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再论中国是个互害社会

2008年我写过一篇《中国是个互害社会》的文章，在我的博客发表后，引得不少朋友转载议论，甚至有人认为这看法比较准确，发人深省。可惜这样的文章由于不能在中国的纸媒上发表，无法使更多的官员和民众知道这一算是有些创新思考的可怕论断。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典型的互害社会呢？设若简要地回答，那也是我早就论证过的一种说法：专制制度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后的极权制度，其本质是咬人兼自噬的制度，没有任何人不受捆绑，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

AB团内斗、延安整风、清匪反霸和土改滥杀无辜暂且不表，只从四九年后官方高层的历史说开吧。高岗、饶漱石之落马、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惨死、林彪的不得好死，都是极显之例。至于说没被整肃过的人，可以说基本没有。有人或许会说，周恩来还不错吧，那么请你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知道周恩来固然为恶不少，更重要的是在毛的阴影底下窝囊地活着。你也许会说，他在毛那里窝囊，但可以在下属那里耀武扬威，找回心理平衡嘛。这样的官场逻辑认为，在彼处丧失的尊严可以在此处找补，此种完全物化的尊严观之盛行，皆拜互相恐惧、同受捆绑之赐。毛泽东及当今最高当轴一样，亦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在互相的恐惧不安之中，人的理性、谈判、妥协丧失殆尽，除了你死我活的争斗，没有其他选择。当然有人会说，毛泽东一生总算活得比另外一些深怀恐惧的人要好一些嘛，这个我同意，互害是事实，差别只是深浅有所不同。毛泽东比惨死的刘少奇自然要好，他算得上是善终，至今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但别说毛泽东害死了多少人，就是用官方意识形态来衡量，毛泽东至今尚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身份：反革命家属。不知那些去参观毛泽东停尸房（俗称纪念堂）的人，何以自解？

如果你认为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无法自保，毛泽东死后是个反革命家属，只算是陈谷子烂芝麻，那好，我供给你新鲜出炉的互害实例，且源源不断。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可以作为反革命被惩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可以被恶斗狠批，自然你一个湖北省的副厅级干部黄仕明不必抱屈你的夫人陈玉莲上访被六个警察打成脑震荡。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6月23日黄仕明去河南开维稳表彰会，接受胡锦涛对他嘉奖的当天，他的老婆陈玉莲因上访被省委大院的6名截访警察往死里打。不管她上访及遭打这件事，还有什么更深的背景可阐释，但她为女儿讨公道而上访以及被打这两个基本事实是成立的。几十年前国家主席惨死，他老婆被羞辱狠斗，而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此一来维稳的副厅长老婆被维稳人员暴打，副厅长欲讨公道又被组织威胁，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维稳的谎谬，正如这个极权制度的存在一样，是罪恶存在的渊薮。维稳的黄仕明和建构极权的刘少奇，都是自铸牢笼，可惜有多少人又能认识到这点呢？

几年前张君被文强所抓，文强嘲笑其真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张君当着文强的面说，别得意，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这样的谶语没有官员会相信，何况彼时横霸一方、炙手可热的文强？不知道这次被暗算的文强临死前，想到张君对他的劝告没有？官员们冷漠傲慢惯了，有几个人会想自己倒起霉来，会惨到如自己不屑之人暴死的地步呢？不按正当途径，违法瞎搞弄死文强的人呢？一定会有好下场么？恐怕未必。我不是佛教徒，并不完全相信因果报应，但我知道这个咬人兼自噬的制度，玩起命来，恐怕没谁都不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我早说过，在如今的制度下，即便你腰缠万贯、开豪车住豪宅吃山珍海味，也只不过一个高级一点的奴隶而已，黄光裕就是最好的例子。你挣钱挣到顶级的时候，你就难免与官员勾结，你的对手就好用政治因素来巧妙地做掉你，而不需要也不想要任何真正透明的司法介入。黄光裕和被吞掉的山西煤老板，以及众多被国进民退做掉的私企老板，有谁又能有机会有能力替自己喊冤呢？也许不少富商和很多官员一样的想法，倒霉者一定不是我。可是面对这个互害社会，如此乐观的概率从何而来？

