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耘：制度与人性

这两天，我的一些朋友，对“制度和人性”这个话题讨论得很热烈。

藉本文，发表下我的看法。

所谓人性，包括自然属性上的人性和社会属性上的人性。

自然属性上的人性，主要是一些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属性。如吃饭、睡觉、喜、怒、哀、乐、惧、爱、恨等。这方面的人性，在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甚至这些属性连动物身上也有。

社会属性上的人性，主要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外界的交往和相互刺激、反应，然后习得并养成的。通常讨论的人性，主要是其社会属性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就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这方面的人性，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也就不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也有些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还有更多文化认为“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出善，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恶”。比较起来，第三种看法，可能要恰当些。我们每个人在心灵深处，应该都有天使和魔鬼的双重因子，由于所受教育和所处环境的不同，有的人变得非常善良、心灵纯净，有的人变得非常邪恶、心灵肮脏。象我和我的朋友们，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实都很善良很正直很勇敢，能够奋不顾身去做一些于公有益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善良正直勇敢，不仅因为有这样的天性，更源于我们长期所受到的家庭熏陶和教育，所看到的各类好的书籍和相对丰富的知识、信息，所经受到的种种人生磨难，所感受到的正直善良朋友们的相互影响，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更加洞察世事和人生，让我们善的天性得到发扬，恶的念头受到抑制。但是，象我们这种有着善良的自觉、接近或成为了一个真正公民的国人，在十多亿人中又有多少呢？肯定是少数，因为多数人确实是麻木的、愚昧的、自私的、猥琐的、甘于为奴地位的，他们不敢或不愿表达真与善，也不敢或不愿践行公义。换言之，大多数国人不具有善的自觉，更不具有公民的自觉——因为，这个制度和这个环境没教给他这些，甚至也不允许他成为这样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对于人性的后天改变，确实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制度对人性养成的决定性作用，还可举一个例子来分析验证。譬如，我和我的一批经常痛斥腐败和社会不公不平的朋友，假如我们在不谙世事或初出茅庐的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全是贪官的环境，而自己也当上了官，那说不定也会很难把持，最终变成贪官，变成恶官、狗官；当然如果家庭教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和信念确实异常强大，那也有可能出淤泥而不染——但这种情况必然很少，而且可能性极低。

人性和制度，好比心声和外物，确实是相互影响的，好的外在环境易让人成为好人，坏的外在环境易让人成为坏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都很有道理。因而当一个人在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定型的时候，环境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也可见，中国古代那个“三迁”的孟母，真是一个很懂教育、很懂人性的母亲。

但也不得不说，无论一个人再邪恶，他在心的最深处，仍存有善的因子，只是未被激发出来而已。有人直到快咽气，才表现出一点善的本性，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上面拉杂说了这么些，意在说明：

第一、人性的本源是复杂的，是善恶共存的，以后表现为善还是表现为恶，是善更多还是恶更多，是善涤去恶还是恶抑制善，主要由教育环境、政治环境、生存环境所决定。

第二、各国的人性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点更多，不同点更少。之所以有不同，也主要是由不一样的环境所造成。

由此又引申出几个判断：

第一、由于人性有共同之处，而且共同之处多于不同之处，所以一定有普世价值，一定有普世制度。由于人性有不同之处，所以在普世价值和普世制度下又有一些不同的特色，但合理性的特色一定是存在于普世的价值和制度之下。如果某种特色与普世的价值和制度背道而驰、谬以千里，那么这种特色肯定是要不得的。举例说，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是普世的，在英美两国都是共通的，但英国的议会制和美国的总统制却是各具特色的。而朝鲜，完全是与普世民主价值完全迥异的独裁，如果你说这是一种特色，那么这种特色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第二、由于人性受后天环境影响甚巨，所以社会制度的选择对一个国家的人们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选择好制度，大多数人就会变善、变好，选择坏制度，大多数会变恶、变坏，于是就形成了种种所谓特殊的民族劣根性——只有极少数人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人称为圣人。全世界迄今为止也没出几个圣人，大部分还是凡人。

第三、在所有环境里面，政治环境或者说政治制度最根本最关键，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宗教制度、文化制度，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受制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差了，所有制度都会差，于是所有人都更容易变坏变差。因而所谓民族劣根性，与其说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不如说是一种制度的劣根性。

第四、制度与人性相互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制造出什么样的人性。二者会形成一种循环，好制度带来的是良性循环：好制度让民众越来越好，民众也因为素质的提高，而会去要求和推动制度变得更完善、更完美；坏制度带来的是恶性循环：坏制度制造出来的大多数人，不是坏人就是奴才、奴隶，或是对社会漠不关心的人，而这样一帮人是不可能去推动制度变得更好的，于是人性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坏。

第五、好制度下，所有人都有机会和意识成为公民，坏制度下，少数人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公民，而只有公民才会去努力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因而坏制度下，带头推动历史演变和社会进步的，永远是少数精英群体；在好制度没建立起来之前，别指望被坏制度邪灵附身的多数人，会变成有正常人性的人。要把他们的人性变正常，变成一个个天使，只有等到好制度建起来以后，“在游泳中去学习游泳，在民主生活中去习得民主”。

第六、国界的开放，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信息的流动，会让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对比效应被越来越多人看到，这将会促进坏制度下的少数精英更加努力的挺身而出，也会促进坏制度下的更多愚人渐渐变得聪明起来，于是就会加速坏制度的瓦解，并加快好制度在世界的普及。

第七、执着于改变人性，当然不错；但只执着于改变人性而不改变制度，没用。鲁迅与胡适的高下之差就在这里。中国的未来在于用心去理解和运用胡适的思想，胡适指引的道路走通了，鲁迅批判的问题自然解决。

第八、很多国人是丑陋，我们可以唤起他的天良，唤起他人性中的真善美，这肯定有作用；但要在短时间内唤醒如此多的人确实比较难，因为生活在制造丑陋的制度下，很多人很多时候确实是身不由己。同时，我们在痛感部分国民人性之丑陋的同时，也不必因此对国家的前景太过悲观，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就是这样的人性。欧美人，港台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呆上二三十年，或许也会是这样的人性。我们跑到朝鲜去呆上几十年，可能也会主动或被迫跪在金万岁的脚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类的制度之癌，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反过来，此国的流氓跑到美国去，他最初可能还是流氓习性难改，但久而久之，他就会收起流氓习性变得绅士，因为在那里生存，已经由不得他耍流氓了。所以，制度最重要，制度最关键！我们一定要把着力点朝向对制度的改变，至于人性只能尽量去唤醒，能唤醒多少算多少。但制度不变，永远够你唤的，就是再唤一百年，还是唤不醒多数人——有的是不愿醒，有的是不敢醒，而改变制度后，他们就敢醒了。

由于时间关系，事情又多，就写到这里。虽然感觉意思还可表达得更通透确切一点，层次还可安排得再简洁清晰一点，但没时间了，就这样吧。以后写类似题材的文章，再把我的意思讲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