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步亮：暴政正在把勸諭者逼上梁山

在這個持異見者、說真話者和維權抗爭者紛紛被關、被抓、被禁言、被封殺的多事之秋，又一個尚未公開的信息通過私人渠道傳來：一位朋友因為寫文章和學術活動得罪當局，遭到嚴重打壓。或許他不得不放棄已有的事業基礎，攜妻將子，遠走他鄉。這是這些年來為這個政權所不容的千千萬萬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中的又一個，這是這個體制罄竹難書的罪惡中的又一筆，我憤怒，卻沒有悲傷。

批評體制，說真話，講良知，維護公義，每一個社會，都需要有這樣一批人，他們注定了不能與虛偽、謊言、獨斷、專制、愚蠢和暴力為伍。挫折、顛沛流離、享受不到安逸的生活甚至流亡，今天幾乎已成為他們的宿命。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被囚禁，被監控，或者被迫離開。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回來，也許永遠不。留在體制內的，也只剩下坐臥不寧。他們無法與這個社會苟且，更不能放棄自己的堅持。這是他們的本性所決定。這是一群人與另一群人的對決。

紀錄片獨立製片人、民間公益行動者和作家寇延丁最近被抓後，她的朋友翟明磊寫了一篇文章。翟明磊說，寇延丁把他所喜歡的一個寓言故事寫進了她的文章中：

「有隻蝎子想過河，就請青蛙馱它游過去，並承諾自己一定不會刺它，於是青蛙就帶上它上路了，但游到河中間，蝎子還是刺了青蛙一下，青蛙在沉沒之前哭著問：你為什麼要刺我，不知道這樣一來我們兩個都要死嗎？蝎子也流下了眼淚：我也知道這不應該，但還是忍不住會刺，因為這就是我的本性啊。」

翟明磊說，寇延丁在那篇文章中寫道：「在這個世界上，總會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對自由的渴望超過了對安全的期待，會在迷惘、探索、徬徨之後走上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路。」翟明磊認為，寇延丁在文章中對他的預言，其實也是對她自己的。

這個描述和判斷，又何嘗不是寫給所有為這個社會的前途和未來而不停奔忙的勸諭者和抗爭者們的？他們明知道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所從事的工作，不被這個政權所喜歡和容忍，但他們依然義無返顧，從不退縮。他們明知道他們所做的一切，會毀掉自己人生幾十年的艱辛努力，將帶來個人安全和家庭安全被損害的嚴重後果，但他們不能遏制自己的良心和天性，堅定地選擇了自由表達、勇敢行動和真實生存，「這就是我的本性」。

沒有誰生下來就願意與政府作對，沒有誰不想過清靜安寧的自在生活，沒有誰想天天生活在恐懼與不自由中。他們只是遵從自己的良心，溫和地向當政者作出勸諭，希圖他們做出改變；他們只是希望這個社會變得更美好，絕不曾想掀掉當局，全部推倒重來。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的良心知識分子，都是抱著這樣最為樸素的信念。因為這是每一個善良的人和嚮往美好生活的人的本性。

一個開明的政府，總是能與勸諭者或抗爭者和諧相處。一個愚蠢的政府，卻不斷地為自己製造敵人。我這位朋友和寇延丁、郭玉閃們，遇到的就是一個愚蠢的政府。對於溫和的建言、善意的批評、真誠的揭露，它不是認真地聽取、虛心地接受、耐心地改進，而是把一切不同聲音都當作「尋釁滋事」和「企圖顛覆」，必欲除之而後快。它一步步地把這個社會的良心都逼上了梁山，走上了與這個政權對立的絕路。衝突的暴發，或者說革命，於是將不可避免。而暴政的滅亡，也將成為必然。

這位學者朋友引述了一段作家冉雲飛幾年前寫的一段文字，放在他的日誌裏，或許正是他當下內心的想法和心境的寫照：

「我並不想天天寫博客批評社會和政府，如果這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的話，我沒有這樣一份『豪情』和『雅興』。但生在多災多難的中國，如果不發聲，別說有擔當有良知這樣的高要求，就是連做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大約也是不合格的。我多次說過，我批評社會和政府，並無一攬子想法，只是就事論事來批評。也不知批評後對這個社會有多少作用，但我相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理念。一個人若是自己改變，這個世界就可以因你而改變一點點。我做事首先是為了自己稍微心安，在一個不安的社會裏，要做到稍有心安，你必須對社會發聲，做一些正常人應當做的事。然後再說你這些觀點及行動，能給社會帶來稍許幫助，並進一步影響更多的人去這樣努力，則我『日拱一卒』的意望便滿足了。」

我相信，冉雲飛所言，也是當下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及行動者、抗爭者、勸諭者們真實的想法。他們的初衷是多麼善良，而當局的出手卻是如此粗暴。當只是為了「心安」、想「做一些正常人應當做的事」的人，當最溫和善良的建言者也被逼上梁山，或者被逼走他鄉，這個政權還有何希望、還有何合法性可言？

我看到，風暴正在來臨。

（據東網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