上面说了不少显要权贵、富商巨贾如何互害的事，下面来看看我们普通民众是如何互相伤害的。互害社会的本质是彻底地继承了丛林社会弱肉强食的古老传统，而不幸的是，当今中国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国家的时候，中国却还处在野蛮的前现代社会，这是一个互害社会的基本土壤。民众作为互害社会这个“生物链”上最底层的人，受到高层伤害以及底层互害是最多的。由于极权制度能使上层利益最大化，他们贪恋暗箱操作、喜欢丛林法则，因此在日常生活和政治运营中玩尽三十六计。民众也以此相尚好，每个人都以贪占他人便宜为炫耀之资，把坑蒙拐骗作为自己生存的指针——造假文凭的唐骏、诈捐的地产商禹晋永就是最近展现出来的“俊杰”——大家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并因此窃喜。其实大家都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巧取豪夺别人的权益，别人也用这样的办好来惩治你，必然大家互相伤害，互相受损。玩不尽的潜规则，扯不尽的皮，于个人及整个社会都有害无益。比如你在大米里造假坑了人挣了钱，自以为得计，但你在吃奶粉吃蔬菜时依然可能吃到有毒的东西，像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环顾四周，像这样的底层互害还少吗？

2010年7月20至21日于成都

附：2008《中国是个互害社会》

看到标题，有人或许会撇嘴：你这话说得？四川大地震，我们的爱心不够弥漫吗？青基会，我们没有捐款吗？养老院、敬老院、孤儿福利院，我们没去做志愿者，没去做义工吗？是的，我要对所有这些人表达我诚挚的敬意。但遗憾的是，单是如此，还不能够动摇我所说的“中国是互害社会”的基本判断。在陈述“中国是个互害社会”的基本理由之前，我要说，从1949至1978年，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如果有人不明白，这个话题只有改天谈了）。1978年后中国慢慢有了社会，但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是互害社会。这种互相伤害，不仅损伤了中国人的品性和基本道德感，而且最大程度地伤害了中国人做人的尊严。有人说，尊严算个屁呀，我现在想的是如何要吃饭。我不否认吃饭的重要，但我要说，你要把饭吃有尊严一点，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官方在大赞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如果还停留在毫无尊严的为一碗馊稀饭而努力奋斗，这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呢？这里面有拜中国是个互害社会之赐。

中国这个互害社会的文化基础和制度根柢，当然与我们几千年来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有深刻的关联。但对这个国家互害的大规模加码和迫害，肇始于四九年后官方的阶级斗争政治管理理念、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一句话，这个没有社会的畸形国家，官方为了将民众的利益剥夺干净，治理得服服贴贴，所采取的方式都是让整个社会处于恐怖之中，不特民众恐怖，连官员也是恐怖的，像刘少奇、彭德怀等这样的高官都要害死–我不是说他们的命就比普通民众的命高贵，而是举他们作为极而言之的例子–命都不能保，除了无所不在的恐怖的宽度，这就是恐怖的强度。在这种政府对民众高度不信任、带有威胁的恐怖控制之下，于是兄弟阋墙、父子反目、夫妻告讦、同事揭发等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事，被官方认定为向党组织交心、向党靠拢的“高尚”之举。所以人与人之间从“防人之心不可无”到主动去害人、创造性地害人、以害人为己任，把害人当作向党献礼的“高尚”举动来炫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换言之，四九年后官方治理国家的理念，就是大规模唤醒并激发民众身上的恶，让民众互相撕咬，互相攻击，捏造诬陷，希图全身自保。其实自保者最终才知道自己只不过被害晚几年或者被杀晚几个小时的苟活而已。

