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鲁甸地震灾后第六天，在“壹基金”流动餐车吃上热乎饭的孩子
云南鲁甸地震灾区。这台流动餐车由越野e族陕西大队汉中分队提供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百万志愿者被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历史标志。从2008到2014年，历经玉树、舟曲、雅安等多个大灾难,民间救援力量到鲁甸地震时，“少了盲目，多了理性；少了单打独斗，多了协作互助”，其成长壮大又会是一个新的节点
8月9日，鲁甸地震逝者“头七”。傍晚时下起了雨。在县城的广场上，人们在星星点点的烛光中缅怀逝者，祝福生者。
而此刻，在地震后的残山破水之间，上千名民间救灾志愿者还在冒雨奔走：“越野e族”云南大队队长老纳，正在龙井村发放帐篷；“蓝豹”救援队队长简格民，正深入盲点，查看一个三镇交汇处的小村；“壹基金”公众参与中心姚遥，则被大雨困在龙头山的山头上，与伙伴们搭起帐篷，准备在危机四伏的山上过夜；而“安营扎寨”于县城一角的“民间救灾协作大本营”，仍然一派忙碌。
快速成立的“民间救灾协作平台”
震后第二天，一个聚合40多家民间草根组织的“民间救灾协作平台”就已建立，除了发布倡议书，还进行网上互动、信息共享等
8月6日，鲁甸地震第三天。40岁的老纳驾驶自己的越野车，从位于鲁甸县第二幼儿园的大本营出发，前往受灾严重的火德红镇。
他受托来为“壹基金”勘察一块可以设置流动餐车的地方。餐车已经找好，是“越野e族”汉中分队提供的，运转则由“壹基金”支持。地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热的饭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火德红，他遇到了“阳光公益”的张耀明。老张从广东惠州赶来，带着20多名志愿者，正在灾区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希望能深入到堰塞湖附近被困的李家山村，但此时道路不通，他正在联系。“我们这帮人不怕苦，不怕累，最怕没事干。”他说。在和镇长简单聊过之后，老纳决定放弃在火德红设餐车的想法，因为镇上已有能力供应一部分热餐，而他们，必须把餐车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最终，通过信息核实、现场勘察，餐车被安置在受损严重的龙头山镇光明村。
这只是民间力量在灾区救援的一个普通场景。和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甚至和才过去不久的雅安地震相比，此次在灾区救援的民间力量，少了盲目，多了理性；少了单打独斗，多了协作互助。
8月4日下午，地震发生第二天，已经有近十家基金会、40多支救援队挺进鲁甸。“壹基金”因7月份就派人在鲁甸的乐红乡救泥石流灾，情况熟悉，很快在鲁甸县城设置了指挥部以及仓库。而另外40多家草根的民间组织，很快在6家组织的牵头下，一个“民间救灾协作平台”建立起来。除了发布倡议书，网上互动，信息共享，他们还在县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安营扎寨。
“汶川救灾时，火车上有一个人穿迷彩服，看见别人也穿，一问都是救灾的，就决定大伙儿一起，这样，下火车时就组成一个志愿团队，而鲁甸不是。在鲁甸救灾的人，不是在火车上或飞机上认识的，而是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协同作战，在国内一次次的救灾行动中联结起来的。”邢陌说，进入灾区的志愿者不再盲动，大多拥有自己的组织。
邢陌在志愿者们中的大名是“老陌”。他是当年汶川地震中，著名的“NGO四川联合办公室”发起人之一，也是这次鲁甸民间救灾“民间协作平台”的总协调人。
和政府对话：在碰撞中建立有序沟通
“一刀切”的交通管制，使民间的专业救援队进入灾区的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在震后第四天的政府与民间救灾对话会上，怨气爆发了出来。
8月5日上午，在通往震中龙头山镇的路上，已进行交通管制，为的是“留出生命通道”。但这也导致进入震中的车辆严重堵塞，将“蓝天救援队”、“曙光救援队”等多个专业救援队堵陷其中，队员们心急如焚。
龙头山镇只有一条公路通达，加之夏季雨多，塌方不断，地震后虽经抢修，但道路时断时续。而“一刀切”的交通管制，使救援者进入灾区的效率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在汶川、雅安等地，可以说到达震区的路四通八达，即使没有通行证，民间救援力量照样可以抵达，但在这里不行。”老陌说。这让一些民间救援队心生怨气。“我们的车好不容易进去了，又不敢出来。但救援队的补给物资一般只带两天，这样，补给和轮换休息就没法跟上了。”一位救援队员告诉记者。事实上，在进行交通管制后，鲁甸县开出的通行证一度一天只有50个，而这50个，还包括政府机构的车等。
