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庆安枪击、“维权律师”被捕等热点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舆论场的激烈争论，人权及其保障问题也因此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对于普通社会公众而言，人权认知状况如何？而随着社会进步，中国公众的人权意识又有何变化？
人权，历来是西方国家与中国争论的焦点议题。仅以中美为例，每年两国均会针锋相对地发布对方的年度人权报告。因此，对于中国人权现状的评估，始终存在着中西两套标准——在中国的官方宣传口径下，中国人权事业已然取得非凡成就，且每年均有长足进步；但在西方国家的评价体系中，中国人权状况堪忧。
从量化的国际评分体系来看，以“世界正义工程”近期发布的法治指数为例，中国“基本人权”项的单项得分仅为0.32，低于自身法治指数的整体得分0.48，在102个参评国家中排名第99位（倒数第4位）。此外，两项人权具体评价指标的得分更在0.20以下——“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两项得分仅为0.19和0.13。
*得分从0到1，数值越大表示法治程度越高
1.“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法治指数是当前唯一的专门测量法治的国际指数，该指数共含“基本人权”、“政府权力限制”等8个分项，各分项亦下设若干具体评价指标
2.其2015年报告覆盖全球102个国家，其中对中国的评分基于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全国最大城市对当地居民和法律工作者的抽样调查结果，样本容量约1000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在中国的现实社会语境下，人权议题相对敏感，且内涵和外延较模糊。若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为标准，我国公民享有的人权则应包括6大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权利，以及特殊群体权利。
对于不同类别的人权，公众对其重要性存在不同认知，且对不同权利的保障情况的满意度亦存在差异。调查数据显示，公众普遍认为经济权利最重要，法律权利次之，对政治和文化权利重要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弱。
而当以满意度为衡量维度时，数据结果则略有差别：法律权利的保障获得了最高的公众满意度，经济权利保障的满意度则位于法律权利之下，居第2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政治权利保障的满意度最低。
该问卷调查覆盖全国各区域共10省份，于2012年以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样本容量为6159
在一般的理解中，中国公众的权利意识相对薄弱，尤其在公权和私权对立以至冲突的情况下，公众会倾向于牺牲私权以维护公权之下的所谓 “公共利益”，或在个人利益因公权受损时选择“忍气吞声”。而事实上，根据调查数据，该情况的确一度普遍存在，如在1988年的调查中，仅有近20%的受访公众表示会在公权损害个人利益时，选择采取行动维权；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到2012年，同样情况下，选择采取行动维权的公众比例已超过不会行动者。该结果表明，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公权损害时，中国公众的个体维权意识已呈增强趋势。
2012年问卷调查覆盖全国4个不同层级、区域的城市，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样本容量为1750；1988年问卷调查覆盖全国13个城市，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样本容量暂缺
同样在公权与私权对立的视野下，一个与公众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但却同时在社会话语中具有相对高敏感性的公权力即是警察权力。中国公众在面对警察权力时的判断和选择，亦反映了自身人权保护意识已相对较强——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及警察是否可以随意进入民宅，以及警察有无权力监听公民电话时，均有近九成的公众选择了否定性的回答。
* 我国法律规定，未经法律许可，公民住宅和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
该问卷调查覆盖全国各区域共125个城市，于2012年以随机抽样方式进行，样本容量为15111
结语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随着社会进步，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中国公众的人权保护意识已初步成熟；而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公权损害时，个体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对于中国的人权保护事业而言，这无疑是个可喜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国际评分的结果，还是公众对人权保障的满意度数据，抑或是人权议题在现实社会语境中的尴尬地位，均反映出我国在人权保障，尤其是政治权利保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数据来源：《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 2015、《中国大众人权观念调查报告》、《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中国“政治人”2012》
转自：一图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