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松澗:香港人的最後奮抗──無權者的權力

1. 香港人身分的演化

在任何爭取自由的過程中,鬥爭不單存在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往往也存在於被壓迫者相互之間。更有被壓迫者站在壓迫者那邊,反過來要求己方無條件服從當權者,認為埋怨現狀的人一定有問題,或就算抗爭也是徒勞無功,總之裂縫多多。香港人爭取自由的情形也是如此,這正源自香港歷史上是一個殖民地和移民社會。

在整個香港近代史中,打從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到今天變相被中共殖民地式管治,香港一直都只是一個殖民地,而非民主社會。就像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從沒有民主的傳統,沒能從一開始建構一套民主文化用以爭取自由。文化的形成和改變非一朝一夕,是需要時間的,問題是香港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時間?(稍後會再談這一點)

在民主文化的轉變過程中,人民從被統治者(即香港人一直以來的身分)變成自治的公民。 這意味自我形像的改變,卻不代表即時就能向統治者要求公民權利,因為統治者一定不會雙手奉上。被統治者首先要把自己視作公民,名正言順爭取作為公民的一切權利,要求擁有應份屬於自己的社會,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這正是目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情況。(不過還是那個問題,香港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甘地所講的「自治」(swaraj)是一個政治上的概念,意思即印度人要擺脫英國殖民地管治,達到政治上自治,就必須在知識上、心理上、精神上作出徹底改變,使之能好好管理自己個人及社會。他們要從被統治者變成公民,就必須為自己的生命和社會負責,拒絕讓別人在遠處發施號令。這也正是香港目前的處境。

究竟我們有否足夠時間? 在這個公民身分和民主文化的轉變過程發生的同時,中共正策動另一強大的轉變,就是把香港融入極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在這個看似不可阻擋的過程當中,整個香港正面臨被吞噬。

民主化或同化,哪一方會贏?時間對哪一方有利?生活在香港的人都知道,我們時日已無多了。

香港在整個現代歷史裏,不單一直被殖民地式管治,也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幾乎每一個香港人(或其父母、祖父母)都是上世紀從外面來的,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創造現代香港社會的,就是這群為了要逃避貧窮、戰亂、恐懼、人為飢荒、暴政、迫害和侵權而來尋求庇護的人。雖然這些移民(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建構了我們今天所見的香港,但從不覺得自己是香港的主人翁,他們只知道辛勤工作以改善生活,和給子女更好的機會,這是典性的移民夢。

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辛勞一生建設社會,換來的是退休之後生活沒有保障,只因香港沒有公立退休金或社會保障制度(強積金能算社會保障嗎?)。香港每三個老人當中就有一個活在貧窮,這就是對他們建設社會的回報。香港街頭經常看到老人彎腰推著載滿紙皮的手推車拿去回收,他們就這樣地勞役一生。

他們的子女就不同了。我們生於香港,對香港有歸屬感,這裏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的社會。不似我們的上一輩,我們自覺是社會的主人翁,可是我們也知道這塊地、我們的家,其實並不真正屬於我們,而是屬於在遠方的某些人。他們在香港有一班奴才代為管治,和以前的港督沒有兩樣。這種情況令我們感到正義受到侵犯,當我們每天目睹社會越變越差,卻沒資格出聲,無力感悠然而生。

在香港歷史上,從來無人──不論英國或中共──問過香港人想要什麼,香港就像一盒英國送給中國的禮物,盒子裏的香港人在驚惶大叫,令人想起電影《霍頓奇遇記》(Horton Hears a Who)裏邪惡的袋鼠在呼喊:「煮熟那塵粒! 煮熟那塵粒!」時的情況。「移交」一詞實在形容得太貼切了,一個盛載著七百萬人的精緻盒子就這樣被「移交」給中國了。 如今,英國目睹中共對香港的擺佈卻默不作聲,在與中國簽訂貿易協議的同時對香港普選問題含糊其詞。我們無法忘記當年英國恢復與中共談判香港的移交問題,其實只在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短短七個星期。當時香港人面對被「移交」中國無不膽戰心驚,有錢或有關係的人都爭相為自己和家人拿取外國護照,但英國依然表現得很樂觀,認為不會有任何問題。到今天,中共以為可以無了期漠視香港人對全面普選的渴求,只要等到2047年便可以脫下一國兩制的假面具,露出鐵腕統治的真面目了。當然,到時香港已被內地完全同化,變得與任何一個內地城市無異了。這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盤,也解析了為何香港人的反抗激怒了中共,因為我們壞了它的好事。

