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的民运理论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探寻建能满足民众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需求的民主机制，更要构建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地冲击现行腐败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迫使当局启动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有效地推进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
无论哪个国家，都应造就民主。因为民主是民众不仅能够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到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不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是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
具体地说，由于民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因此不仅成为公认的普世价值，而且既成为国家的基础，又成为社会的支柱；既成为发展的坦途，又成为科学的制度；既成为公民的护身符，又让公民选任政府，从而促使政府成为公仆，为民服务，为民付出，为民造福！
中国思想家茅于轼指出：“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华夏快递）
正因为此，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不但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还享有公民基本权利，更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其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
在民主国家里，每个公民都能随自己的意志活动，而且活动空间广阔，不受多少限制，既拥有竞选的权利，也拥有选举的权利；既拥有议政的权利，也拥有督政的权利；既拥有结社的权利，也拥有组党的权利；既拥有游行请愿的权利，也拥有示威抗议的权利；既拥有发表不同言论的权利，也拥有公开反对意见的权利。
在民主国家里，国家权力不仅横向分解到不同职能的权力机构，使之彼此均等，各自独立，形成横向制约，还分成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形成纵向制约，从而达到分权制衡，以至于防止权力扩张，防止权力为所欲为，防止权力为非作歹。
在民主国家里，权力自下而上产生，一方面必须通过选举竞争，符合多数选举人的要求方可获得；一方面必须通过考试竞争，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获取相关职位，而任职都有一定的时限，到期如未获得连任就得离职。
在民主国家里，如果说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平台，那么言论自由则是社会舆论的载体。民众一旦发现什么问题，会借助新闻媒体报道出来，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关注。更主要的是，新闻媒体本身就很敏锐，哪有风吹草动，很快就会发现，而一发现权力违规行为，就会严加谴责，督促有关部门处理。
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几乎就是政党政治，社会只是各政党竞争的舞台。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享有平等权利，谁都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都不能凌驾于民族之上，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尽管执政党行使权力，可在野党的制约和监控不仅让执政党谨言慎行，还让执政党难以胡作非为，难以越轨牟利，难以造成危害。如果当权者滥用职权，或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或营私舞弊，或贪污受贿，或迫害陷害，那么，不是遭到罢免，就是遭到弹劾，而触犯法律的，还要遭到严惩。
在民主国家里，政府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因为政府不仅由人民委任，还代为人民管理国家，所以与其说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不如说是人民的公仆，以至于不仅为人民着想，也为人民服务，还为人民造福。
简括而言，在民主国家里，既不弥漫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又不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既不以领袖为信仰的中心，又不严惩诚实思想；既不曲解历史，又不以专断代替辩论；既不控制新闻，又不封锁消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既不控制一切文学艺术，又不禁止罢工、抗议及劳工运动等等。
总之，由于宪政民主既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和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有效，唯民是从，因此民主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的支柱，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既对国家有利，对社会有利，对民族有利，也对人民有益，对家庭有益，对个人有益。
尽管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不尽相同，不但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有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有德国式的半总统制等，可无论什么民主模式，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一是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由于都主张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秩序，而不依靠暴力统治，因此都注重以协商政治为导向，以至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上的共识和认同。
二是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过去，政治以权力为导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是围绕权力而展开，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权力政治逐步为权利政治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的发展主要围绕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展开，而发展到现在演变成以权利为政治的核心，以至于不但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而且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成为权力的目的。
三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是指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而制约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两种。垂直方向制约是中央和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中央和上级的权力分别高于地方和下级。水平方向制约是不同职能的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对等的，既无隶属关系，又无高低之分，彼此权力完全均等。
四是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发展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进程，不仅使动荡不安、政权不稳的时代终结，还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而使政权的交替、政策的变革等等，都能够在一种既定秩序下进行。
五是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过去，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协同治理等，都体现了民主的发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权利，也注重公民的责任，并强调政府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
总之，无论哪种民主模式，都必须遵循宪政民主政治共同的基本原则，其中，既包括普选原则，又包括多数原则；既包括代议制原则，又包括分权制衡原则；既包括宪政原则，又包括法治原则；既包括自由原则，又包括多党竞争原则；既包括地方自治原则，又包括军队国家化原则；既包括有限权力原则，又包括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原则，还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