此时，必须有一个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对话了。因为邢陌在云南公益界的影响，这个会由他去牵线搭桥。8月6日晚上，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杨军主持的这个会，在鲁甸县召开。40多家民间组织，包括7家基金会的秘书长参会。他们代表已在灾区的民间组织和政府对话。当晚大家“控诉”的焦点，就是交通管制问题。
“不是不接受管制，而是不能一刀切，把带着生命探测仪、全新装备的专业队伍堵在外头，放进去的却是没有专业力量的组织！”在会上，一位民间机构的负责人言辞激烈。多家救援队也一吐苦水。主持会议的杨军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并表示会将这些意见反馈给有关部门。“会很成功，大家算是畅所欲言。能和政府沟通，让民间组织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要求，这对民间在鲁甸的救灾非常重要。”邢陌说。他认为，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和政府沟通，在碰撞和交流中形成秩序，这非常重要。
“在雅安救灾时，也召开了一个政府和民间组织对话的会，但那是地震第七天时。在鲁甸，这个会在第四天就召开了，这也是鲁甸救灾中的又一个进步。”邢陌说。
政府与民间机构沟通有进步，但还做得不够
“如果我现在要100个志愿者，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王小虎说。他是鲁甸县火德红镇镇长。他认为当地政府还缺少与民间机构对接的专业部门。“太漂亮了！”地震第三天，邢陌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在鲁甸救灾的6个系统，赞叹他们的专业性和彼此的分享协作。例如：“壹基金”主导的“企业家救灾联合”等两个系统，还有“友成基金”、“爱德基金”等基金会系统，再加上草根的“民间协作大本营”，至少网罗了几千名志愿者。民间组织在鲁甸救灾中的成熟进步，看起来非常明显。但政府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方面表现如何？
“2008年地震时，我到四川救灾，住在帐篷里。十多天下来，腰都受影响，而这次，这么多草根志愿者进入鲁甸后，政府很快就能帮助协调到一块安营扎寨的地方。”邢陌认为，经历过一次次灾难的洗礼，政府在服务社会组织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但也有一位基金会的负责人认为，政府部门在服务社会组织方面还很落后。“很多地方，政府还是缺少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意识和经验。”他说。
事实上，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和政府的沟通很少。如邢陌所说，当时的民间力量参与救灾，往往会避开政府，政府也像防贼一样，躲避着志愿者，其间也发生过多次摩擦。例如NGO四川联合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曾在救灾未结束时被警方调查，理由是他在紧急情况下用私人账户暂时接收了一些捐款。
6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从怀疑、抗拒到接受，并主动对话以及提供服务，尤其是那些灾害频发地方的政府部门，已认识到，致力于社会建设的民间组织，在灾难救助中不可或缺。但也有人观察发现，在引导和服务于社会组织，善用民间力量方面，政府还做得不够。
“如果我现在要100个志愿者，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王小虎说。他是鲁甸县火德红镇镇长，地震以来，一直忙碌于镇上的救灾工作。他觉得救灾工作非常需要那些具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他们能为政府分担很多压力。但是，当地政府在和民间机构对接方面，还是不明确。
这也是“壹基金”鲁甸救灾总指挥沙磊的感觉。沙磊说，“壹基金”和政府部门的沟通比较顺畅。例如“壹基金”此次在灾区服务的1000名志愿者中，有一半是“壹基金”吸纳的，另一半，是在鲁甸县团委登记的。但沙磊觉得，政府还是缺少一个专业的部门，来对接所有来灾区的社会组织。