只有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我們才能弄清楚整件事情。香港人的民主抗爭,只不過是要求當權者聆停他們的訴求。他們的訴求堅定而理性,「用愛與和平」,並且已再三讓步。所以當聽到政府和親中傳媒團體用「激進」來形容那些要脅用非暴力直接行動的民主組織時,實在令人氣結,因為他們只求中共信守真普選的承諾和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而已。以香港的情況來說,真正的「激進」應該是指拒絕承認基本法的合法性,因為香港人從沒認可基本法(也根本沒有機會否決)。可是所有民主組織都接受基本法,不管過程和內容多麼不公義。考慮到這重大讓步,所有香港的民主組織其實都是「溫和」,甚至可能過份溫和。香港人實在太有耐性了,竟能接受在一個被操控、對我們不利的制度裏,遵守它的遊戲規則。如今我們高聲說:夠了! 我們受夠了!

但高呼「我們受夠了!」是否有用?我很懷疑。中共只講「真正權力」,那香港人有沒有「真正權力」?我恐怕沒多少。我們唯一擁有的可能只有「無權者的權力」。

2. 香港能跟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相比嗎?

在分析為何非暴力直接行動(較常稱為公民抗命,但這名稱不太理想)可能是香港唯一希望前,我們先把香港爭取真普選的非暴力直接行動和著名的歷史先例比較一下:

甘地和他所帶領的印度人知道勝利只是時間問題,他們比英國人能等待,始終印度在人數和資源上遠勝英國管治者,如果印度人拒絕合作,英國將無法維持管治。印度在人數上佔絕大優勢,但香港明顯沒有這方面的優勢 – 香港僅七百萬人,大陸有十億人(或更正確來說,大陸有八千六百萬共產黨員)。今天,香港人已感到幾乎被大陸遊客淹沒,每年約五萬四千人從大陸移民香港,令人懷疑中共打算將香港人口大陸化,就像西藏和新疆一樣。這和二十世紀中葉大陸人移民香港的過程大不相同。

馬丁路德金所帶領的美國民權運動屢次在聯邦法院獲勝,在一個相對民主、黑人只佔10%的州分裡贏得不少市民的同情和好感。其後一個南方德州人林登約翰遜 (譯按: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更「大徹大悟」,把種族歧視的大山移走。可是,香港的司法機關不會在民主抗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它的最高權力機關,即人大常委會,正正就是阻攔真普選的巨獸,我們最多只能指望香港司法保持目前僅餘的獨立性。由於香港沒有美國的民主,政權不能反映民意,作為執政黨,中共密謀挑起香港人內鬥,分化我們,這是一貫殖民地統治的技倆。再加上,要香港行政長官像林登約翰遜一樣「大徹大悟」,簡直遙不可及。

印度和美國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就算今天來看算是成功,大家也必須記得,它們是經過數以十年的努力才取得成功,而且在運動開始的多年裏都沒有顯著成果,而且還要借助天時地利才得以成事(印度的例子,二次大戰對英國國力的損耗;美國的例子,林登約翰遜的出現)。

當然不能不提發生在中國的八九民運,經過二十五年,悲慘的結局依然令人無法面對,六四在香港人心裏留下長長的陰影和恐懼。在一個中共治下地方搞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我們心底裏總不能完全抹殺中共出動解放軍坦克車的可能性。

中國八九民運失敗正值蘇聯的共產主義帝國瓦解,但其實中國八九民運失敗可說是常態,反而蘇聯瓦解則是例外。成功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其實頗為罕見,偶有發生可帶來巨大希望,但大部分情況都以失敗告終,就好像大多數政治運動一樣。(讓大家泄氣真不好意思!)

