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9日上午9时，我陪同湖南省女公民黄丽红到合肥市义城监狱接李化平出狱，却被合肥警方非法传唤到合肥市公安局滨湖派出所，经受了近七个小时老虎凳之苦，而我原本是不打算去义城监狱接李化平出狱的，我有必要将一些经历和心路历程说出来以供公众分享我的感受。
我因为合肥市安妮上学事件与谭春生一同被判刑，而因此事件被判刑的有四人（张林、李化平、谭春生和我），如果我们是真的触犯刑法需要刑法制裁，那么四人应当是共同犯罪，应当成为一个案件的共同被告由一个法庭审理，一个判决书判决；可当权者却把四人分成三个案件，张林和李化平分别是一个案件，只有我和谭春生（姚诚）是一个案件，两人是共同被告，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张林的案件是由其户籍地蚌埠法院管辖，按法律规定应是由行为地警方、检察院及法院管辖。在所谓的司法程序中更是荒唐，多次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延期，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期。
法院审理时按规定是公开审理，可当权者则限制旁听人数，安排了自己人到法庭充数旁听，这种事实上违背了公开审理的原则，就是封闭审理案件，而我在庭前会议时被法警殴打……这一切都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名义上有法律，实质上没有法律。法律是防范人损害人的，而当权者也是人，其危害性因为掌握权力之故危害要远大于没有权力的普通人，这种危害之惨烈所有敢于正视1949年之后的历史的人都应该明了的。因此对当权者的防范应是法律的重点，可我们有这种足以防范的法律措施吗？没有！没有法律，那么就剩下暴力了。因此对我们四人所谓的审判只是暴力，没有任何公正可言。
我在今年2月23日出狱后，一直是休息调养身体，不大做报道，而家人，尤其是我儿子周峰和周峰母亲对我多有抱怨；父母则要求我不能再出事进牢房了。母亲身体是在纺织厂工作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毁掉的，当时我才10岁左右，亲眼目睹了纺织厂职工医院里人满为患的情景。当年母亲身体经父亲多方奔走请医生帮忙精心治疗及赴上海外婆家调理才保住性命。此后母亲身体疾病经常复发，做为长子的我经常在医院陪护，我是2013年9月6日被警察上门抓捕的，当时我正在吃早饭，准备吃完饭就到安徽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陪护母亲，我想我被抓一定对母亲心理造成阴影，对其病情应当有一定影响，可能导致母亲无法做肺大泡切割手术。此后母亲又到安徽省立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因病情恶化医院曾下了病危通知书，万幸的是母亲挺过来了，医院给母亲做了肺大泡抽气的微创手术，因此母亲身体比之前要好一些，至少肺大泡对母亲的折磨要轻微一些了。母亲因为肺部疾病（纺织工人的职业病）的缘故，在她后母于2013年4月10日（此日正是安妮上学事件期间）去世时都无法赴上海奔丧，而是由我们兄弟姊妹三人赴上海奔丧的。母亲在我出狱回家后再三强调的是，我不能再出事了，家里离不开我，她也离不开我。而我的父亲，在我被抓之前就再三对我说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看到、知道的因为言论被抓坐牢、甚至丢掉性命的人和事，我知道父亲在担忧我的安全，可对自由的向往、对人类苦难的怜悯心一直在主导着我的思想和言行，我无法停下来不做事。
我出狱后，父亲对我说的是，你就是一个说真话的，而他更加具体的对我说他知道的因为说真话而被打成四类分子、坐牢，甚至失去生命的人和事。父亲甚至强调他之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吃亏就是他紧跟政治形势，关键时刻不说真话的缘故，并且举例他于上世纪的59年到合肥看望被从上海招工到安徽纺织二厂工作的母亲返回上海后就听从单位书记所打地招呼，在开会时不说安徽饿死人的事，大谈安徽形势一片大好，如此就没有犯“政治错误”，就没有在运动中吃亏；而他又举例告诉我他被支援安徽建设到淮南的蔡家岗煤矿所知道的，三年饥荒时煤矿里的工人中有些阜阳人，回家探亲却一去不复返，于是煤矿党委派党委的一位部长到阜阳找这些工人回煤矿工作，可一些煤矿工人宁愿死在家乡而不愿……这位党委成员本着对党的忠诚回到单位如实向组织汇报，于是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了，社会主义怎么可能饿死人呢？这种汇报的情况必然是假的，这是在向党进攻，于是该人就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了。父亲对我说了这些，并没有说服我；却坚定了我的信念，说真话，说出真相就能够减少人类的苦难。
