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500名利得工友通过历时十个月的团结抗争，争取到了合理的经济补偿金和补缴社保。在这个男女比例为3:7的工厂，最终站到维权前线的工人代表有60%以上是女工。作为整个行动的中坚力量的她们，有着怎样的维权故事呢？
2014年6月，利得鞋厂的工友得知了工厂即将搬迁的消息，为了在工厂搬迁前追讨到经济补偿金、被拖欠的社保、公积金、加班费、高温津贴、带薪年假，工友们于8月在劳工NGO的帮助下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维权行动，经过三次罢工、三次复工、五夜护厂、多次谈判，终于在今年六月争取到了补缴社保，合理的经济补偿金，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在这个男女比例为3:7的工厂，最终站到维权前线的工人代表有60%以上是女工，利得工友黄新其将女工称作是整个利得维权行动的中坚力量。然而利得女工们却不居功，把成功归于所有工友的团结，因此她们总是以集体的口吻谈起维权经历，分享的事件与经验也大多是相似的。
在6月28日的深圳分享会上，我有幸得见了几位利得女工代表，虽未有机会与她们一一交谈，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了很多细节。在利得维权行动中，每一个女工都有那么一些时刻，不在共同记忆里，却在只属于她们自己的故事中。
佳慧：“要意志坚定，不怕打压”
“老板要走了，我们不能白白地从一个青春少女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我们在这里的青春是要不回来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老有所依？”说话时的佳慧虽已不是青春少女，却也远没有白发苍苍，白色雪纺衬衫与精神的短发，粉色直筒裙与透红的肤色，搭上精心选配的珍珠项链，处处都显出了正当盛年的风韵。她表达清晰，言语周密，作为利得维权行动的工人代表，很好的承担起了谈判代表与新闻发言人的职责。被选为工人代表的时候，她在这个厂里不过 工作了两年。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担当工人代表的”，佳慧说：“我觉得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要有工人立场，代表工人；说话干脆利落，有分量和说服力；意志坚定，不怕打压。”然而在佳慧最初成为工人代表的时候，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没觉得作用多大，只当自己是个传话筒。”她也并不是主动请缨，而是工人推选出来的，“大家都很害羞”，佳慧说。
所有的压力和难处，佳慧都是在行动的过程中慢慢感受到的，并且这种感受随着愈加复杂的局势和愈加艰难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深。“心酸过，彷徨过，晚上也偷偷摸摸的流过泪，也想到过要放弃。”佳慧坦白道。毕竟与大多数前线工友不同，佳慧在利得的工作年限很短，当被动员“让做得久的站到前面去”时，她自己也会想：“我才在这里做了一点点时间，我的利益不多，对我来说真的是别人有我也有。”
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因为NGO尽心尽力的帮助他们却没有任何回报，她起码还是相关者；而工友们一直信任她，说：“只要一句话我们都听你的。”
张大姐：“理性维权，要回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天，张贵华大姐穿了一条黑棕白三色花宽松短袖连衣裙，齐眉刘海在六月深圳的高温下浸了汗水，稀稀拉拉的搭在前额，带有上了年纪的沉稳，笑得腼腆又朴实，一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麦克风她就先交代道：“很少在人多的情况下说话，不会说话。”
如同张大姐自己所言，在介绍第一次罢工的起因、经过与结果时，她都讲得十分简略，以至于工作人员需要不时提醒她做一些补充，以便别厂的工友们能够明白。即便是她坚守大门与警察对峙的事迹，也是在佳慧说过一遍后，特地邀请她分享几句，她才提起。
第二次罢工的第三天，工友们买了横幅和喇叭，副总试图争抢横幅，现场一片混乱，引来了警察，让把厂门打开。
“开门！”警察说。
“不开。”张大姐答。
“他很凶，很多工人都站在我后面”，张大姐回忆道：“我说如果今天是你的妈妈、你的姐姐在这里做事，这些福利都没有的话，你们是不是也会像现在一样？我没犯法，我们是理性维权，要回我们自己的东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佳慧说，警察听到张大姐这样讲，没再坚持，后来就离开了。
张大姐与警察的交锋很好地解释了她在分享会上的寡言，她并不是不会说话，只是不熟悉在大众面前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行动者，也许张大姐觉得自己的任务在罢工结束那一天就已经完成了。
想姑：“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
和张大姐坚守大门时所表现的勇敢不同，想姑一上台就承认了自己的胆小。但她还是来到了前线，尽管在经历了一番争取，已经硕果结成，分享会后个个女工都伸出剪刀手大方拍下胜利大合照时，她还是藏在佳慧后面，现出怯怯的神情。
“选代表的时候，我那个单位没有人站出来，我就觉得我都在这个厂里工作十七年了，如果都这样了，我也没什么的了。”后来，厂方在一次谈判中落了泪，令想姑的信念更加坚定：“他流的是泪，我们流的是血。”
