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成世界第一，但大家都沒有安全感，沒錢人「貧賤不能移」，有錢人紛紛選擇海外移民。)
恐懼是一種人類及生物特有的、與生俱來且相伴終生的一種心理活動狀態，是對異己環境產生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人類進步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擺脫恐懼獲得自由的過程，自由在前方指引，恐懼在身後推動，把人類不斷地從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黑暗中拉出。其中的橋樑，是智慧。人類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之靈長，成為告別恐懼程度最高的群體，至為根本的原因，就是智慧。
從生到死，從一個階層到另一個階層，每個人不同的人生階段都有不同的恐懼。很多人踩著別人的肩膀、腦袋甚至屍骨往上爬，以為那樣就能告別恐懼，但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裏，強中自有強中手，而獵食者，總是首先盯著最容易下手的肉，同時又首先防範著最強的對手。這也是物競天擇之必然。所以我們看見那樣的社會，其實是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的社會。
今天的中國大陸，庶幾可以稱為人人沒有安全感的時代，下至升斗小民，上到高官巨賈，莫不如此。這便是時代的弔詭與悲摧之處：雖然我們已經號稱GDP世界第二，甚至於2014年世界銀行預測，按購買力平價（取什麼商品做指標可有大學問），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14年超越美國成世界第一，但人人感同身受的是：大家都沒有安全感，沒錢人「貧賤不能移」，有錢人紛紛選擇海外移民（家人和財富在國外，人和生意在國內）成為時代潮流。馬斯洛說人生有五個層次的需求，當下中國人中的絕對大多數，卻僅僅滿足了最低層次的溫飽等物慾需求，連第二層次的安全需求尚且不得保障，免於恐懼的自由遙遙無期。而沒有安全感的共同原因，便是權力不受法律的嚴格約束，朝秦暮楚顛三倒四。
如果權勢階層已經在巨大的既得利益獲取中成為鐵板一塊，那麼社會斷無改革進步的可能。問題是你問一問：6000年的人類文明史，有過這樣的鐵板一塊嗎？答案是從來沒有。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越是依賴於權力而不是法律保障的時代，金字塔結構下的權力競爭與廝殺也越激烈、越殘酷。身處其中的人，命運的無常感與不安全感甚至遠超普羅大眾——不管是在位者，還是即將上位者，抑或是已經退位者。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先生說：權勢者如何處理自己的安全感問題是未來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此論一語中的。他說，現在是一個新30年的開端，這30年和過去30年很不一樣。未來30年可能是各種力量交織、博弈的轉型的30年。過去30年的改革分為兩個階段，前面階段是真正的改革，後階段則是權力和資本逐漸共同形成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堅固的利益集團，改革停滯。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就是眾所周知的89事件。中國繞不過權貴這堵牆。權貴通過維穩形成一系列弊政。必須從反腐敗進而轉向清理弊政，進而為權力設定不得侵犯人權的底線。未來的改革路線是，反腐敗破權貴清惡政求憲政。
除了「堅固的利益集團致改革停滯論」我不贊成，孫立平先生上述其他觀點我都贊成。1978年至今的改革30多年本質上是試圖迴避憲政法治改革、用經濟增長強化權力合法化，但經濟增長自有其不可抗拒的規律在，不是你想增長就能增長。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用圖表揭示了一個規律：增長為何突然下行？下圖（略）是台灣和大陸比較：8%以上高增長，台1951-1997共47年，大陸1978-2011共32年；台人口增長，始3.5%終0.95%，大陸始1.2%終0.49 %；台城市化，始25%終80%，大陸始20%終53%（真正只有35%）。（大陸）人口增長流動控制（具體而言是限制大城市人口——大煥注）導致了消費萎縮和效率下降，土地財政及高房價使農民青年出村老年回。此因果關係之謎底。
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1998年國企「減員增效」強化壟斷，國進民退、權貴經濟，以及政府公司化主導招商引資導致各種產能嚴重過剩等一系列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經濟政策，加速了經濟的停滯。