那香港會怎麼樣呢?香港人能靠甚麼?印度有人數上的優勢,美國民權運動有法庭和普遍民眾的支持,香港人能依靠誰?

依靠香港的商界?真是笑話!如果你曾幻想商界可能其實暗中支持民主,那麼反佔中運動可以教你心息了。本地商會、外國商會、國際會計師行、本地企業、中資企業等等都排著隊向中共靠攏,他們知道(或自以為知道)哪一邊有油水可撈。

香港的傳媒呢?香港雖有很多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但他們沒有權力。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香港的傳媒領導層不是敵視民主就是冷漠(或以「客觀」為藉口)。有擺明車馬親共的報紙(其實讀者很少),也有傳媒害怕支持民主就等於商業自殺 (因為那些親獨裁者的企業會抽起廣告,就算如匯豐和渣打等大型跨國銀行也是這樣對付唯一一份支持民主的主流報章蘋果日報)。

外國政府?美國和英國最多只會說些像「最好讓香港市民有真正選擇」的門面說話,歐盟就更「溫和」,只會一臉認真地說會「注視形勢」。

國際傳媒呢?他們過去幾個月的表現實在令人驚喜,由以往覺得香港除了商業財經之外就沒什麼值得關注,變到今天準確精闢的報導。但這對我們有多大幫助?首先,國際傳媒的關注是短暫和易變的。其次,我想起最近和一位在某大國際報刊工作的記者交談, 我感謝他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關於佔中,並將香港的情況傳開去。那記者笑說自己國家根本無人關心香港,一般人甚至不知道香港在發生甚麼事情。事實上,國際傳媒對外國政府的影響十分有限,尤其是對外國政府而言,香港的重要性在「對華政策」之下根本微不足道。

是以香港的民主運動根本談不上有甚麼真正的援手,在這情況下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能成功實屬罕有。反佔中運動本來只是一堆廢話,但它重要之處是令香港社會裏最強大的力量都正式宣布投向當權者。

我們只有靠自己了,只有靠無權者的權力。曼德拉說過:「事情完成之前看起來總像不可能」,但他忘記了加多一句:「當然,大多數事情都沒有完成」(亦即還是不可能)。

是了,差點忘記,真理、正義、國際法律都站在我們這邊,只可惜這些在香港統統都沒什麼力量。

3. 香港人面對甚麼樣的對手?

中共是全世界最龐大、最富有、和最強大的政治組織,而剛巧也是一個獨裁者。

中共對香港的終極目標是徹底同化,雖然根據一國兩制協議,在2047年之前這不應發生,但其實自97回歸後已逐漸在進行。中共欲全面控制和管治香港,就像對其它內地城市一樣,政治上這意味中共打算在香港實施一套類似內地的選舉制度。沒錯,內地也有「選舉」,但和其他地方的選舉有一點分別,就是結果可以預知,而且一定是對當權者有利,這就是中共想在香港看到的。唯一小變化是中共會容許香港選民在兩個傀儡中選一個,但這只不過是塗脂抹粉而已。

中共自以為已經足夠地安撫、分化和收買香港人,但仍然面對那麼多反對聲音,似乎有點吃驚,不過它還有其他方法。香港的政治亂七八糟,真正管治香港的其實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組織。中共在香港雖沒有正式分支,卻無處不在,不但明顯控制政府,更與香港富商和商會聯手,並擁有精細的前線組織網路。可惜一直沒有報章深入調查這個渾濁世界的運作方式,那肯定會是非常有趣的報導,不過香港的主流媒體太妥協,亦太害怕,國際媒體則不太注意,也不太注重。

