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在遭受土地持续退化以及气候模式恶化的影响，但大规模的人口重新安置也带来了深刻问题。一个移民家庭所遭遇的困境，成为了人口安置问题的真实写照。
中国庙庙湖村——脚踝深的沙子堵住了他们新家的大门。在院子里推着自行车行走像是在沼泽中跋涉。庙庙湖村名中的“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绿洲，距离这里一排排千篇一律的混凝土砖小房屋不到两公里远。
中国政府把约7000名回族穆斯林从中国西北地区缺水的土地上搬迁到这里，村医马世良的家庭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大夫说，官员曾承诺“我们会变富”。然而，这些曾经在广阔的山丘地带放牧绵羊和山羊的人们，现在感觉像是被圈起来的动物，没有活力，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
“如果我们知道这里是什么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搬来了，”41岁的马大夫说，搬来三年后，他一直无法在庙庙湖村行医，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可靠工作。
中国称这些人为“生态移民”：政府把居住在感受到气候变化、工业化、不良政策和人类活动压力的土地上的32.9万人，搬迁到了161个仓促建造起来的村子里。他们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的生态移民与扶贫计划安置的第五拨人，此前，这个计划已经搬迁了114万居民，宁夏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有许多沙丘、清真寺和骆驼。
宁夏扶贫开发办公室移民管理处副处长韩金龙表示，虽然之前几波并没有明确地说是生态移民，但他们搬迁也是由于沙漠化越来越严重。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移民工程。
中国在宁夏和其他几个受长期干旱和其他自然与人为灾害影响的省份所做的事情，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先兆，据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气候变化将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离开家园。
中国一直在遭受土地持续退化以及气候模式恶化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北方干旱。但是，大规模的人口重新安置也带来了其自身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大夫的家人及其邻居的困境上有所体现。
马大夫在他家的客厅里喝着茶对我说，每个家庭得交1.4万元人民币的“安置费”，政府承诺给每个家庭一块耕地，因为这些家庭在原住地留下了大片的牧场，以及牲畜。但是，那些得到耕地的家庭最终不得不将土地租赁给了一家农业公司，自己只剩下很小的前院，马家的前院里现在种着几株辣椒。
马大夫家有11口人，政府指望他们能挤进一个两居室、54平方米的房子。像许多移民一样，马大夫用白色塑料板为父母在院子里又盖一间房，但他的父亲在2月份去世了。
设计新房子的官员把马桶和淋浴安装在同一个卫生间里，这对回族穆斯林来说是一种冒犯：马大夫在前院靠街的地方另挖了一个茅坑。
马大夫不仅没能让官方任命他为乡村医生，而且自从去年11月以来，也一直找不到建筑工地上的活儿——虽然它不稳定、收入也低，但这是村里男人最常见的工作，这让他的家庭不得不主要依靠妻子王梅在大农场打工挣来的每天80元生活。
作为重新安置的一部分，马大夫和他的三个兄弟、一个侄子总共带来了38名家庭成员。但另一个哥哥马世雄没有听政府的话，他是留在这里往南5小时车程的叶家河村的少数村民之一。官员拆掉了迁出家庭的住房，还惩罚那些留下不走的人，拒绝翻新他们的住房或为他们建养殖圈棚，不给他们提供自来水，以及养羊、养牛的补贴。
王林也没有工作，他是一个下午我在庙庙湖村的吉安清真寺祷告结束后采访的八个人之一，他说，如果明年还找不到工作的话，他和八名家庭成员打算回叶家河。
“还没有人搬回去，但人们在谈论这个事儿，”48岁的王林说。“在那里，我们可以种地。我们在那里的房子已经没有了，但我们可以挖土建窑洞。”
“这都是政府的责任。”
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面积为5.18万平方公里的宁夏的绝大部分是沙漠，包括用来安置移民的地区。政府官员说，相对于宁夏中南部广大的西海固地区（马家及其他移民都是从那里迁出的）来说，庙庙湖这样的地方已经是一种改善，因为这些移民村更靠近高速公路，更靠近宁夏首府银川，也更靠近黄河。黄河是助生了中华文明的主要水源之一。