與此同時，在過去十多年權貴市場經濟中獲取巨大利益的權貴集團，出於自身不安全感的考慮，必然會由經濟寡頭向政治寡頭轉變，不管退休沒退休，都會想方設法滲透到政治權力中，在政治權力中安插親信，以尋求權力庇護。由此必然阻礙後來權力中樞的道路。甚至有可能出現個人性命攸關的激烈的暗中較量。
這一切都會導致權力中樞對經濟和社會停滯以及自身前途命運的恐懼。由此而逐步發動從反腐敗到制度變革的舉措。曾經，一些貪官天真地認為：只要在位時沒有露出馬腳，離退休後便可萬事大吉。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頻頻查處離退休貪官，僅副省級及以上高官便有倪發科、郭永祥、陳柏槐、陽寶華、徐才厚、周永康、趙少麟等人。
這種直搗黃龍不留後路的做法是迫不得已，也會加劇整個權勢集團的恐慌。於是，大家重新坐下來進行談判和妥協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強。簡言之，建立四個現代化、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等目標型政治文化由於受到現實規律的制約，改弦更張回到程序正義型即憲法型政治的轉變就勢所應當。由反腐而法治，建立權力的底線、劃分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楚河漢界，不改不行。
有人憂心忡忡地問：如您所說，自由的保障應該建立在法治和規則的健全上，可法治和規則由誰來建立呢？由精英階級？
是的。我認為社會的制度歸根結底是由精英階層來建立。兩個原因：一是人人都需要有安全感，精英階層也不例外；二是人也都有超出物慾和安全層次、造福社會的需求。目前經濟學家們已經在研究「流芳百世」的機理了，也就是人為什麼會想要流芳百世。如果從自利的角度看，流芳百世也是一筆極其豐厚的、任何人無法剝奪的、可以代際傳承的無形資產！任何時候，利益有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分，誠如胡釋之所言：「所謂智慧就是懂得判斷長遠大局果斷捨棄眼前小利。」即使客觀上為了自己，建立了約束權力的規則，也會間接有利於大眾。
不要不相信精英階層的改革動力。有效的社會變革幾乎從來都是精英階層自我改革的。包括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是精英階層的改革在自上而下地推動社會：1978年，經濟到崩潰邊緣了，於是改革開放；1980年代，中央文件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於是城市化進程重啟；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開啟、國企改革……哪個是自下而上推動的呢？多數改革，都是在經濟社會衰退的時候，精英階層被迫尋求制度變革以釋放自由空間。與之相反的，1994年分稅制和1998年國企改革以後，國進民退、財政收入大增，政府進入半個多世紀甚至一二百年來最好的財政收入時代，改革的動力就全然消失，甚至進入2008年以來法治倒退的「穩定（腚）壓倒一切」的時代。所見，在宏觀政治領域，經濟發展了政治也會隨著進步發展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並不可行，大部分時候甚至是反著來，其實家庭和家族乃至個人也差不多，往往是越有錢的時候越獨斷專橫。相反，政府沒錢了，才會求著社會：我放權，你給我發展給我交稅吧。
又問：我們有生之年能看到這種變革以及法治變革帶來的自由麼？我想這是肯定的。這一點我相當樂觀。「90後」更加會看到中國進入正常國家的行列，然後社會慢慢地變得和諧，智慧重啟，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不斷得到修復。我們50、60後這一兩代人，都應該看得見這一切，而且要努力用智慧來推動這一切。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城市化使人們告別農業思維，互聯網開了國人之天眼。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個天眼既開的時代，互聯網使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眼睛，有了自己的眼睛就會有自己的頭腦，有了自己的頭腦之後，未來會怎樣？各種思潮和力量風雲激盪，任憑想像。
(據東網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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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煥:恐懼和自由牽引人類前進
