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日,最后一张全家福
假如真的有天堂,蒋培坤和儿子蒋捷连见面了,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也许蒋培坤会说:“儿子,你妈妈和我已经尽力了,但是这个政权太邪恶。刚开始还有点盼头,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只能抱憾而来……”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蒋培坤,9月27日在家乡无锡因病去世,享年82岁。他的妻子丁子霖,是该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儿子蒋捷连,于1989年“六四”镇压中在木樨地丧生,时年17岁。
“天安门母亲”团体共有160余人,大多是1989年6月中共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受害者的母亲或者妻子。她/他们向中共当局提出“真相、赔偿、问责”等诉求,坚持26年有余,当局的回应则是监控、绑架和拘押。
该团体中已有至少38人辞世。蒋培坤的病逝,再一次让人感到悲凉:公正未能在人世间眷顾她/他们,对学生和平民开枪的政权依然高高在上,人类如何面对自己的良知和文明?
“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从1995年开始,“天安门母亲”在每年的“两会”前夕,都会致信“两会”代表委员及中共领导人,强调天安门血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呼吁他们承当历史责任,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信函从来没有得到官方回应。
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祭日前夕,“天安门母亲”发表《“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谴责习近平的所作所为,称“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2014年,她/他们发表了最后一封全国“两会”期间的公开信,信中表示“‘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谴责中共“你说你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再过几年就世界第一,但你剩下的仍然只是懦弱、愚蠢”。不过,信中仍然殷殷寄语“两会”代表委员:“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进步”。2015年,她/他们停止了坚持20年的“两会”公开信。
“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今年5月,我在巴西圣保罗第十四届国际人权论坛上,听到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成员、87岁的维拉·亚拉赫Vera Jarach)的演讲。作为一个历经艰难,但最终胜利的抗争团体的成员,亚拉赫言辞幽默自信,令人鼓舞。相比之下,更显出中国政治的幽深黑暗。
和“天安门母亲”一样,“五月广场母亲”开始的诉求也很简单:“我们的孩子在哪里?让他们活着回来!”但是,随即她们意识到,杀害她们的孩子的,不只是便衣警察,更是独裁者和他维持的制度,也是全世界对专制统治的麻木不仁,因此她们提出了全球性的人权主张。
今年6月1日,蒋培坤最后一次,和丁子霖共同执笔,代表“天安门母亲”写下“六四”屠杀26周年祭日公开信。信中指出,“六四”事件是中共统治中国后接二连三发生人道灾难的延续,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实则为“大饥荒”)、“十年文革”到“六四”惨案,数千万人死于非命。信中认为,“六四”惨案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这个世界上有以和平正义为己任的联合国,还有无数追求公正的国际机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选择对包括“六四”屠杀在内的中共罪行的忽视。我曾当面询问一个调查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事件的国际组织,为什么不去调查中国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更严重的酷刑,回答竟然是那会有很多的麻烦。联合国会派专家调查一个非洲小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对于公然将坦克开上和平示威的广场杀人的中共政权,连谴责一声都显得胆战心惊。
也许,在天堂里,蒋培坤会对儿子蒋捷连承认:“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一个又一个“天安门母亲”成员,将悲愤带进大地深埋,带到天堂吁告。只要还有一天,世界不能直面“六四”,整个人类谈论公平正义都显得虚伪。
转自: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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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天堂里的“六四”悲歌
1989年5月1日,最后一张全家福
假如真的有天堂,蒋培坤和儿子蒋捷连见面了,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也许蒋培坤会说:“儿子,你妈妈和我已经尽力了,但是这个政权太邪恶。刚开始还有点盼头,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只能抱憾而来……”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蒋培坤,9月27日在家乡无锡因病去世,享年82岁。他的妻子丁子霖,是该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儿子蒋捷连,于1989年“六四”镇压中在木樨地丧生,时年17岁。
“天安门母亲”团体共有160余人,大多是1989年6月中共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受害者的母亲或者妻子。她/他们向中共当局提出“真相、赔偿、问责”等诉求,坚持26年有余,当局的回应则是监控、绑架和拘押。
该团体中已有至少38人辞世。蒋培坤的病逝,再一次让人感到悲凉:公正未能在人世间眷顾她/他们,对学生和平民开枪的政权依然高高在上,人类如何面对自己的良知和文明?
“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从1995年开始,“天安门母亲”在每年的“两会”前夕,都会致信“两会”代表委员及中共领导人,强调天安门血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呼吁他们承当历史责任,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信函从来没有得到官方回应。
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祭日前夕,“天安门母亲”发表《“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谴责习近平的所作所为,称“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入了失望与绝望之中”。
2014年,她/他们发表了最后一封全国“两会”期间的公开信,信中表示“‘六四’越走越远,已经望不到影儿了”,谴责中共“你说你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再过几年就世界第一,但你剩下的仍然只是懦弱、愚蠢”。不过,信中仍然殷殷寄语“两会”代表委员:“能不能作出决定并不要紧,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一个进步”。2015年,她/他们停止了坚持20年的“两会”公开信。
“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今年5月,我在巴西圣保罗第十四届国际人权论坛上,听到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成员、87岁的维拉·亚拉赫Vera Jarach)的演讲。作为一个历经艰难,但最终胜利的抗争团体的成员,亚拉赫言辞幽默自信,令人鼓舞。相比之下,更显出中国政治的幽深黑暗。
和“天安门母亲”一样,“五月广场母亲”开始的诉求也很简单:“我们的孩子在哪里?让他们活着回来!”但是,随即她们意识到,杀害她们的孩子的,不只是便衣警察,更是独裁者和他维持的制度,也是全世界对专制统治的麻木不仁,因此她们提出了全球性的人权主张。
今年6月1日,蒋培坤最后一次,和丁子霖共同执笔,代表“天安门母亲”写下“六四”屠杀26周年祭日公开信。信中指出,“六四”事件是中共统治中国后接二连三发生人道灾难的延续,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实则为“大饥荒”)、“十年文革”到“六四”惨案,数千万人死于非命。信中认为,“六四”惨案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这个世界上有以和平正义为己任的联合国,还有无数追求公正的国际机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选择对包括“六四”屠杀在内的中共罪行的忽视。我曾当面询问一个调查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事件的国际组织,为什么不去调查中国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更严重的酷刑,回答竟然是那会有很多的麻烦。联合国会派专家调查一个非洲小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对于公然将坦克开上和平示威的广场杀人的中共政权,连谴责一声都显得胆战心惊。
也许,在天堂里,蒋培坤会对儿子蒋捷连承认:“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一个又一个“天安门母亲”成员,将悲愤带进大地深埋,带到天堂吁告。只要还有一天,世界不能直面“六四”,整个人类谈论公平正义都显得虚伪。
转自: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