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事情要变好之前，总归要出很多幺蛾子。如同一颗疮要好之前，必须先出脓水。据说政府要推广律师分级制度，高级别的律师才能在高级别的法院出庭。从报道中陈卫东教授透露的信息，说律师等级制度的改革有可能在明年进行推进，届时可能对律师执业的法院进行部分限制。从我看来，陈卫东教授一向是政府投之以桃，而陈教授报之以李的人。所以，陈教授释放的信息，其实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从最近对死磕律师规制的立法看，这样的律师分级制度，政府极可能会推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弗兰西斯福山有幸被接见数次，福山提倡治国三大件之强政府执行力，确实是我国政府所喜欢的。（其他两大件是法治和问责制，国家能力不是不重要，福山强调了这三者的平衡），袁世凯以前不也借古德诺的口推行帝制，但古德诺也由自己的体系。
这些东西都是以西方国家也有的名义推广的。如同刑法九修正案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一样，理由是西方也有藐视法庭罪。至于西方的法官之独立于党派，法院内没有党委、没有闹访，没有政法委之类的，就完全忽略不顾了。反正拿来主义，都是为我所用。即使西方没有这玩意，他们也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最优秀的文化中汲取。如果以刑法修正案九来评定，贵州小河案的辩护律师，估计可以抓好多。因为木偶法官检察官在法庭上，多少总归有点被人鄙视，一旦鄙视流露出来，就会因为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不听法庭制止，最终律师和他的被告人关在一起，当然，好处是这样肯定解决了这个律师的会见难的问题。
我国的律师制度，建立时是苏联式的，改革开放后，律师从数量和质量上看是美国式的，律协本质上依然是苏联式的，虽然苏联已然不在人世，但仍不妨碍既得利益者的小车不倒自管推。德国日本的律师，考试进入门槛高，人数精当，而美式律师进入门槛相对校对，当然，依然比中国高。我国现在大学三年级就准备司考，毕业后实习一年，即可成为“大夫”看病，而美国是四年本科，三年法学院，如此七年，律师依然泛滥。不用说中国的四加一体制了。如果律师协会是自治的、公正的，推行分级制度，以年份资历来分，似乎也未尝不可，犹如藐视法庭罪，在一个法庭有尊严的地方，也不会被滥用。在中国，威严的审判长和合议庭成员最终要听审委会的，审委会要听政法委的意见，反腐案子还有纪委这个老大哥，如果把这个讲给法治国家的法官听，第一反应都是，哦，My God。
中国的律师协会鲜有直接选举的，大概就深圳直选，但篮子里的苹果，要司法局选挑好，和前阵子香港特首选举一样。如某大城市，是先选律师代表，代表选理事，理事选常务理事，常务理事选会长。非常精妙的选举制度，确保政治坚定、领导放心的律师当选。地方律协的领导是全国律协的班底，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全国律协的大佬们，多是律师中政治正确，社交娴熟，精致的商业律师，（虽然其中确有少数行为正直者）。当需要底层律师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会沉默，甚至有的会落井下石，如李庄案中的某市律协。如果律协主持了律师分级制度，或者司法局控制了分级制度，就类似市场上规定了馒头店，必须认证，一级馒头店可以在闹事区卖，二级的在非闹市区，三级的，只能在郊区卖。这认证机构，利益太大了。老百姓也无法选择自己要的大眼包子，只能吃庆丰包子。
很多年青律师，工作五年以上之后，他们的天才能力显露出来，有的甚至很容易地超越了干了几十年的律师，如果但以资历论，往往对他们不公平。因此，律师分级制度在目前这个律协来说，他们往往缺乏代言人，因为他们实质上也没有代表 选举权。选举往往是事务所为单位的。另外，如果一个高级律师可以到高级法院执业，他的助手可未必能搞到高级律师证，就无法到高级法院出庭。就像打仗一样，林彪成为军团长才几岁？毛委员成为一大代表才几岁。律师的经验确实需要积累，但律师分级出庭制度，恐怕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下才能做到公正。什么时候法官、检察官都只忠于法律，律协可以普选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反对某些特定级别的法院，如最高法院，去设定什么律师能出庭的资格。
看报道中陈教授说，律师是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想想最近司法改革，很多年青精干的法官检察官从机关里出来，看来改革两字却有魔力。以前说改革来了，都指望，现在说改革来了，撒腿就跑。不过上海总算有一个据说千万创收的律师进入法院，确实成了受益者。专家说，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大家都是受益者，而政治改革，往往是政府限权民众扩权，此消彼长。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强政府来说，改革就是看，政府是否让权，现在的律师分级制度，给政府或者二政府多了很多权利。让市场本身可以决定的，交给政府，是改革还是倒退，是很清楚的。不过，如果给陈卫东教授的话加五个字，可能就对了。这五个字是：小部分律师。其实，这些人往往是拥护分级制度最有力的人，甚至可能就是制度制定者。
但笔者看见，大多数律师反对这种分级制度。如小阿瑟等著的《中东史》中提到：这些改革家引发了其他难题。如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现代化能够继续吗？（页258）
当事人不是傻子，如果他的案子很重要，到了高级法院，必定会请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律师。如果政府规定只能在几个萝卜里面挑几个，只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我认识不少一级律师，不少都已经颤颤巍巍，且不熟悉当下法律。说不定开庭都带一本《经济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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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律师分级制度，以改革的名义