(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成世界第一，但大家都沒有安全感，沒錢人「貧賤不能移」，有錢人紛紛選擇海外移民。)
恐懼是一種人類及生物特有的、與生俱來且相伴終生的一種心理活動狀態，是對異己環境產生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人類進步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地擺脫恐懼獲得自由的過程，自由在前方指引，恐懼在身後推動，把人類不斷地從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黑暗中拉出。其中的橋樑，是智慧。人類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之靈長，成為告別恐懼程度最高的群體，至為根本的原因，就是智慧。
從生到死，從一個階層到另一個階層，每個人不同的人生階段都有不同的恐懼。很多人踩著別人的肩膀、腦袋甚至屍骨往上爬，以為那樣就能告別恐懼，但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裏，強中自有強中手，而獵食者，總是首先盯著最容易下手的肉，同時又首先防範著最強的對手。這也是物競天擇之必然。所以我們看見那樣的社會，其實是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的社會。
今天的中國大陸，庶幾可以稱為人人沒有安全感的時代，下至升斗小民，上到高官巨賈，莫不如此。這便是時代的弔詭與悲摧之處：雖然我們已經號稱GDP世界第二，甚至於2014年世界銀行預測，按購買力平價（取什麼商品做指標可有大學問），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14年超越美國成世界第一，但人人感同身受的是：大家都沒有安全感，沒錢人「貧賤不能移」，有錢人紛紛選擇海外移民（家人和財富在國外，人和生意在國內）成為時代潮流。馬斯洛說人生有五個層次的需求，當下中國人中的絕對大多數，卻僅僅滿足了最低層次的溫飽等物慾需求，連第二層次的安全需求尚且不得保障，免於恐懼的自由遙遙無期。而沒有安全感的共同原因，便是權力不受法律的嚴格約束，朝秦暮楚顛三倒四。
如果權勢階層已經在巨大的既得利益獲取中成為鐵板一塊，那麼社會斷無改革進步的可能。問題是你問一問：6000年的人類文明史，有過這樣的鐵板一塊嗎？答案是從來沒有。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越是依賴於權力而不是法律保障的時代，金字塔結構下的權力競爭與廝殺也越激烈、越殘酷。身處其中的人，命運的無常感與不安全感甚至遠超普羅大眾——不管是在位者，還是即將上位者，抑或是已經退位者。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先生說：權勢者如何處理自己的安全感問題是未來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此論一語中的。他說，現在是一個新30年的開端，這30年和過去30年很不一樣。未來30年可能是各種力量交織、博弈的轉型的30年。過去30年的改革分為兩個階段，前面階段是真正的改革，後階段則是權力和資本逐漸共同形成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堅固的利益集團，改革停滯。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就是眾所周知的89事件。中國繞不過權貴這堵牆。權貴通過維穩形成一系列弊政。必須從反腐敗進而轉向清理弊政，進而為權力設定不得侵犯人權的底線。未來的改革路線是，反腐敗破權貴清惡政求憲政。
除了「堅固的利益集團致改革停滯論」我不贊成，孫立平先生上述其他觀點我都贊成。1978年至今的改革30多年本質上是試圖迴避憲政法治改革、用經濟增長強化權力合法化，但經濟增長自有其不可抗拒的規律在，不是你想增長就能增長。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用圖表揭示了一個規律：增長為何突然下行？下圖（略）是台灣和大陸比較：8%以上高增長，台1951-1997共47年，大陸1978-2011共32年；台人口增長，始3.5%終0.95%，大陸始1.2%終0.49 %；台城市化，始25%終80%，大陸始20%終53%（真正只有35%）。（大陸）人口增長流動控制（具體而言是限制大城市人口——大煥注）導致了消費萎縮和效率下降，土地財政及高房價使農民青年出村老年回。此因果關係之謎底。