而我儿子周峰则在我刚走出肥西县看守所回家时说过他对我被抓和判刑的感受就是（对这社会）太黑，没有安全感。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因为他母亲户籍的缘故，我们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难以言表的，实际上也影响了儿子的成长）有一次周峰又在指责我仍然做报道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工伤的时候企业竟然打报告说我是自杀，这是因为工伤事故发生后企业向来是瞒报不报的而我父亲却第一时间到上级主管部门合肥市机械公司（原机械局）报告了，我告诉他现在就可以问坐在对面的爷爷有没有这样不公正的事，这时候他无语了。我要强调的是权力必须服务于权利，法律必须体现平等、正义，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个没有法律的无序社会，这样的社会无权力的人没有安全感是受害者，而有权力的人也不会有安全的。我所做报道的直接目的是服务于国民的知情权，终极目的就是推进国家的民主、法治，保障人权。
我虽然明白自己的信念和做的事没有错，可也难以抵挡家人的轮番轰炸般地施压，心情非常郁闷。就在李化平即将出来的日子里，我知道李化平出狱日期可我没有做报道，我虽然看到网上姚诚发的迎接李化平出狱的消息，可毫无打算到义城监狱接李化平出狱，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父母受到惊吓，为我担忧。我曾经收到网民合肥小泥鳅的短信，称合肥有网友要去迎接李化平出狱，询问迎接李化平的人的集合地点在哪里？我回复称不知道集合地点，口气生硬，可能她知道我的意思就没有再问了。
可我毕竟去义城监狱了，是陪同湖南女公民黄丽红老师去的。转折点是在李化平出狱的前一天傍晚的18时50分许，我接到合肥异议人士马粮钢先生的电话，他称有一位外地女网民到合肥汽车站了，与他联系了，他因为正在山东青岛要三天才能回合肥故请我接待一下，并把该女网民手机号码发到我手机了，要我查看手机短信后与外地女网民联系，可我看没有短信再次与马粮钢先生联系，结果他是发了好几遍短信我手机才收到。（这不知道是我手机本身问题还是电信服务的问题，甚至是有关部门的问题）因我手机即将没有电的缘故，我在19时许见到合肥访民就用访民手机给女网民发短信问清她是在明光路上的合肥市汽车站于是我发短信告诉她我的住址及乘车转车的路线和站点。
大约在晚上20时许我接到该女网友，一身黑色长衣袍，个子较高，温和微笑的女士正拖着一个行李包站在公交车站。正好我们都没有吃饭，而小区正巧停电，于是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土菜馆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姓名及为何而来，原来是湖南省的女公民黄丽红老师，她是中学语文教师，是为了接李化平出狱而到合肥的。黄丽红介绍她为了避免国保的干扰提前10天就出门了，不敢乘坐火车，一路都是乘汽车的；到安徽省铜陵市网友处，因住宿旅舍被铜陵的国保发现了，国保明确告诉她知道她到安徽的目的是接李化平出狱，其后当晚就给她送上返回湖南省的火车，而她则在九江市下了火车转乘汽车赶到合肥。
在酷暑的天气里，一个弱女子不惧国保的威胁，只身一人，辗转千里，为避免被发现，不能乘坐需要身份证购票的火车，耗费10天左右的时间乘汽车赶到合肥，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啊。不知不觉中我的恐惧心开始减弱，而黄丽红非常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只要求我将乘车换车路线和站点写在纸条上给她就行了。
为了让她能够休息好，为了她能够放松心情，放下对国保阻止的担心我邀请她就住到我家里去，父母正好外出几天，她可以住我父母的房间。黄丽红答应了，我带她到我们一家子租住的房子去。
到家后让她洗澡早点休息，她大约在晚上10点睡觉的，而我则忙于将视频发给孙林，忙到午夜12时才睡觉休息。