可說是中共一手創辦的民建聯,以區議會及立法會議席、經費、辦公室數目來算,已成為香港最大政黨。可以假設,中共也是民建聯背後直接或間接最大金主,不過目前香港並沒有政黨法監管政黨資金來源,政黨只以公司名義注冊,法律上無需披露戶口、資金和捐贈者。中共也積極參與創立親商界的自由黨和葉劉淑儀的新民黨。中共也有自己的協會和地區組織,與一些所謂愛國組織的關係相當密切,主要是同鄉會(譬如被揭發以每位四百元雇人參加817反佔中遊行的福建龍岩同鄉會)。

近八十萬人參與820-829 佔中公投,五十一萬人七一上街,令中共龍顏大怒,更加不顧廉恥地動員統一戰線,憑空製造「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北韓式普選?),搞了一個簽名運動 。香港所有親共分子,從政府高官、商界領袖、政黨、愛國組織、協會以至地區組織,一致宣告效忠。要讓這班一向秘密行事的組織走出台前,中共有多焦急可想而知,不過這最起碼展示了中共滲透香港社會程度有多深多廣。 這還不夠,中共還在背後策動對民主組織和傳媒的網絡攻擊,有系統地抹黑一班民主領袖。此等行徑讓我們知道必須要抵抗中共對香港進一步的控制和滲透,站出來爭取真普選。這是中共在基本法許下的承諾,有著清晰的法律責任,但中共好像已立心不守承諾,要香港人完完全全屈服。

中共知道20-30%香港人堅決要求真普選,積極參與民主運動,不會放棄; 另外20-30%人則已是囊中之物。中共希望其餘在中間的人屈服和放棄真普選的訴求,令他們覺得或許假民主也不錯,而且亦不值得為此跟中共作對。

到底這一輪反民主的文攻武嚇能否成功仍是未知之素,但有可能會出現反效果,因為這班人已露出了猙獰、粗暴和愚蠢的面目,中間的人看在眼裏可能會問自己,真的想給這些人管治香港嗎?

經過這輪猛烈的連珠炮發,中共定必以為勝券在握。它可能是對的,但也可能是錯。中共看似成功,其實自招苦果:它捏造社會現實,憑空製造了一場「運動」,到頭來反而分不出真假,也不太清楚在對付甚麼。所以當它看到那麼多香港人被白皮書激得站出來反對,就嚇得好像在一面自己虛構出來的鏡子裏看到無數自己的倒影。

此外,任何所謂勝利其實都是得不償失的,因為要成功必先破壞。假若中共成功,香港將變成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差得多的地方。當然中共也可能不在乎,對它來說,最重要的是控制,其他都是次要。

但依靠強迫和欺騙來維持權力壟斷是一項持續的工作。那些無政治意識、吃過民建聯免費海鮮餐就去投票簽名的老人家遲早會過世; 年青人早已有離心,你可以待他們中年時去拉攏,但這一刻卻無法收買他們。低社會流動性、低工資、高樓價令他們無能力結婚生子,無能力改善身邊一切,整體生活質素每況越下,凡此種種都無法令他們對中共有好感。

4. 既然非暴力直接運動極可能徒勞無功,卻為何別無他選?

與其說非暴力直接行動是必須的,不如說它是唯一的希望。我們試盡一切方法皆徒然,但香港人實在太忍耐,太聽話,太逆來順受了,遇到不幸的事情只會怪自己。深藏在我們骨子裏的殖民地專制獨裁思想,讓我們習慣向權力低頭,處處為他們設想,覺得自己低位卑微,不值得尊重,一切失敗都是個人問題。正正因為這些美德(其實也是缺憾),我們容忍了中共十七年來一直拖延對香港的承諾,蔑視對香港應有的法律責任。從法律角度,香港政府由於不是按基本法以普選產生,它的合法性存疑,它也沒按照自己有份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給予香港一人一票普選的基本政治權利,漠視了公義。

我們容忍中共玩弄制度,壓在我們頭上,更利用人大加諸基本法的各項附件「搬龍門」(如果你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不要緊,你只需知道中共刻意把事情弄得非常複雜,以阻撓政改進程),而我們依然嘗試在這框架裏努力,但完全無用。你可能以為中共至少會拋塊骨頭,讓小狗誤以為乖乖守規則就會有得著,但這樣做有違獨裁者一貫作風。小狗根本連幻想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就算乖乖守規則也一無所獲。

