路上，艾晓明比前辈知识分子走得更远。今年春，艾晓明当年北师大的恩师兼师兄王富仁先生过世，钱理群先生在回忆王富仁的文章中，讲到王富仁曾在他承受压力时反复告诫他：“你不要再说话了。”怀念恩师，艾晓明和朋友们讨论师长的未竟之志。不要再说话——这是相濡以沫的兄弟情谊，但不能把它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态度。她写道：
“我尊敬的师长，最远就只能走到这儿了。可是，不能走得更远吗？他们的止步之处，便是留给我辈的挑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总不能把这句话再作为遗嘱。……当你没有恐惧，他们就恐惧了！可见，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继承师兄的学术思想，并从新的斗士那里汲取勇气吧！”
艾晓明说，在她现在这个年龄，常常会想起一段话，那是鲁迅翻译的《与幼小者》的结尾：“幼小者阿，将不幸而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带在胸中，上人生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
@ 从年轻一代的抗争看到希望
在荒谬昏暗的现实里，艾晓明的心情有时也会陷入灰暗迷茫。作为曾经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她之前一路走来的维权，被我视为“改良”之路，即没有政治要求，只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与很多自由派人士一样，艾晓明曾相信改良渐进会“水滴石穿”。后来她发现，自己连石头在哪都不知道，何谈穿透。
原本体制内的她，居然就偏向了“口炮党”的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所谓口炮党和改良渐进派的争论不断发生。所谓“推特口炮党”的，原指一群光说不练的人，结果有变革派人士以此自称，使之具有了正面意味。学者莫之许曾总结口炮党与改良派的分歧，说：“改良公知不承认政治反对之于渐进转型的必要，而口炮也不承认社会发育之于变革的必要。”
而长期观察维权运动的艾晓明，则是现实经验中发现：只改良而不终结专制，仅仅呼唤当局宽松开明一些，要实现民主只是“虚假希望”。例如，她曾介入过“孙志刚案”，看到当局在结束了收容遣送之后，黑监狱很快死灰复燃。她曾用镜头纪录的乌坎村，后来被当局秋后算账。据莫之许说，近来随着当局的打压力度增大，改良公知变得消沉，也不再抱着心理期待对“改良”进行合理化论证了。
不管是口炮党还是改良派，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都面临考验和挑战。那么，艾晓明到哪里去寻找超越困境的精神力量呢？她觉得希望在年轻一代。她因此支持女权行动派，支持性少数平等权利运动以及年轻人发起的社会活动。
近日，艾晓明推荐了甄春燕的《甄江华印象》一文，年轻的维权人士甑江华目前已被拘留，尚未见到律师。他的姐姐春燕记述了姐弟俩在底层社会跌跌碰碰的成长。艾晓明说：“因为这样的年轻人存在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经验的真实，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这就是极权所无能驯服者。”
这位本可安闲享受退休生活的女教授，由于其价值选择和批判立场而走出学院，走进底层真实的生活，去维护那些面容哀伤的人们：失去女儿的母亲，患艾滋病的村民，震灾受难的孩子，被打成右派的老人，系狱的囚徒……。以实际行动和人格操守来完善自我，她也获得了命运的垂青。她的人生，如同她生动画笔下的花卉一样绽放。
转自：争鸣 2017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