据悉，云南省仅在团委系统招募的志愿者就有1万多人，其中在鲁甸服务的就有5500人。在对接社会组织方面，昭通有一个“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但是由各民间机构成立的。在灾难频发的云南省，因为文化多元，社会组织数量比较多，也比较成熟，政府管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目前在《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规定》中，涉及社会组织救援的，只有简单的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志愿者共同参与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队伍，加强业务培训，配备必需的交通、通信等应急救助装备。”
在《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中，有“社会动员”一条，规定：团省委、省红十字会加强志愿服务管理；及时开通志愿服务联系电话，统一接收志愿者组织报名，做好志愿者派遣和有关服务工作；根据灾区需求、交通运输等情况，向社会公布志愿服务需求指南，引导志愿者安全有序参与。
专业性：“民间救灾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
以往到达灾区后，大家都是扎堆往震中跑，或者跟着媒体的报道走。这次，除了一些队伍还比较盲目外，很多组织都不再跟着热点走。而是有自己的行动计划。
8月9日，震后第6天，“壹基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火德红镇的安置点发放“温暖包”，另一方面，是给一个孤岛村庄龙井村发放物资。晚上下起了大雨，志愿者们被堵在路上，已做好了在山上过夜的准备。
在灾难救援中，信息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沙磊说，龙井村一直没有成规模的物资进入，而救援者最希望的就是挺进孤岛。对这些需求的信息，他们都会进行交叉核实，包括联系当地的乡镇干部，了解路况，是否有人进入等等。
“经历过这么多年灾难，民间力量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沙磊说。
此次赶来鲁甸的民间救援力量，大多是在汶川地震后发展成长起来的。24岁的黄梅属于“盘县义工”组织，多天来奔走于重灾区的村庄。她告诉记者，盘县义工因为汶川地震而建立，如今已发展成一个系统，大家日常通过QQ群、微信群等连接，平时主要在乡镇开展发放“温暖包”、“防灾教育”、垃圾回收等公益服务，这次救灾，盘县义工派出一支专业救援队，另派遣10位志愿者。她本人到鲁甸后，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壹基金”对接，投入救灾。
沙磊认为，民间力量在历次救灾中的砥砺成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在救援中表现得有序、理性，也显示出了各自的专业性，首先表现在，对灾难的反应非常迅速。“壹基金”救援队当晚半夜就赶到，物资在凌晨6点就到达了。其他各家救援队也都反应迅速，这和平时积累的经验有关。
另外，以往到达灾区后，大家都是扎堆往震中跑，或者跟着媒体的报道走。这次能看得出来，除了一些队伍还比较盲目外，很多组织都不再跟着热点走，而是有自己的行动计划。
民间救援的专业性另一个表现是形式多元化，有关注儿童的，有专门提供物资服务的，也有供应饭食的。大家分工协作，也资源共享。还有，在对信息的处理上，救援者姚遥发现，此次救灾，民间力量更为重视信息的流通，信息发布也更加专业。另外，各家基金会都注重信息播报，几乎都在做“日报”，就是将每天的救灾信息发布出去，这非常有利于信息的沟通。
不再“单打独斗”的志愿者：我寻找的是生命意义
“那次我意识到，民间单打独斗，是没有工作效果的，自身也难以得到保障，也知道了联合的力量。”
8月7日，黄梅劝返了两个在鲁甸县街头遇到的重庆女孩，都十七八岁，一看就没有任何经验，出门也没有给父母说。黄梅说，这样出来的志愿者，没受过任何训练，带两瓶矿泉水就往震中走，比较盲目，安全出了问题怎么办？
她说，如今的志愿者大多都有自己的组织。以盘县义工而言，义工加入后，必须接受培训。出门时，所在的机构都会给大家买保险。
“一般独来独往的人，也救援不了。前两天有6个人进去，出不来，断水断粮，组织11个人来救他们下来。”志愿者石头也说。他认为，对志愿者来说，组织是很重要的。
2008年，邢陌在四川，和公益伙伴们一起，协调了大约200多家民间机构救灾，他认为，那是民间力量的第一次大联合。“那次我意识到，民间单打独斗，是没有工作效果的，自身也难以得到保障，也知道了联合的力量。”他说。
如今，在鲁甸，正是这种联合的力量，将无数的爱心与公民的责任心汇聚。石头是越野e族普通的志愿者之一。他开着自己的越野车，在灾区运送物资。在崎岖的山路上，他突然感慨说：做公益，其实就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人活着是为什么。在他眼里，无数公益人，走的是一个诠释生命意义的历程，“大家彼此连接，这是最不容易打破的一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