那麼我們對這場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如何盤算?思路如下:如果中共硬推內地式「選舉」,就會立下難以推翻的先例,奠下香港政治制度正式內地化的重要基石。能夠在香港人眼底做到這件事,更加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勢將整個民主運動打沉。

只要泛民團結一致,中共就不能得逞(不過觀乎民主黨上次擅自離隊與中共妥協,令我們更深陷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泥沼裏,這是一個大問號)。中共現在想哄騙泛民接受其「袋住先」方案,先來一點「改進」,以後可以再「改進」。但各位,這其實並非甚麼改進,這是你們的墳墓。

對於泛民來說,寧可原地踏步也不要假普選(不過越來越多人覺得如果我們不要今次的爛方案,下次可能甚麼都沒有)。原地踏步也是中共在推行內地式選舉之外的次選,因為這樣就可以把找不到「共識」的責任推在港人身上,乘機再拖延普選承諾。 中央無法「循序漸進」推行普選,當然錯不在中央,而是香港人自己沒能好好協調。

到底真普選的機會有多大?只有盲目樂觀或不了解中共的人才會相信非暴力直接行動會帶來真普選。既然成功機會如此渺茫,我們為何還要進行非暴力直接行動?(誠然,歷史上大多數非暴力直接行動在短期都難以達到目的,它們只是無政治權力者的最後手段,而非首選方法。)理由如下:

第一,我們要清楚告訴中共,不能粗暴把我們壓倒。

第二,中共只知權力,泛民在建制內根本沒有權力,中共不會放在眼內。一旦泛民突破制度,以佔領中環相脅,就能迫使中共認真看待(不然怎麼解析中共用盡力氣打壓佔中?)

第三,佔中吸引一班本欲置身事外的香港人的注意(很多香港人每天形形役役工作,沒空注意是可以理解的),及讓全世界知道香港的嚴峻情況。他們現在都比以前留意了。

第四,佔中如果成功(我只是說如果),就會迫使中共作出反應。甚麼反應當然沒有人會知道,最壞情況是出動解放軍,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1989年北京出動解放軍屠殺平民同樣令人難以置信。更大可能是中共會被迫作出一些妥協或讓步作為下台階,令它在世人面前沒那麼難看(雖然外國不會對中國怎麼樣),尤其是台灣正盯著中共在香港的一舉一動。

第五,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甚麼,反正我們現在也沒什麼可以輸。有些人會不同意,認為佔中會激怒中共,令它對香港更強硬。但中共會對香港怎樣呢?除了出動坦克車之外,想做的大概都做了。故此,我不認為以非暴力直接行動爭取民主是不負責任或拿香港的前途來玩。當然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未來,尤其是政治,但我們的情況不可能因此變得比現在更壞,更不會變得比中共得逞更壞。

最後,假若民主運動能堅持下去(如果真的可以),中共將難以順利做任何事情 (除非出動坦克),甚至有可能像骨牌般倒下。泛民必須團結一致。

有時我會想,人是否真的知道發生甚麼事?他們是否真的知道這是香港的最後奮抗?我們從沒如此強大,也極其脆弱。跟中共不同,我們太過聽天由命了。時機成熟時,人們真的會出來佔中嗎?雖然民間公投和七一遊行的結果令人鼓舞,但我們真的不知道,只能希望。從網上投票或花幾個小時遊行到投身佔領是一個很大突破:你不用上班嗎?你不怕被捕嗎?我們之所以要依靠年青人,不單因為他們的激情、投入、不輕易妥協,也因為他們不用工作,沒有家庭負擔。

