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tesy of Zhang Jieping
香港街头的“流动民主课室”。
跟着陈允中挤出金钟地铁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他的目标，是要在这里找出一块空地，现场搭台，迎接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到来的老师——66岁的两位资深大律师吴霭仪、李志喜，开始“流动民主课室”。
眼前的马路人山人海，几乎连挤进去都不太可能。密密麻麻的黑色人潮里有一些红色、蓝色帐篷，那是不同团体连日来稳定的据点。他们各有自己的话筒、音响，只要一个人爬上梯子，站高半米，开始喊话，就可以与周围人群互动，形成一个小型中心。站在天桥上俯瞰，望不到边际的人群分成很多这样不同的小型圈子，彼此融合又互不干扰，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群众运动的典型场景。当然，它也同时意味着——谁也没有能力真正控制全场。
陈允中也要去开辟一块这样的圈子。他背着一支看起来久经风霜的大声公（喇叭），穿着短裤、洞洞鞋，信心满满地挤进人潮。
他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在9月22日开始的大学生罢课期间发起了“罢课不罢学”的公民讲堂，有108位大学教授响应，在学生集会的地点，每天12小时不间断讲学。后来，随着学生罢课升级為全民占领，陈允中又把后续讲堂搬到被人们坐满的马路上，并叫它“流动民主课室”。
相比教书先生的头衔，陈允中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资深社运人士”。马来西亚人，在台湾念书、美国留学，香港工作，每到一地就用当地的语言、全情投入当地的社会运动，他的好朋友、大陆作家许知远称他是“国际在地主义者”，他则大咧咧笑着说，我喜欢任何一个我可以参与改变的城市。
我很惊讶他很快就在一条斜岔路上找到了空地。那是一个工地旁边，工地上有一幅红色大字：“暴力镇压可耻”，应该是9月28日催泪弹之后掛起来的，太阳晒了三天，字已经有点褪色，但是硬布料的横幅质量仍然很好。看到陈允中正四处找地方挂招牌——用24张A4纸拼粘起来的软趴趴的“流动民主课室”，我建议他，不如先贴在这张硬布横幅上，把“暴力镇压可耻”的字暂时盖住——反正周围遍地的口号贴纸，都有差不多的意思，也不缺这一条——等课堂结束后再恢復。陈允中想了想，摇头说不要。“还是不要盖住人家的话……不要有censorship”，他笑嘻嘻地说，“这也是广场的公共伦理。”
我默然了。看着他在工地另一边的栏杆上，勉勉强强地粘上了自己那幅纸糊的招牌。风吹过来，纸面飞扬，志愿者又认真地加多了两条胶带。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讲者吴霭仪和李志喜穿着白T恤走来，两人一样的灰白短髮，一样的蹦蹦跳跳，像极一对姐妹。大律师走上街头，演讲起来严谨生动，“基本法框架与政改”这样硬核的议题，也讲到有理有据、入口即化。路上经过的人们纷纷停下脚步，围坐在旁，越聚越多，流动课室就此成形了。
大声公几次出状况，一会儿没有电完全哑掉，一会儿音高颤抖不受控制，每当陈允中和志愿者手忙脚乱维修充电的时候，两位讲者就会暂停原题，由吴霭仪开讲当年反23条立法的故事。人们也很自然地坐近前，听见她平稳柔和的嗓音。
生於世家，文学与哲学修养俱佳的吴霭仪年轻时见证中英谈判，思考香港前途与命运，更為此去读了法律专业，做了律师，希望能在大时代中尽自己一份力量。而30多年后的今天她站在街上，对身边坐着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的年轻人忧心忡忡地说：“当年我们担心的每一条都变成了现实。”
现场有一个女孩举手提问，她额头上贴着退热贴，汗水把头发湮成一缕一缕，大眼睛里全是忧虑：“我想问，究竟香港的未来会不会沉沦？50年不变，我们现在还剩下33年，我们还能在这33年里争取到普选吗？如果没有真普选，如果很快变一国一制，我们会怎样？我们能做点什么？”
吴霭仪面向着她，回答说：“前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在退休之后说过，北京讲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之后怎么变？2027年前后就要决定了。那时就是30-50岁的一群人的决定。这些人今天在哪里啊？”吴霭仪沉默了一下，现场立刻明白了，年轻的声音齐声回答：“就在这里！”吴霭仪点点头，继续说：“33年之后，香港会怎么变，决定于今天这个民主大广场里的你们。全世界都在看着香港，年轻人千万不要悲观，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香港不会沉。你们要为我们追回17年，要装备好自己，为接下来的33年负责任啊。”
提问的女孩一边听，一边抽泣起来，拿过话筒，哭着回答：“我-答-应！”
后来，这个女孩告诉我自己16岁，中学四年级，已经在马路上呆了3天。“我是警察放了催泪弹才来……看到新闻，立刻就冲出来了。”“看到催泪弹才出来？你不害怕吗？”我忍不住问。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举起手摆成了一个交叉的No字：“梁振英和他的政府如果真的要对香港这样，要把香港带进后六四时代，我一定要和同学们站在一起，一起抗争。我不怕。我偏不怕。”
她们年轻得让人心慌。但面对面讲述自己的想法时，那种清晰自然，斩钉截铁的自信，更让人印象深刻。告别时她留了Email给我，是QQ邮箱。看我愣了一下，她也笑了：“我知道不安全，但是有什么所谓，我们又没做错。”
很多人举手提问，或者表达看法。半个多小时的演讲，问答环节持续了足有一个半小时。中间有一个大陆男士举手，拿起话筒便用普通话说：“香港这么小，大陆这么大，比你们大一万倍，你们对抗大陆，有前途吗？送你们四个字：痴人说梦！”现场气氛一时僵住了。接着，嘘声四起。这个男人在嘘声中快步离开。彷彿是一个小插曲，很快落幕，大家又恢复了其它的讨论。
过了大约两轮问答，这时，一个年轻男孩举手发言，他声音很小，但是很清楚：“我希望大家不要嘘大陆人。他们和我们观点不同，但他们在香港也有言论自由。”现场又沉默了，随后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天色渐暗，我拉住这个转身要走的男孩，“你可能不喜欢大家的做法，可是为什么你觉得一定要公开讲出来？”“因为我好担心一件事，我们占领这里，是希望守护香港，希望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得到普选。但如果我们都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岂不是变成我们专制？”男孩告诉我，他17岁，中学五年级。
整整两个半小时过去，课堂结束，一堆人围住了吴霭仪和李志喜继续讨论。我慢慢走开，看着在马路上荡漾开来的满满的黑衣年轻人，他们上课、谈天、唱歌、分发物资，维持秩序，张贴传单，给经过的人扇扇子、喷蚊怕水、送上祝福的话，他们收集垃圾，甚至给垃圾分类，连水果皮都拿去回收……看着眼前这乌托邦一样的场景，想着那个中四女生和中五男生，想着吴霭仪的话：“33年之后，香港会怎么变，决定於今天这个民主大广场里的你们。”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她。我又想起陈允中对於“改变”的看法：最重要的改变，不是即时扭转局面、改变政府决策，而是人的变化。“每一个人在运动中的成长比运动本身的结果重要得多”，他说，这也是他热衷於做公民课堂的原因之一，“学生需要深入去想问题，而老师需要走出书斋，我相信这段街头的经历无论对老师还是学生，都会是难以磨灭的印记。这就够了。”
在阴影席卷而来之前，今天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庆祝这纯真的乌托邦。
张洁平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据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