正是因为民主制度具有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仅成为普世价值，也成为世界潮流，还成为政治文明的标杆；不仅可以到处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种文化传统中，还能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不仅在欧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洲、南美洲落户，还在亚洲、非洲安居乐业，而今遍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宪政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是因为自身具有调节、纠错的机制，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尽管民主制度的创建者和参与者，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恶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机制会使恶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报；尽管民主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却是迄今为止最优越、最不坏以及最廉洁的社会控制方式，而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不像专制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以至不仅赢得全面共识，还得到各方支持，从而成为普世价值，成为发展趋势，成为时代潮流，而今不但已经波及全球，还必将渗透世界各国各州！
不可否认，现行民主还有一些缺陷，不仅存在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强化的问题，还存在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则在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以致难以化解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因此还有待于完善。
其中，不管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还是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是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都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之功能不断弱化，而分配问题只有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更新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社会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分配矛盾，以至于从根本上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而进一步发扬民主的优越性，进一步提升民主的质量，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制，并推崇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因此既忽视市场缺陷，又造成社会不公，以至于不但导致市场缺陷难于及时得到修补，也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最终不仅导致贫富悬殊，也导致社会变形，还导致国家失衡。
尽管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讲求全体人民共有一切生产要素，讲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样推行垄断，以致不仅排斥私有生产要素，还扼杀经济竞争；不仅宠信计划经济，还推崇平均主义；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还机制僵化，缺乏生机。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讲求民主，也讲求公平，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可由于推崇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过私有经济实现自身政治经济诉求，而不借助公有经济大展宏图，以致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也没具体的表现形式，还在公平分配方面没有多少作为，结果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能不断修补市场缺陷，可由于没有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因此，不仅导致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沉淀，还导致社会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结果既阻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又没能为多数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实行政治垄断，一味推行一党专制而扼杀民主，因此，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还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 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显然，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世界上现行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些弊端，因此最近十几年间，为了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为了清除社会主义的僵化，为了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为了消除中国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人类发展新的道路，希望创建一种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以至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左派思想，也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一，因此，对于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尽一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构新型社会控制方式，尽管以宪政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而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所建构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等，尽管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于没摆脱一党专制的束缚，因此更不科学。而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选择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而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如果说民众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那么通过民众自下而上的奋争，而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支点，而建构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杠杆。只有先打造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杠杆，才能激发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奋争，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而不但撬开自古压在中国及民众身上的专制制度，还造就既适合中国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尽管中国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情民意，不但绘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也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还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就能让民主植根于中国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中国本土的民运理论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探寻建能满足民众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需求的民主机制，更要构建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借鉴我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不仅构筑高效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以至通过民主立宪，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公有经济管理机构，监察管理机构，司法管理机构，也就是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政务，公务，监察，司法五个权力机关。