儘管我將當前香港情形描述為民主和公民文化的發展,從被統治者成為公民的心路歷程,但佔中是一場豪賭,一旦壯烈失敗,整個民主運動將有沒頂之虞。

如果你有更好的策略,就請告訴我們吧! 對佔中尖銳批評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提出更好策略。(我指的是全盤策略,而非具體行動戰術。我們犯了不少戰術上錯誤,以致步履有點蹣跚;但在基本策略上,我們的選擇非常有限,我確實想不出有甚麼比非暴力直接行動更好。)

我們最起碼要讓人知道我們是公民,而不是被統治者,我們拒絕被統治。

5. 一旦運動失敗了怎麼辦?這只是一個開始

相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示威活動,香港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肯定是最精心計劃的──花了十八個月依然未有行動! 這可能有點可笑,然而當你想想,過去十多年間全球幾次最大型的民主遊行示威都發生在香港,而竟不為我們的政府所重視,你就會同意,佔領中環是我們過去十多年來試盡一切方法之後的一個合理決定。

每次你問起佔中發起人,他們都會告訴你最不希望就是佔中!有時真想把他們硬拉出來。中共作為世上最強大的政治組織,在香港一向秘密行事,而香港的非暴力直接行動運動最特別之處就是一直不願行動,這真太有趣了,令人想起村上春樹書裏的情節。

如果運動失敗了,我們失敗了,接下來會怎樣?中共得逞,香港將會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香港將加速內地化,更多內地人移居香港,更多內地遊客來港觀光,在中共與香港政府、媒體、商界之間本來已很脆弱的屏障將會徹底消失,在這情況下很難想像香港的司法完全不受影響。香港的人口結構會大幅改變,能走的人都會走,但大部份人不能走,只能困在這裏繼續被剝削。香港的貧富懸殊會越趨嚴重,人才流失,賺到錢的人會留低,但知識分子會開始向外尋求機會,因為香港的機會越來越少,整個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利,有想法、願意貢獻社會的人會吃力不討好,只有謀求離開這得地方。像我剛才所說,大部份人沒有選擇下只能困在這裏,能走的雖只是少數,但以對社會的貢獻而言,他們的離開會造成很大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認識無權者的權力。這是大家都有份的社會,這是香港最後的奮抗,我們已到了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作出困難抉擇的關頭了。就算長遠來說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但兩者短線上往往有所分歧。你可能會問自己,為何要去管?有用嗎?反正機會如此渺茫,情況如此惡劣,我不如做點別的事輕鬆一下算了。既然那麼多香港人都不理解,我為何還要趕這趟渾水?為何浪費時間?

我不能用一個簡單答案去說服自己或說服別人,我只能這樣解析: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香港,為民主而抗爭,也等於為自己的靈魂而抗爭。在一定意義上,抗爭本身就是目的,不管結果是否在控制之內。我們雖然在這片小地上進行抗爭,但實際上這是更大抗爭──全球抗爭──的一部分。香港和世界會否在這個世紀裏變得像中共治下的內地,抑或中共治下的內地變得尊重人權和民主呢?我們是否進入獨裁主義全球當道的新紀元,抑或世界會變得更民主呢?我不知道,不確定的事太多了,控制範圍之外的東西太多了。

1978年哈維爾寫了《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他相信當時的捷克在共產黨牢牢控制下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行動,所謂「無權者的權力」是指我們就算在極度壓迫的環境下,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每一個生活細節,我們要生活得好像活在一個自由社會裏一樣,希望透過這些行為逐漸改造自己和改造社會。這是一個自我解放的過程,當我們的行動累積起來時,社會就會真的變得更自由了。

1979年的捷克和2014年的香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環境。哈維爾的策略主要是靜待壓迫的結束,他相信共產獨裁政權不能無止境地扭曲社會,在靜待的同時要做好心理準備,時機成熟就採取政治行動。在香港,時機已經成熟了,我們再等待下去將一無所有,採取行動則還有希望。空隙越來越窄,機會越來越小,讓我們開始行動吧,現在就開始吧!

我不知道我們這次是否會贏,或要等到下次、再下次、或下下次,但我們香港人、中國人、人類始終都會贏的。

——转自香港独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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