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到长沙办事，遇到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梁太平先生。恰当日下午，长沙国保找他面谈，重点居然是让他对以前参加的一些公民活动认错，然后随时给国保提供自己及各方朋友活动情况，国保再出面设法解决他回原单位工作问题。这事实上就是以恢复工作为条件而让梁太平做他们的线人。这当然使得梁太平先生备感污辱，回到家他仍愤愤然，难以释怀。
80后的梁太平何以遭到长沙国保如此对待？这从他近年来走过的人生轨迹可见端倪。出生于四川南充农家的梁太平，2007年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分到了核工业部230所（总部在长沙）工作，2008年在张祖桦、刘晓波发起的《08宪章》上签名，2009年初，被长沙市国安从单位直接带走问话；2011年被单位闲置；2012年被安排在野外项目组，长期从事野外工作；2013年年初到广州参与《南方周末》新年《中国梦，宪政梦》被删改抗议活动，接受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瑞士电视台现场采访，并现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南方可还有周末》；后积极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敦请人大批准国务院已经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13年中加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2013年6月1日在长沙恩光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2014年年初组织评选第一届湖南杰出公民奖；2014年年初“南周事件”一周年，在广州《南方周末》报社大门前被强制带进派出所传唤并被殴打；2014年被单位以劳动纪律名义通报批评，记过处分，扣部分工资和部分年终奖；2014年3月，长沙市国保与核工业230所人员千里迢迢赶到四川南充梁太平老家向其父母通报处分，并威胁要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梁太平七年；2014年11月26日被单位以旷工名义开除。
梁太平失去公职后，依法向有关劳动仲裁部门提起维权诉讼，但被不予受理。这期间，长沙国保多次找梁太平谈话，以恢复其工作为条件要求其充当线人；当然如果这个条件不被接受，那么国保也非常明确地说将把他当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敌对分子判刑。如此，在梁太平面前就只有两条选择：要么作线人，恢复工作，过国企高薪白领优裕的生活：要么就成为国保所代表的当局的敌人，沦为阶下囚，过备受煎熬的牢狱生活。在线人与敌人中，国保没有给梁太平第三条路选择。然而，梁太平却既不愿做线人，也不想成为敌人，而只想做个公民。
从近年梁太平所行来看，他无论是签名、声援、受洗，还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与敦促人大通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是按照一个现代公民的范式而行，是依法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集会、信仰、监督等等权利，追求过一种享有人权的尊严的生活，这应该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最基本的行为准则。然而，在这个国度他却不仅遭到拘押、传唤、殴打、恐吓、警告、乃至开除，而且面临做线人与被判刑的两难选择。
回过头来，我们只要冷静地审视六十多年来中国这片土地所发生的一切，就不难发现，梁太平的遭遇其实不是这个国度的特例，而恰恰是惯例。在这个国家，许许多多外在于统治集团势力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作家等，都遭遇过这种两难的逼迫，有的就被迫成为线人。当然也还有不少国人在政治迷惑与利益驱动下就主动服务于统治而充当起了线人。对于极权国家的线人，在反映东欧剧变前的《大河文学》中有过真切的记载，那是一个将十分之二三的国人都变成线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那些决意不做线人的人，就自然成为统治集团的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只有统治与被统治（或者专政与被专政）两个阶层，民众要么就被划定成驯服于统治、服务于统治的人，这种人随时会被要求为统治者提供各种信息与服务，其中包括告密与监视周围的一切人，这当然就是线人；而另一些不驯服于统治、不随时听命于统治者的人，就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直接危害统治（常常假以危害社会之名）或随时可能危害统治的潜在的敌人。如此一来，极权社会的国人事实上就被统治者以依附统治的线人与不依附统治的敌人来归类。由此可见，极权国度给国民事实上只设定了两种出路，要么成为统治网络中的一员或者统治触角延伸的枝节——线人，要么成为被统治专政的对象——敌人或潜在的敌人。
在极权社会中，国人何以只被划分成线人与敌人两类？这是极权的理论与现实所决定的。极权理论认为，世界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满足一切人类增长的需要，于是只有优秀民族（代表是纳粹）或者先进阶级（代表是布尔什维克）才有统治支配世界资源的权力，而其他的民族与阶级都是被统治与消灭的对象。因此，这个世界的人被区划成要么属于自己或者依附于自己统治团体的人——我，要么就是被统治乃至被消灭的对象——敌。这种敌我二元思维下，将国民自然看成要么是顺民，要么就是暴民，顺民当然成为统治延伸的工具，是合情合理的线人，而暴民当然是随时危及统治的对象，因此是需要统治与镇压的敌人。这种两极对抗性的思维，决定着极权统治者在国家统治思维与统治机制设置上就将国人从线人与敌人两个路径来对待。极权国家大量暴力机构正是立足于镇压敌人的需要。试想如果没有了敌人，那些镇压机构与团体何以依存？所以，这个统治集团在应对国人的行动时，要么大棒伺候——对敌镇压，要么胡萝卜引诱——收买入队，除此他们再没有平等、权利、法治的路径。
由于极权意识的支配与极权机制的设置，决定着各级国保工作只能选择在赎买与镇压两个途径上，将自己的工作对象要么变成线人，要么变成敌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仅保持政治正确，而且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敌人的存在固使赎买与镇压成为必要，而敌人越强大，赎买与镇压机制当然也要相应强大，这样就为暴力机构的存在与壮大提供着依据，也为暴力机构掘取国库钱财提供着筹码（这就是近年维稳费超过军费的深层根由），同时为身处暴力机构中的个体建功立业提供着机会。所以，长沙国保对于将梁太平变成线人或敌人，具有本能的工作热情与动力，而如果允许了梁太平成为公民，那么国保工作就失去了目标，就没有他们存在的必要，也就更没有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因此他们坚决不允许梁太平做个公民。
当一个社会中的民众只被允许成为线人或敌人时，这是个绝望的社会，这是个没有尊严、平等、人权、法制、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个重复原始野蛮丛林规则——要么为我所食，要么助我所食的弱肉强食时代。梁太平们正是不安于这种只允许线人与敌人的选项，而是决志要做个拥有现代权利、尊严的堂堂正正的人。从人类历史来看，冲破极权樊篱的利器正是公民社会，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与公民精神的践行，才能最终涤荡极权遗毒，建造现代文明的民主、宪政与自由、法治社会。由此，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要挣脱被设定的线人与敌人的角色，而捍卫做一个公民的人格！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8期 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