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拍得不错的英国新电影《骄傲》(Pride)中，一群伦敦同性恋活动者坐着大巴来到一个威尔士村庄，去支持煤炭矿工1984年那次罢工。他们到达的第一晚，社区会堂里气氛很尴尬，但那些活动者和矿工们意外地成为了哥们儿。影片结尾，一群威尔士矿工的妻子在伦敦一个皮革酒吧（leather bar，同性恋酒吧的一种——译者注）度过了一个让人终身难忘的晚上。
上世纪80年代，这两个群体的日子都很难过。一个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生活在伦敦的同性恋朋友回忆道，那时他老是在送朋友下葬（因为死者的家人不认他们），继承了朋友们的各种身外之物。
但后来同性恋群体获得了正常地位，而矿工则一蹶不振。眼下世界各地纷纷接受同性恋婚姻，而西方工人阶级的地位仍在不断下降。这反映出两种政治观念的相异命运。为同性恋、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群体争取权益的“维权”持上升势头。相比之下，提升全体工人阶级的旧思想已经死亡。工人阶级如今被贬为工业时代的遗物，令人尴尬，就像废弃的工厂。
这一群体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
令维权革命势不可挡的一个简单理念是：不存在二等人。女性、黑人以及同性恋人士还未取得一等人的地位。不过，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不久前在女性问题上出言不逊后的经历证明，如今西方所有领导人、直到教皇，都至少得假装支持这场斗争。
如今，即便是更为边缘化的群体也在争取权益。儿童活动人士马拉拉•尤萨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和凯拉什•萨蒂亚提(Kailash Satyarthi)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变换性别者是下一个。《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报道称，在美国许多文科学院，学生们如今可选择他们希望别人以何种性别代词来称呼他们，可选的有ze、ou、hir、they、甚至it（学费昂贵的美国高校怎么做，全世界终将效仿）。
但有一个群体不再得到尊重，那就是工人阶级。政客已很少再提到他们，除非是为了嘲讽他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说起那些没有工作的“愤怒”的中西部小城镇选民，说他们“拒不放弃一些老观念，不是枪、信仰，就是对任何有别于自己的人们的反感”。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到那些无所事事、没有工作的懒人，称他们导致了一个“破裂的不列颠”。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指出，有47%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受害者……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医保、食品、住房以及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则称穷人是“没用的人”——至少他愤怒的前女友瓦莱丽•特里耶维勒(Valérie Trierweiler)是这样说的。
人们通常仍然向工人阶级承诺的一样东西是“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努力工作、然后脱离你所出身的阶级。实现你的个人价值，这是直接来自维权革命的一项指令。在影片《骄傲》中，一名同性恋男子命令一名威尔士矿工的妻子去上大学。他对她说，别浪费你的头脑。从影片结尾的字幕中，我们得知她遵从了建议，她就是现在的工党议员沙恩•詹姆斯(Siân James)。这个应该算大团圆的结局，与早前另一部英国电影《舞动人生》(Billy Elliot)异曲同工：一个跳芭蕾舞的男孩逃离了他出生的矿工村庄，成为了《天鹅湖》(Swan Lake)中的男领舞。
但向上流动也有其问题。首先，如今这种机会在西方国家越来越稀缺了。其次，它不适用于每个人，因为每个社会都是有等级的，总会有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为贫困问题奔走了40年的工党议员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笑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向上走，那可就出奇了。”
此外，向上走总会让人损失一些东西。身为工人之子的菲尔德告诉我，每当工人家庭的孩子表现优异、脱离工人阶级时，父母在感到骄傲的同时“总是有些难过，因为在工人阶级社区里，你本不应该离开的”。他自己的父母是否也曾感到难过？菲尔德回答说，“我父母生前非常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也出身于工人阶级，他曾这样描述向上走带来的那种孤独感：你离开自己的老街坊，独自住在一所大房子里，甚至独自去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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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曼彻斯特的一个贫困社区做报道时，我发现“社区”的印记无处不在，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社区里的人互相照应，这跟中产阶级社区不一样。他们互相帮忙照顾彼此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帮助没法出门的邻居顺道去商店买东西，让亲戚借住在自己家。他们不得不用邻里间的相互照应来代替不断缩减的政府服务。
《沙韦：工人阶级的妖魔化》（Chavs: 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chav指出身底层的年轻人，喜欢穿着花哨、另类的服装——译者注）一书作者欧文•琼斯(Owen Jones)对向上流动持怀疑态度。相反，他主张一种更古老的政治理想：帮助提升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这意味着调高最低工资、建造更多保障性住房、改善医疗服务等等。
左派不妨尝试走这条路。工人阶级的许多人如今都转而支持仍然承诺给予他们归属感的党派，无论是属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的归属感。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和弗兰芒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前所未有地高涨。美国共和党拥有多数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英国独立党(UKIP)刚刚在议会补缺选举(by-election)中赢得首次胜利，该党在这次投票中的得票增幅刷新了英国任何政党在补缺选举中的纪录。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说：“眼下我们正在英格兰北部的老工党选民中撕开巨大的口子。”
左派发现了权利。眼下它应该重新发现社区。