由于五个权力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各自不仅职能明确，权力均等，而且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因此既提高了制衡水平，又加强了制衡功效；既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中国国情；既超越三权分立，又具有普世功效。
此外，要把国家权力纵向分解到各省、各市、各县，以至于各省、各市、各县基本实行自治，不受上面管制，只受法律约束；不对上面负责，只对当地百姓负责，所以拥有自主权力。
再则，立法机构议员（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全都通过普选产生，不管哪个政党的席位，都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这样不但防止立法机关被一党控制，也避免引起纷争混乱，从而确保各项重要立法、各项重大决策、各项重大裁决科学、公正、无误，完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
再则，政务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监察管理机关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政党控制，不对立法机构负责，而对人民负责；不受立法机构管制，而受法律约束，受其他权力机关制约，受社会全面监督。而其领导都通过全民选举产生，任期都是五年，期满全都改选，顶多能任两届。不管哪个政党，只能推选一个候选人，要么竞选政务机关的首脑，要么竞选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的领导，要么竞选监察管理机关的负责人，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个。这样不但公平公正，还能避免政务管理危机、公有经济管理危机、监察管理危机，不象国外那些多党联合政府那样危机四伏，内讧不断，更迭频繁。
再则，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遵纪守法，维护公德，讲求礼仪，严禁争闹斗殴，否则，不仅遭到罢免，还会遭到严惩；而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如果营私舞弊，如果腐化堕落，如果触犯法律，那么不仅遭到罢免，还要遭到法律制裁。对此，决不姑息，严惩不殆！
尽管以上浅见只是一个总体框架而没有完全细化，但可以看出这种新型民主制度不但是根据人类发展规律绘制的政治蓝图，也是从各种促进人类发展的政治思想中提取的政治结晶，既能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又能清除社会主义的僵化；既能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又能消除中国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促进生产关系完善；既符合社会客观要求，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不仅切实可行，也便于操作，更便于实施，尤其易在中国培植，易在中国生长，易在中国开花结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左右，也在于公有经济不但是国家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还是国家财政收支重要的来源；既肩负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使命，又担负调整微观产业结构的重任，不但要为社会提供一多半的就业岗位，还要通过发展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调节社会分配，并为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为社会保障系统输送给养，为失业人员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进社会消费，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沉淀，从而既达到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又能为多数人牟利，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还在于公有经济能集中社会大量经济资源，混同私有经济资源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科学配置，投入国家各项建设。尽管公有成份超过私有份额，可两者享有平等权利，谁都不能铸就垄断，只能控股经营，因为限制公有资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资本化整为零，只能混同私有资本组成股份制企业。而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公有股份至少占有一半；对于一般行业，公有经济或控股或参股或不介入。这样既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也有利于生产关系的完善；既有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也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既有助于创造各种就业门路，也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标准；最终以公有资本为龙头，借助股份制吸纳私有资本，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与私有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增殖，从而促使国家健康发展，促使社会繁荣文明，促使国民生活蒸蒸日上！
再者，需要说明的是，监察管理机关不仅代表社会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等权力，而监控其它权力机构运行，还全面管理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媒体，负责制定新闻出版系统的发展方略及其运行机制，监管私营传媒运作，并与立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司法管理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以至提高监察地位，扩大监察权力，拓展监察空间，从而充分发挥监察的威力，不仅扫除贪污腐败，围剿行贿受贿，震慑腐化堕落，而且，严防权力越轨，严打营私舞弊，严惩各种败类，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分权制衡的功效，还使分权制衡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这样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以至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仅符合国情，也符合社会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仅理性确立公有经济的地位，也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从而使当局和百姓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进而不但有助于打破政治改革的僵局，还有助于开拓中国民主化的捷径；不但有助于缩短中国民主化的历程，还有助于减少中国民主化的时间；不但有助于降低中国民主化的成本，还有助于减轻中国民主化的阵痛；不但有助于减小中国民主化的代价，还有助于加快中国民主化的步伐。
既然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觉放弃统治地位，不会自觉还政于民，不会自觉让百姓当中国的家，做中国的主，那么百姓只能吸取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面对现实，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积极调整战略及其策略，而重新上路，不仅通过制度创新，还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迫使中共当局解除专政的锁链，迫使中共当局破除政治垄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霸权，废弃一党专政，从而砸碎专制制度，不仅构筑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制度，最终根据中国国情不但夯实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也能开辟出中国民主化的可行路径，并创立适合中国实际而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新型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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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进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
