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给权力者讲民主的故事，一个比一个传奇，一个比一个意味深长。论对民主的认知，三者并无显著差异，对比讲民主的技巧，则高下立判。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78岁那年，徐复观先生才开始写日记。1980年10月29日，他记道：
“五更时做一梦，见故奉化蒋公，另一统治者（梦中亦不识其人）并坐，我向他解释集权（实即指独裁，梦中似避忌用集权两字）与民主的利弊。大意谓为解决问题，集权在短期内较民主为有效，但不能持久。民主的效力似不如集权，但可以持久而不败。
蒋公问何以会如此，我答谓集权将国家权力集中于政府上层少数人之手，时间一久，则必成为今日中共的官僚主义。因权力对人而言，必发见腐蚀作用。民主则社会权力与政府权力，可以发生制衡作用，所以民主政治中的官僚主义，容易受到限制。集权政权仅植基于国家中特殊土壤之上，时间一久，此特殊土壤亦且受到一般土壤的敌视。民主则植基于一般土壤之上，故根基较集权为深厚……初醒时犹能记忆解释得极有条理，蒋公亦神色怡悦，但未及政权转移之重大问题。”
徐复观说：“蒋公已去世数年矣，今日而尚做此梦可谓奇矣，故记之。”如果晓得他与蒋介石的渊源，可知他梦见此公，并不稀奇。他青年从军，曾以少将军衔、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驻延安半年，与中共高层过从甚密，和毛泽东“长谈过五次以上”，1943年秋他从延安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中共有能力夺取全面政权，假定国民党这样下去的话”；此后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系蒋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参与机要；1945年5月，被调任总裁随从秘书，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随侍蒋介石左右。由此种种，足见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之亲近。晚年与故主相逢梦境，当在情理之中，无须惊诧。
徐复观的梦中人，不止蒋介石，还有毛泽东。据韩三洲先生谈徐复观的文章：“他自称，70岁以前，梦中常常与毛泽东折冲樽俎，纵横捭阖，谈论天下事。1980年9月，徐复观因患胃癌施行大手术，几度昏迷，于将死方生之际，犹梦见与毛泽东相遇于荒野，而且两人依旧咻咻激辩不已。”
老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晚年徐复观梦见蒋介石，分解民主与独裁的利弊，恰恰印证了他一生的心结所系，至死未能解开。他是儒家，却好讲自由民主，力图会通这貌似格格不入的二者，因此被称为“儒家自由主义”、“自由儒家”。儒家决定了他的身位，自由民主决定了他的方向。基于对这二者的调和，他追求自由民主的路径，便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权力，往往持不合作甚至批判的态度（如徐复观的论敌殷海光），儒家自由主义则会选择与权力合作的方式来发扬自由。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帝师王佐的政治情结在作祟？不知何故，读到徐复观梦中给蒋介石讲民主的日记，我不由想起了他的老师熊十力在1951年间撰七万言长函《论六经》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并愿代陈毛公赐览”。
纵观徐复观一生，恐怕并无机会当面劝蒋介石推行民主。他追随蒋介石的岁月，学识不足，且限于职分，自然无力为之。后来退出军政界，改行学术，拜入熊十力门下，中年发愤，焚膏继晷，夙兴夜寐，终成一代大儒，而且他的学问并不隔膜于现实政治，1949年6月16日，他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一直持续到1966年9月才“油干灯尽”，此际的徐复观，思想体系渐趋成熟，却沦落在野，以庙堂之高，再难涉足。然而给蒋介石讲民主，劝蒋介石行民主，正是他的念想。念兹在兹，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所谓回响，便是晚年一梦。
这一梦，并非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徐复观所独有，而可以视为一个政治隐喻。只不过，一些人的梦幻，在另一些人身上，则照进现实。据许倬云回忆，1960年代，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因公务之便，常与蒋经国打交道。他们谈话的主题包括“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那么许倬云如何向蒋经国讲民主呢：“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这么讲，显然比徐复观的说教巧妙、动听多了。
说罢许倬云，再说他的同时代人王鼎钧。王鼎钧不比许倬云，有幸与蒋经国面谈，他讲民主，仅与蒋经国间接相关。据王鼎钧回忆录，他在台湾，因被疑为“匪谍”，而遭监视、跟踪，“与特务共舞”达二十余年，后来为了出国，通过安全检查，他决心孤注一掷，敞开心扉，与特务畅谈。此间，谈及蒋经国的传位问题，他大大称颂了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认为有些地方更胜其父，同时指出了蒋经国的局限，以于还素的对联为据：“一身是胆终非虎，万里无云欲化龙。”上联指其主观条件不足，下联指其客观条件不利。最后，王鼎钧说，现在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摆在蒋经国面前，若他抓住了，便可越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那就是解严，建立民主制度：
“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一旦行到水穷处，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想想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
