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革命与改革，往往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土地产权最容易在这类节点上发生变化。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土改，实施过程带有强烈的暴力革命特色，多数地区都超越了法律和政策。其后，又在合作化的名义下，将农民分到手的土地重新集中。
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被套牢在土地上，却未能解放生产力。“一大二公”的结果是“规模而不经济”，播下“共同富裕”的龙种，收获却是“均贫”，“穷折腾”造成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这是官方史学家最不乐提及却又无法掩盖的事实。
但在50-60年代，城镇中的土地所有制与农村不同，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同时并存。私有土地与私有住房相关联，业主持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的还持有单独的《土地所有权证》。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城市中部分房主的私有房屋，曾采用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不同，大部分私房系公民的生活资料，房屋及其土地的所有权也均未实行法律上的转移。
作为革命承诺之一的农村土改，实施的依据是《土地改革法》，而城市土地私有产权被收归国有，则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仅仅以“革命的名义”，就将全国城镇私房连同下面的土地全部收缴，房主们被迫交出权证。“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大多只发还房产不发还土地，形成了房屋、土地所有权分离的怪象。将非法剥夺的房子还给本主，在“文革”刚结束的年代已是一项“德政”，心有余悸的房主们只有默认。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庄严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进入90年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土地财政”成为地方主要财源，政府日益“无限公司化”。由于城市土地已收归国有，上面的房屋不过是“附着物”，可以“依法拆迁”；即便购买了新建的商品房，所持有的也只是《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产权从所有制上应属全民所有，可是主人翁在自己领土上购房居住，须另外摊缴高额土地出让金给公仆政府，一点国民优惠都没有。根据宪法，依法征用土地的前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既然事关“公共利益”，面对越来越疯涨的房价，越来越奢华的仆人是否应该让利给主人？
在利益的驱动下，某些地方政府一纸拆迁公告，便足以将一片城区变成一堆瓦砾。很多地方动用行政权力和黑恶势力进行暴力拆迁，导致群体事件频发，社会冲突日益激化。从2007年3月重庆杨武、吴苹夫妇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到2009年6月上海张龙其、潘蓉夫妇向强拆队投掷燃烧瓶事件，乃至同年11月成都女业主唐福珍自焚事件，都是公民保卫合法财产的抗争，形式一次比一次惨烈，为全国民众所瞩目。有学者朋友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抢钱与反抢钱的斗争”，虽语带调侃，却点评到位。
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不受中国历代统治者尊重。全国人大2004年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2007年又颁布《物权法》，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改革开放后的“先富”阶层，但不追溯保护部分公民过去被侵害的权益，也很难保护全体公民的长远权益。房屋与土地产权分离的后遗症日益凸显，迫使人们思考：抵触上位法的《拆迁条例》为何横行无忌？宪法能否保障《物权法》的有效性？
中国人传统的“国民性”中有“仇富”基因，外加“气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即便当了“自了汉”式的顺民，也难免幻想来一场翻天覆地的“财富再分配”，痛痛快快当一回暴民，可是很少想到要成为公民，并共同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当别人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你不说话；当别人的生活资料被剥夺，你不敢说话；当别人的房子被拆掉，你袖手旁观；当“煤老板”的产权被收吃掉，你围观叫好；当“国进民退”大潮高涨，你为大国崛起自豪；当你自己沦为房奴或无房户，才开始骂娘……。
身为纳税人，你的最大恐惧来自于：无限膨胀不受制约的权力，正在掏空所有人的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