中国本土的民运理论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探寻建能满足民众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需求的民主机制，更要构建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地冲击现行腐败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迫使当局启动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有效地推进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
无论哪个国家，都应造就民主。因为民主是民众不仅能够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到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不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还是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
具体地说，由于民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因此不仅成为公认的普世价值，而且既成为国家的基础，又成为社会的支柱；既成为发展的坦途，又成为科学的制度；既成为公民的护身符，又让公民选任政府，从而促使政府成为公仆，为民服务，为民付出，为民造福！
中国思想家茅于轼指出：“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华夏快递）
正因为此，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不但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还享有公民基本权利，更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其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
在民主国家里，每个公民都能随自己的意志活动，而且活动空间广阔，不受多少限制，既拥有竞选的权利，也拥有选举的权利；既拥有议政的权利，也拥有督政的权利；既拥有结社的权利，也拥有组党的权利；既拥有游行请愿的权利，也拥有示威抗议的权利；既拥有发表不同言论的权利，也拥有公开反对意见的权利。
在民主国家里，国家权力不仅横向分解到不同职能的权力机构，使之彼此均等，各自独立，形成横向制约，还分成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形成纵向制约，从而达到分权制衡，以至于防止权力扩张，防止权力为所欲为，防止权力为非作歹。
在民主国家里，权力自下而上产生，一方面必须通过选举竞争，符合多数选举人的要求方可获得；一方面必须通过考试竞争，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获取相关职位，而任职都有一定的时限，到期如未获得连任就得离职。
在民主国家里，如果说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平台，那么言论自由则是社会舆论的载体。民众一旦发现什么问题，会借助新闻媒体报道出来，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关注。更主要的是，新闻媒体本身就很敏锐，哪有风吹草动，很快就会发现，而一发现权力违规行为，就会严加谴责，督促有关部门处理。
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几乎就是政党政治，社会只是各政党竞争的舞台。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享有平等权利，谁都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都不能凌驾于民族之上，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尽管执政党行使权力，可在野党的制约和监控不仅让执政党谨言慎行，还让执政党难以胡作非为，难以越轨牟利，难以造成危害。如果当权者滥用职权，或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或营私舞弊，或贪污受贿，或迫害陷害，那么，不是遭到罢免，就是遭到弹劾，而触犯法律的，还要遭到严惩。
在民主国家里，政府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因为政府不仅由人民委任，还代为人民管理国家，所以与其说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不如说是人民的公仆，以至于不仅为人民着想，也为人民服务，还为人民造福。
简括而言，在民主国家里，既不弥漫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又不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既不以领袖为信仰的中心，又不严惩诚实思想；既不曲解历史，又不以专断代替辩论；既不控制新闻，又不封锁消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既不控制一切文学艺术，又不禁止罢工、抗议及劳工运动等等。
总之，由于宪政民主既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和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监督有效，唯民是从，因此民主不但是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的支柱，还具有其他不可估量的功能，既对国家有利，对社会有利，对民族有利，也对人民有益，对家庭有益，对个人有益。
尽管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不尽相同，不但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有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有德国式的半总统制等，可无论什么民主模式，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一是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由于都主张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秩序，而不依靠暴力统治，因此都注重以协商政治为导向，以至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上的共识和认同。
二是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过去，政治以权力为导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是围绕权力而展开，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权力政治逐步为权利政治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的发展主要围绕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展开，而发展到现在演变成以权利为政治的核心，以至于不但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而且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成为权力的目的。
三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是指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而制约的方向有垂直的和水平的两种。垂直方向制约是中央和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中央和上级的权力分别高于地方和下级。水平方向制约是不同职能的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对等的，既无隶属关系，又无高低之分，彼此权力完全均等。
四是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民主发展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进程，不仅使动荡不安、政权不稳的时代终结，还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而使政权的交替、政策的变革等等，都能够在一种既定秩序下进行。
五是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过去，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官民的协同治理等，都体现了民主的发展取向：既注重公民的权利，也注重公民的责任，并强调政府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
总之，无论哪种民主模式，都必须遵循宪政民主政治共同的基本原则，其中，既包括普选原则，又包括多数原则；既包括代议制原则，又包括分权制衡原则；既包括宪政原则，又包括法治原则；既包括自由原则，又包括多党竞争原则；既包括地方自治原则，又包括军队国家化原则；既包括有限权力原则，又包括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原则，还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