……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在中山先生看来它应该是真的，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他死在半路上，谁能断言他是假？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全看经国先生怎么做，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大家都是真的，国父的理想终于实现，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
这番话是否被特务汇报上去，传到蒋经国耳里，实难查证。不过，联系蒋经国的言行，譬如在1986年10月，蒋经国公开表示要开放党禁、报禁，“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他却淡淡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以及他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位专制者，要以专制来结束专制，可知王鼎钧的建言，正契合了蒋经国的心境。
关于蒋介石父子与民主，王鼎钧还有一个精妙的说法，他说蒋介石“把专政当本钱，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蒋经国则相反，把民主当本钱，专政当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
这三个给权力者讲民主的故事，一个比一个传奇，一个比一个意味深长。论对民主的认知，三者并无显著差异，对比讲民主的技巧，则高下立判。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王鼎钧。他不谈民主的内涵，而谈民主的作用，即民主能给执政者带来什么，同时他也洞悉到了，执政者正亟需什么。因而他的讲法，最易打动人心。相形之下，许倬云这么讲，不会让听者讨厌；徐复观这么讲，还要听者“神色怡悦”，也许只是做梦。
这三个故事能够展开，有一共同前提，即执政者愿意听你讲民主，不论基于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心态，推心置腹还是虚情假意。这正是徐复观等三人的幸运，他们遭遇的是蒋介石父子，而非朱元璋之流：前者的心中，多少还有一些聆听民主的雅量，正如他们的意识形态当中，原本包含了宪政的元素；倘是后者，只怕一片痴心的徐复观们，话还未说三句，便已人头落地。
（据：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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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给蒋介石父子讲民主
这三个给权力者讲民主的故事，一个比一个传奇，一个比一个意味深长。论对民主的认知，三者并无显著差异，对比讲民主的技巧，则高下立判。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78岁那年，徐复观先生才开始写日记。1980年10月29日，他记道：
“五更时做一梦，见故奉化蒋公，另一统治者（梦中亦不识其人）并坐，我向他解释集权（实即指独裁，梦中似避忌用集权两字）与民主的利弊。大意谓为解决问题，集权在短期内较民主为有效，但不能持久。民主的效力似不如集权，但可以持久而不败。
蒋公问何以会如此，我答谓集权将国家权力集中于政府上层少数人之手，时间一久，则必成为今日中共的官僚主义。因权力对人而言，必发见腐蚀作用。民主则社会权力与政府权力，可以发生制衡作用，所以民主政治中的官僚主义，容易受到限制。集权政权仅植基于国家中特殊土壤之上，时间一久，此特殊土壤亦且受到一般土壤的敌视。民主则植基于一般土壤之上，故根基较集权为深厚……初醒时犹能记忆解释得极有条理，蒋公亦神色怡悦，但未及政权转移之重大问题。”
徐复观说：“蒋公已去世数年矣，今日而尚做此梦可谓奇矣，故记之。”如果晓得他与蒋介石的渊源，可知他梦见此公，并不稀奇。他青年从军，曾以少将军衔、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驻延安半年，与中共高层过从甚密，和毛泽东“长谈过五次以上”，1943年秋他从延安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中共有能力夺取全面政权，假定国民党这样下去的话”；此后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系蒋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参与机要；1945年5月，被调任总裁随从秘书，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随侍蒋介石左右。由此种种，足见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之亲近。晚年与故主相逢梦境，当在情理之中，无须惊诧。
徐复观的梦中人，不止蒋介石，还有毛泽东。据韩三洲先生谈徐复观的文章：“他自称，70岁以前，梦中常常与毛泽东折冲樽俎，纵横捭阖，谈论天下事。1980年9月，徐复观因患胃癌施行大手术，几度昏迷，于将死方生之际，犹梦见与毛泽东相遇于荒野，而且两人依旧咻咻激辩不已。”
老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晚年徐复观梦见蒋介石，分解民主与独裁的利弊，恰恰印证了他一生的心结所系，至死未能解开。他是儒家，却好讲自由民主，力图会通这貌似格格不入的二者，因此被称为“儒家自由主义”、“自由儒家”。儒家决定了他的身位，自由民主决定了他的方向。基于对这二者的调和，他追求自由民主的路径，便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权力，往往持不合作甚至批判的态度（如徐复观的论敌殷海光），儒家自由主义则会选择与权力合作的方式来发扬自由。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帝师王佐的政治情结在作祟？不知何故，读到徐复观梦中给蒋介石讲民主的日记，我不由想起了他的老师熊十力在1951年间撰七万言长函《论六经》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并愿代陈毛公赐览”。