第一次罢工迎来第一个团结高潮，经此一役，厂方也开始行动，做了很多工作，靠亲戚老乡关系不断去说服工人代表和工人：“你们不要出这个头，一样会有的。”所以当第二次罢工发起时，很多工友没有下楼，比如想姑的单位，就只有她一个。可是她说：“不管怎么样，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坚持。”
想姑一直觉得自己的说话能力不行，既然前面有总代表，那她就跟着走，做一个通讯员，负责发通知、收钱一类的事务。再宏大的事业都需要有人完成这些日常琐碎，都需要想姑这样虽柔弱却坚韧的力量。
媒婆：“被抓了也不能散，再选一个顶上！”
正说着选代表，角落里一位黑衫黑裤黑鞋、顶一头黄发的大姐大臂一挥：“有能力的不用人家推选，自己上！”工友们都笑了起来，指着她说：“她就是主动上的！”
这位大姐叫王光琼，因为多年前在一个小品中演出媒婆，有了“媒婆”这个“江湖名号”，男女老少个个都这么喊，倒叫得比她的真名还要响亮。尽管当我问起现实生活中做不做媒时，媒婆很不好意思地笑：“不做，从来不做。”
因为一些变故，利得工人在第三阶段之初曾经历了一次代表的重选，事发突然，作出决定时已是那晚凌晨一点多，媒婆正在睡觉：“宋佳慧跑来告诉我，说现在要选举代表，你赶快起来。我说我要睡觉，我不去！她说快点起来啦！就把我从床上拖下来了。”说到这里，媒婆自己也忍不住笑。赖床归赖床，起来后，照样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明天有一个行动，厂方忽悠我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了，要怎么做，你们都知道的。”第二天清早，就有很多积极工人汇集到了工厂门口。
媒婆率性，有时也粗心。为营救被软禁在家中两天两夜的谈判顾问，七位女工曾周密计划了一次行动，明明是得隐藏身份，媒婆却挂着厂牌就去了，于是她只能在下面守着，通风报信。不过终究只是成功中的小漏洞，事后就变成了笑料，每次调侃此事，媒婆自己都是首当其冲。
如同主动站出来走到前线一样，媒婆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还是一种豪气，而且是有智慧的豪气。当工人代表被警车包围时，她站出来与政府领导对话：“你要是来解决问题的话就把警车开走，要是制造问题就把警车留下。”二十分钟后，所有警车都开走了。
当然，即便是有勇有谋如媒婆，也经历过很多的思想斗争，但她一直都记得前期有一个代表问她：“媒婆，万一我被抓进去了怎么办？我还有孩子啊。”媒婆说：“我帮你收钱，给你家人。其余工作我顶上！抓进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几个代表抓了我们就不干了？就散了？抓了我们再重新选代表，再顶上，就可以了。”或许媒婆正是在给予别人勇气的同时，坚定了自己，到最后也没有想过放弃。
庆红：“我信赖这个集体，不怕厂方抢走钱”
除了媒婆这样的同伴支持，能够让工人代表没有后顾之忧走向前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保证——就是维权基金，也被称为团结基金，工友每人交二十元，不仅用于维权行动的各项开支，也在代表被抓或生病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江西人庆红是这笔基金的管理者之一。
长发扎成马尾，梳得一丝不苟，就连刘海也一径往后，在头顶分一个三角形，用发卡稳稳地固定住。庆红本人如同她对维权基金的管理，一切都是清楚分明，有迹可循。不过在庆红自己看来，组织制度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她个人：“是六十多个代表推举我来当这个财务的，一千多个人交，三万多块钱，代表把钱交到我这里，你要签名，我也要签名。用出去的时候也是要拿发票的，都是全透明的，这个钱一直对得上的。”
正是组织的完备与成熟的自治，令庆红极度信赖自己所属的集体，当她谈及维权基金的具体花销如扩音器时，别厂的工友问：“厂方不会抢走吗？”庆红坚定回答：“不会，我们的组织很强大。”
严大姐：“坚定自己的立场，不怕资方忽悠”
所有的发言中，严大姐的发言最是激昂，回忆起行动，都仿佛还在战场：“资方一次一次的忽悠我们，里面外面，他们是布置了一盘又一盘不同的角色。我们有许许多多勇敢的代表，就不怕他们诱惑，不怕他们资方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都依然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决心，走我们自己的路，得到我们自己的东西！”
因为年纪最长，严大姐拿到的补偿也因此最多，分享会的最后，工作人员向大家透露严大姐正准备买车，方才还激情铿锵的严大姐此刻却安静的坐在座位上，露出心满意足略带点不好意思的笑容。
或许对于严大姐来说，一辈子的勤恳工作，能有这样的退休，也算是理想的结果了。
可是佳慧、庆红、想姑、媒婆，还有很多利得工友在他们的利得故事收场之后，还将在其他的工厂单位开启新的篇章。利得维权行动的共同记忆或是个人时刻，或许会对他们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不论是对人对事的态度，还是对自己的认识。而这些，都将成为他们宝贵的一部分，相伴同行，一起继续未来的人生。
背景资料：
广州番禺利得鞋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资独资制鞋企业，主要生产皮鞋，有员工2500多人。早在2014年1月，利得鞋厂就传出将搬离番禺、迁至南沙的消息。工人从非正式途径得知厂方有意搬迁，并察觉到厂方试图采取减少本厂生产订单的方式，减少计件工资工人的收入，以此逼迫工人自动离职，以达到规避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目的。
转自：尖椒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