正是因为民主制度具有这些不可估量的功能，所以不仅成为普世价值，也成为世界潮流，还成为政治文明的标杆；不仅可以到处移植，也能嫁接到各种文化传统中，还能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不仅在欧洲、北美洲安家，也在大洋洲、南美洲落户，还在亚洲、非洲安居乐业，而今遍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宪政民主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但是因为自身具有调节、纠错的机制，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尽管民主制度的创建者和参与者，都不是完人，甚至有可能是恶魔，可民主的自我完善机制会使恶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报；尽管民主制度还有待于完善，却是迄今为止最优越、最不坏以及最廉洁的社会控制方式，而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不像专制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以至不仅赢得全面共识，还得到各方支持，从而成为普世价值，成为发展趋势，成为时代潮流，而今不但已经波及全球，还必将渗透世界各国各州！
不可否认，现行民主还有一些缺陷，不仅存在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也存在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强化的问题，还存在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则在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以致难以化解日益尖锐的分配矛盾，因此还有待于完善。
其中，不管是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的问题，还是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的问题，还是民主社会的媚俗性等问题，都能通过技术创新使之功能不断弱化，而分配问题只有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有更新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社会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分配矛盾，以至于从根本上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而进一步发扬民主的优越性，进一步提升民主的质量，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由于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制，并推崇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因此既忽视市场缺陷，又造成社会不公，以至于不但导致市场缺陷难于及时得到修补，也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最终不仅导致贫富悬殊，也导致社会变形，还导致国家失衡。
尽管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讲求全体人民共有一切生产要素，讲求分配公平，可因象政治上一样推行垄断，以致不仅排斥私有生产要素，还扼杀经济竞争；不仅宠信计划经济，还推崇平均主义；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还机制僵化，缺乏生机。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讲求民主，也讲求公平，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可由于推崇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只通过私有经济实现自身政治经济诉求，而不借助公有经济大展宏图，以致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也没具体的表现形式，还在公平分配方面没有多少作为，结果不仅导致社会财富都积累在少数人手里，还导致社会购买能力严重匮乏，使得社会经济循环中断，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以致既危害国家发展，又损害的多数人的利益。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但是由于政治上崇尚专制，不但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还仅以统治者的需要为立足点；不但中央集权，还世袭委任；不但排除异己，还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不但独霸军队警察，还限制百姓的活动空间，以致不受制约，监控无效，唯我独尊。而经济上虽然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能不断修补市场缺陷，可由于没有通过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因此，不仅导致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沉淀，还导致社会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结果既阻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又没能为多数人牟利。更主要的是，由于实行政治垄断，一味推行一党专制而扼杀民主，因此，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还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
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显然，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世界上现行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些弊端，因此最近十几年间，为了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为了清除社会主义的僵化，为了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为了消除中国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人类发展新的道路，希望创建一种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以至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左派思想，也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实施方式不一，因此，对于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但表述不尽一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建构新型社会控制方式，尽管以宪政民主为基础，但公有经济成分过少，而私有经济比例过大，所以并不科学。而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所建构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等，尽管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由于没摆脱一党专制的束缚，因此更不科学。而科学的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最终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选择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而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如果说民众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那么通过民众自下而上的奋争，而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支点，而建构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杠杆。只有先打造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杠杆，才能激发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奋争，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而不但撬开自古压在中国及民众身上的专制制度，还造就既适合中国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尽管中国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情民意，不但绘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也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还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就能让民主植根于中国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中国本土的民运理论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探寻建能满足民众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需求的民主机制，更要构建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借鉴我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不仅构筑高效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以至通过民主立宪，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公有经济管理机构，监察管理机构，司法管理机构，也就是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政务，公务，监察，司法五个权力机关。