（據：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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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工人阶级不该被冷落
在一部拍得不错的英国新电影《骄傲》(Pride)中，一群伦敦同性恋活动者坐着大巴来到一个威尔士村庄，去支持煤炭矿工1984年那次罢工。他们到达的第一晚，社区会堂里气氛很尴尬，但那些活动者和矿工们意外地成为了哥们儿。影片结尾，一群威尔士矿工的妻子在伦敦一个皮革酒吧（leather bar，同性恋酒吧的一种——译者注）度过了一个让人终身难忘的晚上。
上世纪80年代，这两个群体的日子都很难过。一个在艾滋病大流行期间生活在伦敦的同性恋朋友回忆道，那时他老是在送朋友下葬（因为死者的家人不认他们），继承了朋友们的各种身外之物。
但后来同性恋群体获得了正常地位，而矿工则一蹶不振。眼下世界各地纷纷接受同性恋婚姻，而西方工人阶级的地位仍在不断下降。这反映出两种政治观念的相异命运。为同性恋、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群体争取权益的“维权”持上升势头。相比之下，提升全体工人阶级的旧思想已经死亡。工人阶级如今被贬为工业时代的遗物，令人尴尬，就像废弃的工厂。
这一群体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
令维权革命势不可挡的一个简单理念是：不存在二等人。女性、黑人以及同性恋人士还未取得一等人的地位。不过，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不久前在女性问题上出言不逊后的经历证明，如今西方所有领导人、直到教皇，都至少得假装支持这场斗争。
如今，即便是更为边缘化的群体也在争取权益。儿童活动人士马拉拉•尤萨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和凯拉什•萨蒂亚提(Kailash Satyarthi)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变换性别者是下一个。《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报道称，在美国许多文科学院，学生们如今可选择他们希望别人以何种性别代词来称呼他们，可选的有ze、ou、hir、they、甚至it（学费昂贵的美国高校怎么做，全世界终将效仿）。
但有一个群体不再得到尊重，那就是工人阶级。政客已很少再提到他们，除非是为了嘲讽他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说起那些没有工作的“愤怒”的中西部小城镇选民，说他们“拒不放弃一些老观念，不是枪、信仰，就是对任何有别于自己的人们的反感”。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到那些无所事事、没有工作的懒人，称他们导致了一个“破裂的不列颠”。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指出，有47%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受害者……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医保、食品、住房以及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则称穷人是“没用的人”——至少他愤怒的前女友瓦莱丽•特里耶维勒(Valérie Trierweiler)是这样说的。
人们通常仍然向工人阶级承诺的一样东西是“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努力工作、然后脱离你所出身的阶级。实现你的个人价值，这是直接来自维权革命的一项指令。在影片《骄傲》中，一名同性恋男子命令一名威尔士矿工的妻子去上大学。他对她说，别浪费你的头脑。从影片结尾的字幕中，我们得知她遵从了建议，她就是现在的工党议员沙恩•詹姆斯(Siân James)。这个应该算大团圆的结局，与早前另一部英国电影《舞动人生》(Billy Elliot)异曲同工：一个跳芭蕾舞的男孩逃离了他出生的矿工村庄，成为了《天鹅湖》(Swan Lake)中的男领舞。
但向上流动也有其问题。首先，如今这种机会在西方国家越来越稀缺了。其次，它不适用于每个人，因为每个社会都是有等级的，总会有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为贫困问题奔走了40年的工党议员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笑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向上走，那可就出奇了。”
此外，向上走总会让人损失一些东西。身为工人之子的菲尔德告诉我，每当工人家庭的孩子表现优异、脱离工人阶级时，父母在感到骄傲的同时“总是有些难过，因为在工人阶级社区里，你本不应该离开的”。他自己的父母是否也曾感到难过？菲尔德回答说，“我父母生前非常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也出身于工人阶级，他曾这样描述向上走带来的那种孤独感：你离开自己的老街坊，独自住在一所大房子里，甚至独自去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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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曼彻斯特的一个贫困社区做报道时，我发现“社区”的印记无处不在，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社区里的人互相照应，这跟中产阶级社区不一样。他们互相帮忙照顾彼此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帮助没法出门的邻居顺道去商店买东西，让亲戚借住在自己家。他们不得不用邻里间的相互照应来代替不断缩减的政府服务。
《沙韦：工人阶级的妖魔化》（Chavs: 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chav指出身底层的年轻人，喜欢穿着花哨、另类的服装——译者注）一书作者欧文•琼斯(Owen Jones)对向上流动持怀疑态度。相反，他主张一种更古老的政治理想：帮助提升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这意味着调高最低工资、建造更多保障性住房、改善医疗服务等等。
左派不妨尝试走这条路。工人阶级的许多人如今都转而支持仍然承诺给予他们归属感的党派，无论是属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的归属感。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和弗兰芒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前所未有地高涨。美国共和党拥有多数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英国独立党(UKIP)刚刚在议会补缺选举(by-election)中赢得首次胜利，该党在这次投票中的得票增幅刷新了英国任何政党在补缺选举中的纪录。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说：“眼下我们正在英格兰北部的老工党选民中撕开巨大的口子。”
左派发现了权利。眼下它应该重新发现社区。
（據：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