大凡事情要变好之前，总归要出很多幺蛾子。如同一颗疮要好之前，必须先出脓水。据说政府要推广律师分级制度，高级别的律师才能在高级别的法院出庭。从报道中陈卫东教授透露的信息，说律师等级制度的改革有可能在明年进行推进，届时可能对律师执业的法院进行部分限制。从我看来，陈卫东教授一向是政府投之以桃，而陈教授报之以李的人。所以，陈教授释放的信息，其实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从最近对死磕律师规制的立法看，这样的律师分级制度，政府极可能会推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弗兰西斯福山有幸被接见数次，福山提倡治国三大件之强政府执行力，确实是我国政府所喜欢的。（其他两大件是法治和问责制，国家能力不是不重要，福山强调了这三者的平衡），袁世凯以前不也借古德诺的口推行帝制，但古德诺也由自己的体系。
这些东西都是以西方国家也有的名义推广的。如同刑法九修正案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一样，理由是西方也有藐视法庭罪。至于西方的法官之独立于党派，法院内没有党委、没有闹访，没有政法委之类的，就完全忽略不顾了。反正拿来主义，都是为我所用。即使西方没有这玩意，他们也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最优秀的文化中汲取。如果以刑法修正案九来评定，贵州小河案的辩护律师，估计可以抓好多。因为木偶法官检察官在法庭上，多少总归有点被人鄙视，一旦鄙视流露出来，就会因为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不听法庭制止，最终律师和他的被告人关在一起，当然，好处是这样肯定解决了这个律师的会见难的问题。
我国的律师制度，建立时是苏联式的，改革开放后，律师从数量和质量上看是美国式的，律协本质上依然是苏联式的，虽然苏联已然不在人世，但仍不妨碍既得利益者的小车不倒自管推。德国日本的律师，考试进入门槛高，人数精当，而美式律师进入门槛相对校对，当然，依然比中国高。我国现在大学三年级就准备司考，毕业后实习一年，即可成为“大夫”看病，而美国是四年本科，三年法学院，如此七年，律师依然泛滥。不用说中国的四加一体制了。如果律师协会是自治的、公正的，推行分级制度，以年份资历来分，似乎也未尝不可，犹如藐视法庭罪，在一个法庭有尊严的地方，也不会被滥用。在中国，威严的审判长和合议庭成员最终要听审委会的，审委会要听政法委的意见，反腐案子还有纪委这个老大哥，如果把这个讲给法治国家的法官听，第一反应都是，哦，My God。
中国的律师协会鲜有直接选举的，大概就深圳直选，但篮子里的苹果，要司法局选挑好，和前阵子香港特首选举一样。如某大城市，是先选律师代表，代表选理事，理事选常务理事，常务理事选会长。非常精妙的选举制度，确保政治坚定、领导放心的律师当选。地方律协的领导是全国律协的班底，这样的情况下，进入全国律协的大佬们，多是律师中政治正确，社交娴熟，精致的商业律师，（虽然其中确有少数行为正直者）。当需要底层律师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会沉默，甚至有的会落井下石，如李庄案中的某市律协。如果律协主持了律师分级制度，或者司法局控制了分级制度，就类似市场上规定了馒头店，必须认证，一级馒头店可以在闹事区卖，二级的在非闹市区，三级的，只能在郊区卖。这认证机构，利益太大了。老百姓也无法选择自己要的大眼包子，只能吃庆丰包子。
很多年青律师，工作五年以上之后，他们的天才能力显露出来，有的甚至很容易地超越了干了几十年的律师，如果但以资历论，往往对他们不公平。因此，律师分级制度在目前这个律协来说，他们往往缺乏代言人，因为他们实质上也没有代表 选举权。选举往往是事务所为单位的。另外，如果一个高级律师可以到高级法院执业，他的助手可未必能搞到高级律师证，就无法到高级法院出庭。就像打仗一样，林彪成为军团长才几岁？毛委员成为一大代表才几岁。律师的经验确实需要积累，但律师分级出庭制度，恐怕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下才能做到公正。什么时候法官、检察官都只忠于法律，律协可以普选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反对某些特定级别的法院，如最高法院，去设定什么律师能出庭的资格。
看报道中陈教授说，律师是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想想最近司法改革，很多年青精干的法官检察官从机关里出来，看来改革两字却有魔力。以前说改革来了，都指望，现在说改革来了，撒腿就跑。不过上海总算有一个据说千万创收的律师进入法院，确实成了受益者。专家说，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大家都是受益者，而政治改革，往往是政府限权民众扩权，此消彼长。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强政府来说，改革就是看，政府是否让权，现在的律师分级制度，给政府或者二政府多了很多权利。让市场本身可以决定的，交给政府，是改革还是倒退，是很清楚的。不过，如果给陈卫东教授的话加五个字，可能就对了。这五个字是：小部分律师。其实，这些人往往是拥护分级制度最有力的人，甚至可能就是制度制定者。
但笔者看见，大多数律师反对这种分级制度。如小阿瑟等著的《中东史》中提到：这些改革家引发了其他难题。如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现代化能够继续吗？（页258）
当事人不是傻子，如果他的案子很重要，到了高级法院，必定会请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律师。如果政府规定只能在几个萝卜里面挑几个，只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我认识不少一级律师，不少都已经颤颤巍巍，且不熟悉当下法律。说不定开庭都带一本《经济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