由于五个权力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各自不仅职能明确，权力均等，而且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因此既提高了制衡水平，又加强了制衡功效；既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中国国情；既超越三权分立，又具有普世功效。
此外，要把国家权力纵向分解到各省、各市、各县，以至于各省、各市、各县基本实行自治，不受上面管制，只受法律约束；不对上面负责，只对当地百姓负责，所以拥有自主权力。
再则，立法机构议员（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全都通过普选产生，不管哪个政党的席位，都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这样不但防止立法机关被一党控制，也避免引起纷争混乱，从而确保各项重要立法、各项重大决策、各项重大裁决科学、公正、无误，完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
再则，政务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监察管理机关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政党控制，不对立法机构负责，而对人民负责；不受立法机构管制，而受法律约束，受其他权力机关制约，受社会全面监督。而其领导都通过全民选举产生，任期都是五年，期满全都改选，顶多能任两届。不管哪个政党，只能推选一个候选人，要么竞选政务机关的首脑，要么竞选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的领导，要么竞选监察管理机关的负责人，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个。这样不但公平公正，还能避免政务管理危机、公有经济管理危机、监察管理危机，不象国外那些多党联合政府那样危机四伏，内讧不断，更迭频繁。
再则，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遵纪守法，维护公德，讲求礼仪，严禁争闹斗殴，否则，不仅遭到罢免，还会遭到严惩；而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如果营私舞弊，如果腐化堕落，如果触犯法律，那么不仅遭到罢免，还要遭到法律制裁。对此，决不姑息，严惩不殆！
尽管以上浅见只是一个总体框架而没有完全细化，但可以看出这种新型民主制度不但是根据人类发展规律绘制的政治蓝图，也是从各种促进人类发展的政治思想中提取的政治结晶，既能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又能清除社会主义的僵化；既能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又能消除中国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促进生产关系完善；既符合社会客观要求，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不仅切实可行，也便于操作，更便于实施，尤其易在中国培植，易在中国生长，易在中国开花结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左右，也在于公有经济不但是国家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还是国家财政收支重要的来源；既肩负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使命，又担负调整微观产业结构的重任，不但要为社会提供一多半的就业岗位，还要通过发展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调节社会分配，并为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为社会保障系统输送给养，为失业人员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进社会消费，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沉淀，从而既达到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又能为多数人牟利，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还在于公有经济能集中社会大量经济资源，混同私有经济资源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科学配置，投入国家各项建设。尽管公有成份超过私有份额，可两者享有平等权利，谁都不能铸就垄断，只能控股经营，因为限制公有资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资本化整为零，只能混同私有资本组成股份制企业。而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公有股份至少占有一半；对于一般行业，公有经济或控股或参股或不介入。这样既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也有利于生产关系的完善；既有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也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既有助于创造各种就业门路，也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标准；最终以公有资本为龙头，借助股份制吸纳私有资本，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与私有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增殖，从而促使国家健康发展，促使社会繁荣文明，促使国民生活蒸蒸日上！
再者，需要说明的是，监察管理机关不仅代表社会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等权力，而监控其它权力机构运行，还全面管理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媒体，负责制定新闻出版系统的发展方略及其运行机制，监管私营传媒运作，并与立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司法管理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以至提高监察地位，扩大监察权力，拓展监察空间，从而充分发挥监察的威力，不仅扫除贪污腐败，围剿行贿受贿，震慑腐化堕落，而且，严防权力越轨，严打营私舞弊，严惩各种败类，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分权制衡的功效，还使分权制衡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这样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以至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仅符合国情，也符合社会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仅理性确立公有经济的地位，也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从而使当局和百姓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进而不但有助于打破政治改革的僵局，还有助于开拓中国民主化的捷径；不但有助于缩短中国民主化的历程，还有助于减少中国民主化的时间；不但有助于降低中国民主化的成本，还有助于减轻中国民主化的阵痛；不但有助于减小中国民主化的代价，还有助于加快中国民主化的步伐。
既然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觉放弃统治地位，不会自觉还政于民，不会自觉让百姓当中国的家，做中国的主，那么百姓只能吸取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面对现实，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积极调整战略及其策略，而重新上路，不仅通过制度创新，还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迫使中共当局解除专政的锁链，迫使中共当局破除政治垄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霸权，废弃一党专政，从而砸碎专制制度，不仅构筑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制度，最终根据中国国情不但夯实中国民主转型的基础，也能开辟出中国民主化的可行路径，并创立适合中国实际而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新型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