如果1949至1978年中国是政治上的互害国家的话，那么如今则是政治、经济及诸种利益上的互害社会。政府衙门都各尽其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个职能部门都将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私人化，你到我这来办事，我制约你给脸色看，反之亦然。所以政出多门，叠床架屋，互相扯皮，没有效率是常有的事。至于老百姓就更惨，他到所有的部门都得看脸色，都得被踢皮球的各部门摔摆够–还不一定能办成事。所以再差的老百姓都要找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背景靠山，办事不成，就去求情，大家共同玩潜规则，玩得自得意满，真可谓喜气洋洋。本来可以按正规渠道办好的，但却要到处去求人去打点，其实他没有看到这里面，对人格的侮辱，求人的窝囊，以及求人过后的还情还债，增加了许多有形及无形的成本。而这样的事，除非你的官大你的官管用，否则你也难免要低三下四地求情。何况退休后，你也得体会一走茶就凉的世俗况味。也就是说，公务员之间及各部门之间，其实都是拿潜规则互相伤害，增加了各种扯皮成本，降低了效率。同时还培养了中国人喜玩阴谋，近乎无时无刻地玩阴谋，如此一来，丧失了发明创造的时间与精力，丧失了坦坦荡荡、一脸阳光地活着的乐趣。有些人由于信息的闭塞、洗脑的巨大作用，一生都不知道另外有的国家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活着，还以为大家都像那样把求爹爹告奶奶，然后再在另一拨人面前装大爷的生活，当成天经地义的美好生活。其实这种伤害是一种恶性循环。

说中国是个互相伤害的社会，是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每个人的尊严都不一定能得到完全之保证。有人说，错，胡锦涛有的，他有尊严。在这个恶性循环的社会食物链上，没有谁可以例外，连胡锦涛也不例外。每个公务员在上级领导面前都是◎◎或者装作是◎◎，但每个领导人在下属面前都把自己当作是大爷。在领导面前低三下四受的窝囊气当然会撒到下属那里，有人会说，胡锦涛不会吧。且不说那些太上皇理论和太子党对胡的牵扯，且不说胡要成天说那些他都不相信的鬼话，且不说出行不自由，且不说退了也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想一想李斯的上蔡之恋吧，他们虽然衣食奢靡，但他们能得到真正的上蔡之恋吗），且不说自己一生说了多少违心话做了多少亏心事才爬到这个位置，且不说爬上了这个位置还得继续说假话，还得提防他们“热爱”的人民，对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一个小小的区县政府都岗哨林立，政府工作人员都像被圈起来养的猪一样“安全”，也许你觉得这个“安全”是一种享受，但在我看来这种安全是一种惧怕，浸透着无处不在的恐惧。也就是在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固然恐惧，但对此未必是普通老百姓的“专美独享”，即便官大如胡锦涛，他也一样生活在恐惧中。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你说这个社会不是互相伤害，这是什么呢？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弄得所有人都恐惧的地步，都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的政府还不思改革，难道他们爱上了害怕人民时的那种恐惧吗？难道得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不仅是我们普通人，而且还有那些达官贵人吗？是的。如果说普通人是因为被挟持，久而久之爱上了绑匪，那么官员包括胡温久而久之爱上这个绑架他们（当然也是他们在参与绑架乃至自缚）的专制制度。我们的民众和官员仿佛都像水牛喜欢滚烂泥潭并享受烂泥潭一样，并不知道可以把身上洗干净去享受那种不受拘束的、更多的自由生活。

中国社会畸形到所有人都恐惧，所有人都不知不觉地互相伤害（三聚氰胺是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过两天我会写一篇《互害社会的样本分析》），已形成一个互相恐惧和互相伤害的强大网络。但官方和民众特别是官方都不思改进这个空前有病的社会，眼看这个社会继续腐烂下去，而不怕继续烂下去的鱼死网破，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愚蠢之举。虽然每个人受害的深浅程度不一，但受到伤害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要改变这样的现实，要付出我们的智慧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