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和学者声誉的巨大受损，是此次美中贸易战的一大副产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是其中之代表，他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已沦为笑柄，他本人也被毕业于清华的海内外人士呼吁逐驱出母校。
客观地看，尽管胡教授行走于庙堂之上，但若把贸易战的责任要他来承担，是夸大了其作用，胡教授再怎么有能耐，他也只是个教授。但是，若说他完全与此无关，也说不过去。胡作院长的国情研究院是被中国官方钦定为高端智库的，“建言献策”是此类智库的任务，它们也往往以此自吹，结果研究出如此成果，不遭骂才怪。胡本人更是把服务国家视为使命和价值所在，当然，他和一般“建言献策”者的不同在于，他有研究作基础，披着“学术”外衣。这就使他的建议看起来有学术含金量。
从胡教授的过往学术成就来看，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合作的“国家能力”报告，受到了高层首肯，对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分税制的实行起到了很大作用。胡教授的名声和在学界地位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教授自此后学术自信心膨胀，以为自己能够指点江山，一如既往地提出了许多看法和政策建议，但从民间和学界反应来看，恶评居多，认为他和庙堂走得太近，好讲大话，直到这回“综合国力超美论”。
事实上，该论断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10年，他就开始鼓吹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以后，陆续加上科技和军事等，至少在2015年，他就在一些讲座中断言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但在以前，该说法虽有传播，在社会并未形成大的反响，人们也就把它作为学者的一家之言，一听了之，因为它明显违背常识。
此说法招致舆论关注和反感，在中共十九大前后，在此期间，胡教授不仅继续在不同场合鼓吹这个观点，而且大肆贩卖习近平经济学（他提出习经济学也可追溯到2015年），把习经济学吹捧为原创学说，这就使得舆论不能忍受，“一个教授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于是在十九大前，胡在自媒体上，受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第一波批判，但他还坚持该看法，并强调批评者不懂其研究方法。
胡教授的“全面超美论”之所以在社会有一定市场，在于它是打着“研究”的旗号，根据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所以虽然与常识不符，但带有一种科学的迷惑性，故假如你怀疑它，不是它的问题，而是怀疑者的问题。但是，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胡教授的研究本身是有问题的，他所设定的模型和选择的指标看似客观，却漏洞百出，不具有研究的严谨性。比如，他在论证中国科技实力超美时，选择的是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以及专利的申请量等指标。的确，中国在这些方面近年来大有前进，然而，他没有考虑论文质量和专利申请的原创性问题。又如，他对军事实力的衡量指标是，军队人员和军费支出，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难有说服力。
假如没有美中贸易战，胡教授的观点虽然难免被质疑和批判，但不会把自己弄成像现在这样成为全民批判的靶子。贸易战将之前官方“厉害了，我的国”之类膨胀和虚假宣传打回原型，人们回头一看，咦，这不得到了胡教授的学术研究的支撑吗？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厉害了”的“理论源头”在这儿啊。
实事求是地说，胡教授未必主动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官方“献媚”，但也不能否认，他长期坚持和鼓吹这套东西且至今不反悔，对亟需从理论和学术上支撑“四个自信”以重振国人士气的官方，会是“如获至宝”、“一拍即合”的，尽管他们自己也可能觉得胡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扯蛋，但这符合“政治正确”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供给，这就是市场规律，学术同样不例外。没有胡鞍钢，会有王鞍钢、张鞍钢提出类似的理论去支持官方和民间虚妄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此种学术市场的供求规律，还跟中国读书人或学者特有的“帝师情结”有关，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得到官方特别是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从高端到低端，所有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都把学者和教授的研究得到领导人批示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所以在中国，少有学术研究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都具有强烈的目的导向，学术和研究必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没有学术价值或者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从孔夫子时候起，就是如此，自己的一肚子学问，必须卖给帝王家才有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正如有人说，“人人都是胡鞍钢”，只不过多数学者没有他幸运。
过于鲜明的目的导向，无疑在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中，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和“依附型人格”，学问和研究尚未开始做，就得先考虑官家和领导人的口味和爱好，如何表达和提建议才能让领导人接受，诸如此类，投其所好。可想而知，这样的学术研究必定是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基于此研究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如果被采纳实施，会产生很大负作用。这次中国在贸易战的应对上，就说明了这点。
假如过去人们对“胡鞍钢式”的研究和学者睁只眼闭只眼，贸易战则使他们看清，如果再不发声抗议，这个国家和社会会越来越堕落，并最终危及个人。所以，这次“驱胡”运动，虽然也有一些学界人士不赞成，不支持，但还是得到了社会包括学界多数人的理解或支持。
前者的看法是，大学应该兼容并包，容忍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存在，如果因为胡鞍钢的“胡说”而驱逐他，那么，今后难免只要有人不喜欢某学者和教授的观点，就可以在网上呼吁驱逐他，这样，学者虽然不敢去迎合官方，但也从另一方面侵犯了学者的学术自由。
后者的理由是，（1）人们反对胡鞍钢也是一种言论自由；（2）胡鞍钢的问题不是学术自由的问题，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学术不端的问题，即过于媚上，以致所建立研究模型和指标严重脱离现实；（3）应该看到在中国特定国情下，此次“驱胡”也是对以前极左动辄呼吁惩罚右派学者的一次反弹，而过去此类行为总会得到官方呼应。所以他们认为，这次清华毕业生呼吁“驱胡”没有什么不好，表达了社会对长期以来的左祸蔓延和媚上研究的不满，是一次难得的民意共同体的觉醒。
值得注意的还有官媒和左派一些学者对胡鞍钢的辩护，面对胡教授的明显错缪看法，他们这次不敢也不能去维护，而是强调要允许学者有“胡说八道”的权利，这正是自由派一向主张同时也是他们认为官方一向压制的。由此来看，虽然此次事件不会改变目前左右在许多问题上划界站队的现象，但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多数人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对过去出于政治需要的打压做法，人们是不满的。从这个角度言，对中国的民意不必过于悲观。
大学应有学术自由，并应该有容纳各种“异端邪说”的勇气，只要不违背人类的道义底线。清华毕业生呼吁“驱胡”，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不赞成清华官方在民意压力下真的将胡教授驱除清华园，正如笔者以前反对官方在极左压力下将发表”错误”言论的教授解职一样（现在看来，清华也不会解聘胡）。胡教授主动辞去清华教职是最好的方式。倘若胡教授不辞职，留在清华做一个反面典型，让其他媚上教授引以为戒也很好。有人建议清华不要驱逐胡，可将国情研究院解散，也是一个办法。
总而言之，“驱胡”事件目的不在于惩罚某个具体的人（当然需要让其付出必要代价），而是要在社会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不能为了政治投机而坏了学术良心。在目前环境下，这需要相应惩戒机制，但如何形成惩戒机制又不危及学术自由，需要社会集思广益。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