李克强总理今年2月于春节前夕在宁夏考察期间对村民说，“把贫困人口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搬出去，是拔掉穷根的重要方式，”据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报道。
宁夏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及绝大部分被重新安置的人口——都是回族穆斯林。一些西方学者称，中国的安迁政策至少部分是为了控制少数民族人口，而官员们则可能利用环境原因作为一个幌子。
虽然贫瘠的西海固地区相当遥远，但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政府就开始关心这个地区，当时官员就该地区的土地上能生存多少人的问题提交了一系列的严峻报告。中国科学院和国土资源部的研究人员最近估计，该地区只能维持130万人口，而2014年那里的人口约为230万。
“政府决定把人口迁出来，因为那里的土地养不活他们，”宁夏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张吉忠对我说，我是今年8月在银川的扶贫开发办公室里见到他和他的同事韩金龙的。“这些问题的根源来自历史、自然和社会。”
降雨正变得越来越少。他说，村民为了烧柴和盖房砍掉了大批树木。政府一直没能建造足够多的水库。
据前高级官员马忠玉写的一本书，在过去的50年里，整个宁夏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2.1摄氏度，其中有一半多的温度上升发生在2001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里，马忠玉引用的数据来自一项国际研究。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宁夏的年降水量每十年下降约5.7毫米。
张吉忠说，将人们从西海固搬迁出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同时进行的植树造林计划，让那里的山坡变绿。他说，已经有1200多万亩的土地被改造为森林和草场，他还说，固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4％上升到去年的22％。
提起西海固，张吉忠说，“现在那里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有时还能吃到野鸡。”
1983年开始实施移民搬迁计划时，政府在宁夏北部给移民分了土地，让他们搬过去，并让他们自己在那里盖新房子。这些日子里，政府给他们建房子，虽然比较小。张吉忠说，前后五拨移民搬迁共花了200亿元，其中一半花在最近一拨上。
“房屋需要盖得好，道路需要修得好，学校需要建得好，”他说。“这都是政府的责任。”
张吉忠说，移民搬迁开始之前，政府先让地质专家在宁夏其他地方找到足够的耕地，然后判断是否有足够多的水可以运到那些地方。
每个家庭得到大约150平方米的宅基地，房子就要占掉三分之一。许多人抱怨宅基地过于拥挤，而且大部分的情况下，每人只分到一亩农田，远比他们在老家村子里的少。
“在北方，土地和水确实变得越来越稀少，”张吉忠承认。他说，在最近一拨移民搬迁中，四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得到任何土地。他补充说，政府已经将他们定为“劳务移民”，并正在与企业进行谈判，为他们在城里找工作，包括当清洁工和保安。
但官员们知道，即使是那些得到了农田的人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那还远远不足以让他们摆脱贫困，”张吉忠说。“那点土地也许能养活他们。政府一直在做出极大的努力，让他们能够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让他们不只靠土地本身谋生。”
“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
宁夏最大的新移民村滨河家园里住着1.6万多名居民。最小的村庄每个村里只有几百人。庙庙湖算是中等规模，有7000名居民。
这1400户人家用低矮的水泥墙隔开，看上去平淡乏味、千篇一律，只有门牌号把它们区分开来，比如马大夫就住在5区35号房。大多数村子都有一所小学、一个市场和若干清真寺，但看上去更像是难民营，而不是有机的社区。
我曾三次来到这里，其中一次是在一个下午，当时马大夫的妻子王女士从农场回到家，利用午休时间小睡片刻。她天一亮就去西瓜田里施肥。
