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应邀荣幸参加了广州信孚教育集团成立25周年庆典。回家后，便想写点什么。今日得暇，遂成此文。
之所以想写点什么，是当天庆典上该公司老总，教育家信力建先生的致辞打动了我。尤其是联想到这些年他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出的种种努力，由衷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信力建先生之所以令我由衷的敬佩，一是缘于他的人生挑战精神——1989年留学英伦回国后，他毅然舍弃国有银行的“铁饭碗”创立了一间只有8位学生的民办学校。之后，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创立了一个学生逾万名，教职员工逾千名的民间教育集团——信孚教育集团。
然而，信力建先生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强烈的精英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由一群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诸多方面皆出类拔萃的人组成的，他们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和作用。甚至主宰和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未来。
然而，举凡“精英”，未必有“精英意识”。因为“精英”只是外在的“身份”，精英意识则是内在的“品质”。——正如贵族与“贵族精神”并非两回事一样。
而当今中国不缺精英，却最缺“精英意识”——中国的精英，普遍匮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就是中国的悲哀所在。
有人会问：信力建先生的精英意识究竟体现在哪里？答：据我所知，他富起来不久，便积极参与或发起各种公益活动。例如，他创建了一个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社会前沿、更加贴近社会大众的田野调查基金。经常组织、资助各类学术研讨会，或组织和资助国内著名学者到国外进行学术考察活动。例如，近十年间，他在国内各大网站开设博客，发表大量时评、杂文，或针砭时弊，或建言献策。发表文章之多，或许超过太多专业学者、作家……当今中国，有几位富人能作到这些？
信力建先生身上还有一股难得的春秋义士风骨。这里举两个我印象至深的例子。
2011年上半年，杨恒均先生在广州白云机场突然失踪，信力建先生得知后撰文“重金寻人”启事。并多次打电话给我希望协同寻人。我知道，他与杨恒均先生并非深交，只是敬佩杨先生人品学识，以及甘作“民/主小贩”的精神。
还有一次，也是当年6月份，著名博客作者颜/昌/海先生有一段时间没露面，网友传言是病重了。与颜昌海从未谋面的信力建先生对此不但发文关注，还打电话给我，同样急切地询问颜昌海先生的情况……
在实用主义理性过于发达的国度中，信力建先生这种春秋义士风骨太稀缺，太难得了！
敬佩信力建先生，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扪心自问，如果我也像信力建那样，是一位腰缠万贯、在国外有洋房别墅的富人，会像他那样悬赏重金寻找萍水相逢的失踪朋友，关注从未见过面的人吗？会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社会进步呼吁、呐喊，并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资助国内学者到国外进行学术考察吗？会像他一样资助一批批孤儿上学，甚至将他们送到国外去留学吗？……如果后者可能做到的话，而前几项的可能性却！因为在现实中国，这样做是很不“精英”的——惹得国家不高兴，有你受的！
列位且莫笑李悔之的“人生局限性，”在实用主义理性过于发达的中国，如此选择其实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举目中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分上了一杯羹的各阶层富人，或将财富和家眷早早迁往到海外；或与权力联姻，成为权贵集团中的一员；或“石崇斗富”，每天沉迷于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之中……“为富而仁”、好行善事者难见几人，像信力建先生这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富人精英，更凤毛麟角！
这些年，经常可以听到网友类似的话：“李先生，中国多一点像你这样敢说真话的人就好了。”听到此话，咱一度有点沾沾自喜，甚至很有点“崇高”的样子…
而后来，每当听到有人赞扬自己，不但不会“沾沾自喜”，不但“崇高”不起来，反而有点脸红耳热起来——如果我是一位富翁的话，会不会成为富人中的沉默的大多数？这，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疑问！……
谈了“信力建风骨”，就要谈“富人不动”了。“富人不动”，是杨恒均先生的一句话——我第一次与杨恒均先生聚会时，他委婉而含蓄地感慨道：一个国家的改变，主要还是靠富人精英行动起来。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富人不动（大意如此）。
问题恰如杨恒均先生所言：当今中国，经常为社会进步呼吁、呐喊的人，除了极少数体制内精英之外，绝大多数都是边缘知识分子和生存在低层的网民。而富人阶层却“社会不公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或麻木不仁，或退避三舍，或与“主旋律”合流……在贫富悬殊超越红线、底层民众自顾不暇，中产阶级力量极为薄弱的条件下，掌控社会财富的富人与掌控政治资源的权力联手玩“绝不”，成了当今特色国度的致命现状。
“富人不动”，确是一个令人痛惜的话题——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每当处于重在历史时刻，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更多地掌握着社会各种资源的精英能挺身而出肩负起重任。尤其是富人精英在这时的作用至为关键——只要阅读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历史，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家的传记，人们会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每当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危机，或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之时，总是有一大群有信仰、有血性、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富人精英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甚至毁家纾难，肩负起扭转乾坤的伟大历史使命。正是这些富人精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舍弃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充当伟大的“历史扳道工”，才使这些国家免于陷入“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恶性循环。
最近，再读了《华盛顿》传，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亚当斯、杰斐逊等人“不/自/由、毋/宁/死”的价值观，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的献身精神，令我无比感动，热泪盈眶……此时，又想得很多很多——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陈胜、吴广、刘邦、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以及“三把菜刀闹革命”一类出身于“贫下中农”，放眼于“夺天下”的造反者层出不穷，而像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亚当斯、杰斐逊一类家境富裕，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不顾一切充当“历史扳道工”者却难觅几人！问题究竟是出在民族文化之根上，还是其它？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需要有更多的富人精英像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亚当斯、杰斐逊一样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充当“历史扳道工”——“信力建风骨”的意义也就在此！
临近新年，想寄语中国富人精英：少一分矜持自负，多一分感恩之心；少一分奢侈享乐，多一点回报社会；少一点个人算计，多一份精英意识。唯此，才是国家和民族的福音。“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也唯此，富人精英们也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精神归宿和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