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有年轻朋友问我三年大饥荒的事，我也不算过来人。但我家不仅饿死了有五口人，而且我还读了不少这样的书，如杨继绳《墓碑》、贾柏《饿鬼》、冯客《毛的大饥荒》、东夫《麦苗黄菜花青》。三年大饥荒时当然基本没有吃的，偶有食物的话，是些什么食物呢？年轻的朋友们想知道，那么我就发篇旧文章，让大家知道一点事实吧。图片为吃观音土的男孩。2014年9月4日于成都
我曾在写《王闿运的四川食物》时，说过我会专门写一篇长文谈三年大灾难时的食物，因为收集资料的困难，至今未能完成。不过，最近读一些右派老人的回忆录，加上我自己家人的告知，以及我幼年的经历（我没经历过，但我小时也吃过许多野菜），先写一则短文，以引起同好者的注意，或者大家可以供给这方面的回忆与经历，以组成一部特殊活命饮食史，为救荒史留下一点难得的史料。
我出生时，已过了三年大灾难时期，小时吃的多是红薯、南瓜等，所以现在家中人吃这些东西，或者朋友们点这些菜，我至今是不吃的，因为胃有见之而反的下意识反应。当然也吃过软雀巴、刺老苞、蕨苔等野菜，这野菜不是像今天的人认为一样，是为了生态与营养，相反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无油无盐，清汤寡水地吃下去，只有把你的胃吃伤，所以今天大家所乐意吃的蕨菜，也在我的拒绝之列。我们生活在平坝，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蕨苔，还是大家兄二家兄费很大的劲至矿元盖上的猫牯岭，不惜力地挖来，经过许多工序，做成淀粉蕨巴或者搅团，开始时有点新鲜，但吃多了也就无法下咽，但为了饱肚子，也得强行咽下，否则身体将无法支撑。至于我们其他经过三年大饥荒的家人，他们的经历就更是不堪闻问。前几年家慈去世前，我拿着《中国野菜图谱》、《云南野菜图谱》等书，让她看看哪些野菜是我们当地有的，其名在当地称为什么，做了个学名与俗称的对应（去年与二家兄也一起做了一次），可惜我翻箱倒柜，一时半会居然没能找到，不然，就可以开始写作《三年大灾难时期的食物》了。至于我大家兄、二家兄他们吃过观音土与糯叶等，在今日根本就不可想象的所谓食物，将来我会逐一写来，这样的悲惨历史，怎能忘怀？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死亡人数据现在的估计是4千万左右。有人或许会说，这数字不准确，不准确也不是民间的错，是官方的错，因为他不公布真相，不开放档案，犯了罪还不承认，其罪莫此为甚。这数字当然也可以进行统计与研究，但查公安局的户籍管理档案，官方肯定不愿意与研究者配合，甚至有可能将研究者打入另册。再者，也可以从各地的县志中加以搜罗，这些数字或许因为要替官方遮掩而有所保守，但如能将此加起来，也一定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一点人口史学家曹树基先生曾做过如此的工作，分析四川的死亡人数。但这里面，我认为还有许多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朋友们都是有心人，你的一个询问，你的一个记录，就是在为中国保存痛史，保存为后来人作进一步研究的史料。史料并不是一定要重大事件才可堪称史料，而是细大不捐，做好各种与灾难有关的记载，就是为自己的权益、为先人的灾难，留下一笔珍贵的东西，让执政者的残暴虚假从各个方面立体地得到揭露，从而让他们的罪恶无处藏身。
近读云南禄劝八十多岁的俞民先生的《逝水年华回忆录》（自印）记载了一些饥饿死难的事，也记载了许多他们因饥饿而吃的食物，同时记载了因提及饥饿而获罪的右派。唐光能的岳父母是奴仆，只有一个养女，他是雇农，来这家作上门女婿，后来参军入党。在整风运动中，唐光能说：“1955年由军队复员回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家中岳母及老婆吃糠菜，无力下地干活，睡在床上。他带回几十斤粮票去买粮米掺在糠菜里混着吃一段时间才接上小春。”（P53）这样一来，唐光能变成了“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右派。这说明，五十年代有一些边远的贫穷地方，不只是59年至61年才面临饥饿的威胁。至于1959年（有的地方提前至1958年已开始出现饥饿的问题）至1961年大饥饿大灾难中的食物，兹摘录一段俞民先生的回忆：
经历了1958年到1959年大跃进、大战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由于超阶段的变革，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粮食严重减产，加上高征购，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公司货架空空如也，市场上的食品，只有粘渣渣豆腐和杉栎根粑粑，这两种食品，性辛微苦，有小毒，比草根、树皮好点，能充饥。粘渣渣豆腐加盐，两角一碗，杉栎根粑粑也是两角一个，饥不择食，我也去买来吃，吃后肚子胀痛，消化不了，折腾了几天，吃了些肠胃药才好些，此后，再也不敢问津了。但饥饿总是搅得人心神不宁。比我们更饿的地方还多哩，杉乐乡的半角村，根本无粮下锅，队干部带着社员爬到岩半中挖大料（当地植物名），到河边、箐边找野菜，上山采白花，到田里割蚕豆尖当口粮，还有用玉米杆砍成小段后用水浸泡出少量淀粉煮汤喝。（P64）
俞民先生是老革命，自己曾怀着一腔热血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到1957年时却被共产党打入另册。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曾是一个盲目的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对中国传统的独裁专制认识迟缓，对政治欺骗、讹诈、掠夺和谋杀认识不清，对毛泽东在1957年设下的陷阱毫无所知，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之计而罹难。”他在右派改正后，八三年离休，他与老伴回老家一起自耕自种当农民，因此对农村的状况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不仅读《中国农民调查》，而且对三农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很敏感，很违禁，是个雷区。但我已是八十老叟，黄土齐脖。再不说就可能没有机会说了，那我就永远对不起生死相依的农民。”（P147）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忘不了要发出真实的声音。让我们对像俞民先生一样的右派老人，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
从让自己的前辈回忆起，作点滴之记录，并且鼓励前辈们写回忆录，那么我们所受的灾难一定会有更加详实丰富的记录。
转自：汇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