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1998年國企「減員增效」強化壟斷，國進民退、權貴經濟，以及政府公司化主導招商引資導致各種產能嚴重過剩等一系列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經濟政策，加速了經濟的停滯。
與此同時，在過去十多年權貴市場經濟中獲取巨大利益的權貴集團，出於自身不安全感的考慮，必然會由經濟寡頭向政治寡頭轉變，不管退休沒退休，都會想方設法滲透到政治權力中，在政治權力中安插親信，以尋求權力庇護。由此必然阻礙後來權力中樞的道路。甚至有可能出現個人性命攸關的激烈的暗中較量。
這一切都會導致權力中樞對經濟和社會停滯以及自身前途命運的恐懼。由此而逐步發動從反腐敗到制度變革的舉措。曾經，一些貪官天真地認為：只要在位時沒有露出馬腳，離退休後便可萬事大吉。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頻頻查處離退休貪官，僅副省級及以上高官便有倪發科、郭永祥、陳柏槐、陽寶華、徐才厚、周永康、趙少麟等人。
這種直搗黃龍不留後路的做法是迫不得已，也會加劇整個權勢集團的恐慌。於是，大家重新坐下來進行談判和妥協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強。簡言之，建立四個現代化、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等目標型政治文化由於受到現實規律的制約，改弦更張回到程序正義型即憲法型政治的轉變就勢所應當。由反腐而法治，建立權力的底線、劃分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楚河漢界，不改不行。
有人憂心忡忡地問：如您所說，自由的保障應該建立在法治和規則的健全上，可法治和規則由誰來建立呢？由精英階級？
是的。我認為社會的制度歸根結底是由精英階層來建立。兩個原因：一是人人都需要有安全感，精英階層也不例外；二是人也都有超出物慾和安全層次、造福社會的需求。目前經濟學家們已經在研究「流芳百世」的機理了，也就是人為什麼會想要流芳百世。如果從自利的角度看，流芳百世也是一筆極其豐厚的、任何人無法剝奪的、可以代際傳承的無形資產！任何時候，利益有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分，誠如胡釋之所言：「所謂智慧就是懂得判斷長遠大局果斷捨棄眼前小利。」即使客觀上為了自己，建立了約束權力的規則，也會間接有利於大眾。
不要不相信精英階層的改革動力。有效的社會變革幾乎從來都是精英階層自我改革的。包括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是精英階層的改革在自上而下地推動社會：1978年，經濟到崩潰邊緣了，於是改革開放；1980年代，中央文件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於是城市化進程重啟；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開啟、國企改革……哪個是自下而上推動的呢？多數改革，都是在經濟社會衰退的時候，精英階層被迫尋求制度變革以釋放自由空間。與之相反的，1994年分稅制和1998年國企改革以後，國進民退、財政收入大增，政府進入半個多世紀甚至一二百年來最好的財政收入時代，改革的動力就全然消失，甚至進入2008年以來法治倒退的「穩定（腚）壓倒一切」的時代。所見，在宏觀政治領域，經濟發展了政治也會隨著進步發展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並不可行，大部分時候甚至是反著來，其實家庭和家族乃至個人也差不多，往往是越有錢的時候越獨斷專橫。相反，政府沒錢了，才會求著社會：我放權，你給我發展給我交稅吧。
又問：我們有生之年能看到這種變革以及法治變革帶來的自由麼？我想這是肯定的。這一點我相當樂觀。「90後」更加會看到中國進入正常國家的行列，然後社會慢慢地變得和諧，智慧重啟，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不斷得到修復。我們50、60後這一兩代人，都應該看得見這一切，而且要努力用智慧來推動這一切。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城市化使人們告別農業思維，互聯網開了國人之天眼。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個天眼既開的時代，互聯網使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眼睛，有了自己的眼睛就會有自己的頭腦，有了自己的頭腦之後，未來會怎樣？各種思潮和力量風雲激盪，任憑想像。
(據東網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