8月9日清晨5点40分我就起床，喊黄丽红起床，洗漱后于上午近6时出门，在小区门口买了豆沙包子和八宝粥，走到车站乘坐15路公交车，然后转乘9路车到葛大店，在葛大店转乘27路公交车到达义城。
我在义城通向义城监狱的路口给黄丽红拍摄了几张照片，然后送她往里面走，（原本说好我最多送到路口就回去的此时忘记了）在距离义城监狱大门大约有六七十米处的地方黄丽红发现监狱大门对面的房子门前或蹲或站的有七八个人，于是我们就止步不前，在路边给她拍摄了几张照片，此处路旁监狱高墙下有监控探头，照片中也拍摄出来了。
过了一会，大约有八点30分左右，合肥的维权人士尹春博士开车过去了，然后又开了回来。车子里坐满了人，有金晓梅、黄红、张维和刘嘉青等五人，我仅认识金晓梅女士。后经介绍原来刘嘉青就是在开庭时旁听并对我频频示意的人，而我因视力缘故没有看清貌相。
于是我们就在路边聊天、拍照留念，期间有一四十出头的便衣走过去上厕所后又返回义城监狱大门对面。在拍照中，我用他们的手机给他们拍照，其中有一辆大型大巴警车路过也被做为背景拍摄下来了，我也用我的手机给他们拍摄照片并随即发给朋友以防万一。然后尹春与几位网友拿着手机往路口走去发微博。他们返回后，金晓梅等人议论我们是来接李化平出狱的，开开心心地来，又不是来闹事的，何以不能到义城监狱门口等待李化平出狱呢？又见监狱里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被一管教干部送出坐上一辆停在路口的轿车上，这就是监狱服刑人员释放出狱的情形吧！人家都能接人没事，难道我们就会有事吗？我想这一定就是尹春博士、金晓梅、黄丽红等人的想法吧。
这时监狱大门对面已经停上了几辆警车，也曾有人对这边拍照，可他们六人没有考虑到风险就往大门处走过去，是的，就是接李化平出狱，又不做什么，有何危险呢？我一见他们走过去，知道制止也没有人听我的，就赶紧地删除手机里的照片。同时在他们已经走出大约至少三四十米时我也开始往前走，一边向朋友发消息告诉他此时非常危险了。我见一群制服警察和便衣开始控制尹春、金晓梅、黄丽红等六人时就通知朋友，并告诉他警察开始奔我而来。紧接着我的手机就被跑过来的警察夺走，人被塞进警车送往滨湖派出所。此时是上午9时。上午9时10分我被带进滨湖派出所的审讯室，被搜身，拿走背包和手机、相机，坐上老虎凳。而我拒绝做笔录，在警察离开房间时我乘没有锁住老虎凳就离开老虎凳拿起手机给朋友发语音消息，告诉他我在滨湖派出所。随即被监控发现，几个警察冲进审讯室，一位派出所警察夺走我手机用力地往地下摔，手机摔在地下手机壳都摔掉了，这就是警察，所谓的执法者，不知道尊重公民财产权的执法者还能够称得上是执法者吗？！我之前被刑拘时扣押的电脑、手机等物品直到我出狱许多天后去刑警大队要才给，后发现手机损坏不能使用。此次的传唤手续没有，派出所的警察要给我做笔录我拒绝，企图以谈话聊天来做笔录也被我识破只得作罢。于是乎，只好换上国保，因他们还比较客气的缘故，我才做了笔录，我先要求国保在笔录上签名然后开始做笔录，重点是我联系了谁，什么时间到的，而知道我是陪同黄丽红老师后又出去，估计核实了，回家后儿子告诉我派出所找我，我就知道他们电话联系我儿子核实了黄丽红住我家我是陪同黄丽红到义城监狱，其他人到义城监狱接李化平与我无关。我听国保说黄丽红坐火车离开合肥，赶紧说她的行李在我家，大概他们联系了，黄丽红来短信要我寄回行李。（后来交给刘嘉青带交给黄丽红）在警方弄明白我没有联系任何人后，我恢复自由，可我在派出所里坐了近七个小时的老虎凳后才恢复自由。刚拿回手机就见手机上几个来自儿子周峰的未接来电。打过去儿子声称你怎么不接电话？我都打110报警了，派出所来电话找你！我回答马上回家！然后给马粮钢先生电话告诉他我平安，马粮钢询问了一些情况后才挂了电话。
回到家后的上网才知道我拍摄的一张六人合影照片（我左臂残端因为控制手机拍照而被拍摄进去了）被博讯、维权网的报道使用了，我原本告诉朋友不要发布的，可能是有人认为人被抓了赶紧发消息而不顾我的要求了。
我最早是因为工伤致残而开始维权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工伤多，且几乎没有赔偿，就原安徽拖拉机厂来说就有许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工伤没有办理工伤证（现在是工伤认定书），而经过我带着几位工伤职工的努力才在1995年办理了第一批七八个人的工伤证，直至原安徽拖拉机厂频临破产的1999年无法发放工资时才迫于我带着工伤职工上访给我们做了工伤等级鉴定办理了工伤退休，2002年破产结束时做了护理依赖鉴定。