纵观徐复观一生，恐怕并无机会当面劝蒋介石推行民主。他追随蒋介石的岁月，学识不足，且限于职分，自然无力为之。后来退出军政界，改行学术，拜入熊十力门下，中年发愤，焚膏继晷，夙兴夜寐，终成一代大儒，而且他的学问并不隔膜于现实政治，1949年6月16日，他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一直持续到1966年9月才“油干灯尽”，此际的徐复观，思想体系渐趋成熟，却沦落在野，以庙堂之高，再难涉足。然而给蒋介石讲民主，劝蒋介石行民主，正是他的念想。念兹在兹，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所谓回响，便是晚年一梦。
这一梦，并非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徐复观所独有，而可以视为一个政治隐喻。只不过，一些人的梦幻，在另一些人身上，则照进现实。据许倬云回忆，1960年代，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因公务之便，常与蒋经国打交道。他们谈话的主题包括“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那么许倬云如何向蒋经国讲民主呢：“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这么讲，显然比徐复观的说教巧妙、动听多了。
说罢许倬云，再说他的同时代人王鼎钧。王鼎钧不比许倬云，有幸与蒋经国面谈，他讲民主，仅与蒋经国间接相关。据王鼎钧回忆录，他在台湾，因被疑为“匪谍”，而遭监视、跟踪，“与特务共舞”达二十余年，后来为了出国，通过安全检查，他决心孤注一掷，敞开心扉，与特务畅谈。此间，谈及蒋经国的传位问题，他大大称颂了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认为有些地方更胜其父，同时指出了蒋经国的局限，以于还素的对联为据：“一身是胆终非虎，万里无云欲化龙。”上联指其主观条件不足，下联指其客观条件不利。最后，王鼎钧说，现在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摆在蒋经国面前，若他抓住了，便可越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那就是解严，建立民主制度：
“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一旦行到水穷处，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想想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
……我说依照中山先生的设计，国民党最后要还政于民，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如果抽去这个核心价值，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就和苏共中共很难区分。有人说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是假的，在警备司令看来它可以是假的，在中山先生看来它应该是真的，蒋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他死在半路上，谁能断言他是假？我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全看经国先生怎么做，如果他建立民主体制，让人民投票选择政府，大家都是真的，国父的理想终于实现，蒋公的人格浑然完整，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也巍然确立。”
这番话是否被特务汇报上去，传到蒋经国耳里，实难查证。不过，联系蒋经国的言行，譬如在1986年10月，蒋经国公开表示要开放党禁、报禁，“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他却淡淡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以及他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位专制者，要以专制来结束专制，可知王鼎钧的建言，正契合了蒋经国的心境。
关于蒋介石父子与民主，王鼎钧还有一个精妙的说法，他说蒋介石“把专政当本钱，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蒋经国则相反，把民主当本钱，专政当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
这三个给权力者讲民主的故事，一个比一个传奇，一个比一个意味深长。论对民主的认知，三者并无显著差异，对比讲民主的技巧，则高下立判。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王鼎钧。他不谈民主的内涵，而谈民主的作用，即民主能给执政者带来什么，同时他也洞悉到了，执政者正亟需什么。因而他的讲法，最易打动人心。相形之下，许倬云这么讲，不会让听者讨厌；徐复观这么讲，还要听者“神色怡悦”，也许只是做梦。
这三个故事能够展开，有一共同前提，即执政者愿意听你讲民主，不论基于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心态，推心置腹还是虚情假意。这正是徐复观等三人的幸运，他们遭遇的是蒋介石父子，而非朱元璋之流：前者的心中，多少还有一些聆听民主的雅量，正如他们的意识形态当中，原本包含了宪政的元素；倘是后者，只怕一片痴心的徐复观们，话还未说三句，便已人头落地。
（据：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