半小时的午睡后，该回到沙漠的烈日下了。
她同马大夫和两个年幼的、穿着红白校服的孩子告别。然后，她骑上电动车来到一条公路边，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个骑着电动车的女人。她们大都戴着粉红色的头巾，与漫延到天边的黄沙形成鲜明对比。
女人们爬上两辆约翰迪尔(John Deere)卡车的后车厢，车子载着她们驶向瓜田。
“工作太累人了，我快累死了，”39岁的王女士说道。“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住在南边的时候，我种的是我们自己的地，按自己的计划安排生活。”
搬迁前，王女士以为自己家能有一块田种粮食，吃也好卖也好，就像他们在叶家河村那样。但是官员们决定，因为沙地很难耕种，村民们还是把总面积达两万亩的土地租给一个名叫华泰农的大公司或其他公司更划算。
“新移民并不知道怎么在这些地上种庄家，”平罗县扶贫办公室主任王志刚说。他还表示，有些移民家庭试过种地，但是失败了。
凭出租土地每个家庭成员每年应该收到195元人民币。王志刚说，这些钱每年存到一个家庭银行账户里，但是马大夫说，第一年之后，他们家就再没收到过钱。
所以这家人唯一的稳定收入就是王梅每天从华泰农挣来的80元人民币，低于中国政府所说的农民工每天100元的日均工资。
和庙庙湖村的很多人一样，马大夫靠申请政府贷款来补贴全家人的生活支出。
“你不能现在就这么让我去当一名矿工。”
多年前，马大夫跟一位儿子经常得病的哥哥学会了如何打针。当叶家河村需要一名医生的时候，这种技能帮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他没有正式上过高中，但自学了医学技术，并在2011年获得了行医执照。他主要帮人们注射疫苗和治疗感冒等小病症。
但马大夫表示，他在庙庙湖村找不到医生的工作，因为政府只在这个村设了一个医生岗位。他认为，对于一个人口7000人的村庄来说，这是很荒唐的。他说自己曾多次要求县卫生局为他增加一个职位，但一名官员告诉他，只有上一级政府才有权力决定这件事。（一位县卫生局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庙庙湖村计划增加两名医生。）
不过，朋友们还是时常会找马世良打针。作为交换，他有时会收取10块钱的费用。
一天下午，同在吉安清真寺做祷告的一名教友来到马世良的家里，让他帮忙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这是一种矿物质补充剂。这名男子躺在前窗边的床上，伸出自己的右胳膊。这位医生精准地把针扎了进去——而且没有收费。
要了解庙庙湖村的就业状况，并不容易。平罗县官员王志刚表示，在该村具备“工作能力”的2000名生态移民中，有93%找到了工作。华泰农的一位高管表示，今年有半年时间，这家公司雇佣了四五百名妇女，其他时间则为一百人左右。马大夫和其他许多人都对这个官方就业数字表示质疑，称大多数男人都无法在这些新村庄或附近城市的建筑项目中找到稳定的工作。
村民们表示，政府官员每年都给村民提供一次一到两个小时的培训课程，教他们如何成为电焊工或砌砖工。“没用的，”马大夫说。“没那么多工作机会。”
今年5月，一些市级官员到这个村子待了一天；马大夫说，其中一名官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到城里的洗煤厂工作的机会，但他“不想去，因为那里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回族穆斯林很少，大多是汉人。
还有自尊的问题。“我一直是村医，”他说。“你不能现在就这么让我去当一名矿工。那不合适。”
因为不能或不愿做体力活或务农，一些移民开起餐馆、药店，或做起了其他的小生意。靠近庙庙湖村前拱门附近的市场上有一排排的店面，但我去的那天上午，它们大多关着门。没有租出去。
我在其中一排唯一一个营业的店铺里见到了马女娃。她已经在那卖了两年多的毯子。她说自己每个月能赚大约500块人民币。
“生意不好，这里没什么人气，”她说。“我有三个儿子。丈夫必须到外面去找体力活。”
一些失去工作的男人拿清真寺当庇护所，那里一天五次的祷告让生活有所依托。在去做祷告之前，马大夫有时会冲个澡，穿上一件挺括的白衬衫，对着镜子把无檐小圆帽戴好。
孩子总在家。因为无力负担每学期1000元的费用，这对父母把小女儿树芸从幼儿园领回了家。16岁的大女儿小芳此前在一所寄宿学校上学，但一年半后就辍学了。
“我不喜欢学校，不想回去，”有一天，她一边给家人做中午吃的面条，一边对我说。“我打算过了斋月到银川去找工作。”
但马大夫说：“不会让大女儿去银川。她还小。”
“那不是一种很文明的生活方式。”
前往马家以前住的叶家河村，马路迂回地向高处走，沿途会经过一个水库，越过几座覆盖着黄色软泥的小山，可以看到沿路院子里的马和干草垛。这里的风景开阔、起伏，一片葱翠，和庙庙湖村截然不同。