在此期间我的感受是大多数工伤职工不知道、不敢维护自身权利，依赖心理颇重，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多少年来当权者对民权的打压，民间普遍有无助感、恐惧感。在我们八名工伤职工起诉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时，开庭的时候来旁听的工伤职工和家人坐满了旁听席，可就是没有人参与起诉要求工伤赔偿。当法院违悖工伤保险法的立法宗旨判决我们八人败诉时则更加没有人跟进起诉要求工伤赔偿了。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特点就是没有对不支付、吃支付工伤待遇的法律后果，对现有工伤保险制度之前老工伤如何补偿更是没有规定，此种漠视工伤职工权利的做法不正是我们工伤职工所应当反对，并应群起而攻的吗？可就是没有人敢于站起来说个不字！此后我就成为一个在网络上提倡民主、法治的网民。因为我知道这才是根本所在，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哪里有人权的保障？！民众所得到的不过是当权者可以予取予夺的被剥削后的剩余聊以为生罢了。
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当权者刻意的打压、洗脑后成为一片散沙，不知道团结，不知道关心他人权利就是给自己筑造一道防线预防自身权利被侵犯，不知道正义不是自行从天上降落下来，而是需要众人努力追求才可能实现的。
我的周围到处都是只顾自己的私利，不知道正义为何物的人，他们不知道何为人权，只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种思想充盈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以忍受，而我家人的逆来顺受的态度，对我的压制更令我痛心，使我沉入痛苦中难以自拔。我努力了，导致被以所谓的“聚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判刑，这种指鹿为马的判刑与莫须有判罪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今年形势又比2013年不同，那么多的律师被抓被警告，而如果我再做事被警方关押，那么我就不仅不能照顾父母，还给父母增加了痛苦、担忧，这才是我最有所顾虑的，在看守所里时我就是不大考虑自身而更多顾虑父母的。这就是我近期情绪低迷的缘故，这就是我不愿意到义城监狱接李化平出狱的缘故，我早就一再以《六国论》中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名言来勉励自己，可我终为凡人，恐惧心早就潜入我的心扉并施加影响了。
感谢黄丽红老师，如果不是她做为一弱女子竟然能为接李化平出狱而无惧国保施压，提前10天出门，不顾旅途劳顿，辗转于汽车之上终于到达合肥，她无所惧，我又何惧之有？如果我做为一个男人不能护送黄丽红到达义城又岂能为人？
感谢黄丽红老师送我圣经，我对基督教是一向有好感的，我在上小学时就从安徽省图书馆借阅过《悲惨世界》，这本书是影响我最大的一本书，当年我是流着泪读完的，2013年7月我被拘留时说我电脑里有大量的六四视频和照片，其实没有，有的是下载的电影，其中就有《悲惨世界音乐剧》和2012年版的《悲惨世界音乐剧》电影主题曲。这些我反复的看了不下于数十遍，每次看都是深受感染的。《悲惨世界》有浓厚的基督教精神，如果没有神父的爱，主人公冉阿让就不会改变，可能永远就是小偷，而神父的爱改变了冉阿让，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只有爱才能给人以勇气面对不公的世道。我想可能因为黄丽红老师是基督徒的缘故，是基督的爱给她以勇气来合肥接李化平出狱。而在黄丽红发给我的短信中说“感谢上帝的带领，使我合肥之行因你而顺利美好，而不仅仅只有惊险和暴虐！”并希望我“好好读圣经，带孩子一起读一起去教堂，愿神赐福给你和全家。”
圣经我早就有了，是一位发小送的，可一直没时间读，在肥西县看守所的时候读过，感觉受益匪浅，尤其是耶稣的事迹，耶稣对人的怜悯，还有就是《哥特林前书》第13节爱的颂歌，核心就是没有爱，知识、大能等都是没有用的，有信、有望、有爱中最大的是爱。我想爱能够给人以勇气，如果当年我没有阅读《悲惨世界》，没有感受到作品中爱的精神，那么我就不会是现在的我，我就不可能克服恐惧坚持维权，为自己维权，为他人维权。
转自：维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