我们在一座可以眺望山谷的山脊上停下。马世良的哥哥马世雄在路旁迎接我们。他穿着蓝色束腰长袍，头戴无檐圆帽，脸上像那些山一般沟壑纵横。
他是那个留下来的人，尽管包括他年迈双亲在内的整个家族已经迁到北边去了。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及四个孙辈也留在了叶家河；另外两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餐馆里打工。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里有1400人，如今还剩下约300名村民。
在一间砖地泥墙的前屋里，他递给我一杯茶。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这种房子也能保持凉爽。
“我们当时就不打算搬过去，”50岁的马世雄谈起庙庙湖村。“我们知道在那里只会有一座房子。”
他告诉我，叶家河的许多人家都有因政府一时的想法而搬迁的漫长历史。他的祖先过去生活在宁夏中南部靠近黄河的地方，“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他说。100多年前，清朝的官员命令这家人搬到了叶家河。
几十年前，共产党官员将这个村划分成五个组。马家属于下河组。几年前，政府官员告诉下河组的各户人家，他们必须搬到北边去。50家搬走了，9家拒绝。
在马世雄领着我穿过他家时，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哪怕承受一大家子四分五裂的代价，也要选择留下来。
和他弟弟在庙庙湖村的房子相比，马世雄的房子简直可以称为皇宫。有两排房子对着一个宽大的院子。两个儿子的家庭——每人都有两个子女——有各自的住房。总面积有300平方米，是新村住房面积的两倍。
马世雄说，在生病的父亲于2015年2月去世前，他曾去庙庙湖村探过六次亲。
“第一次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小院子、小房子和门前的小茅房……”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卫生条件不太好，不是一种很文明的生活方式。”
“你没有土地，得到外面去找工作，”他接着说。“怎么能维持生计？”
在叶家河，马世雄有近50亩的土地，尽管偶尔发生的洪水已经毁掉了一些田。在他的房子后面，是一大片玉米和燕麦地。他们卖地里种出来的玉米、土豆和小米。在房子前面的畜栏里，还有一头驴。
和过去世世代代的村民一样，这家人吃的水来自后院的一口井。搬到庙庙湖村的人之前还为终于用上了自来水而感到宽慰，但他们很快就听说，在他们搬走后不久，叶家河村大部分地方也都装上了自来水管。
但违抗政府搬迁命令的下河组村民不在此列。马世雄说，他们被当作不存在，就好像他们是鬼魂。
我们交谈的时候，邻居也挤进了前屋。他们听说有个北京的记者来了。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对地方腐败的不满。“这里就是个原始社会，因为没人关心我们，”马世雄说。
天色渐晚，马世雄把我领到外面，去看他几个兄弟的老房子。我们爬上一座山，宽阔的山谷在我们面前延伸开来。马世雄和他的邻居表示，这个地区变得越来越干旱，雨水比十年前少了。
但我看到山上有一片片绿色的植被。马世雄说，自从下河组离开，树木和灌木丛又长起来了。人口减少，意味着土地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
我们来到山谷上方的一处斜坡。眼前是马世良和王梅之前居住的泥墙房的残迹，他们就是在这里生育了七个子女。政府已经将它拆除，仅剩下断壁残垣。
对马世雄来说，四个兄弟在2013年11月离开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如同头顶明澈的天空。几家人先是把家具装上了卡车。第二天，他们登上了一辆大巴。
“我们都哭了，”马世雄说。“他们哭，我也哭了。我们是一家人，现在却被拆开了。我希望他们能回来，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走下山脊。暮色渐长，山上已成废墟的房子静静地立在那里。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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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i Zhao、Sarah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转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