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已开始反思死刑制度 

上海——上个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对一名妇女的死刑判决该女子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并将其分尸。最高法决定把这桩引人注目的案子发回省级法院重审,这一标志性的决定是迄今为止中国慎用死刑判决的又一迹象。

据信,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超过了全球其他各地处决的死刑犯的总和。从一开始,43岁的李彦就似乎很可能成为一名死囚。2010年,她用气枪打死了丈夫,之后分尸烹尸。不过,警方的照片和医疗报告证实了李彦称丈夫曾对其实施家暴的说法——包括在她身上摁灭烟头,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用气枪威胁她。最高法正确地判定,这些情节足以支持法院重审此案。

中国正在减少死刑判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学者刘仁文透露,从2007年到2011年,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人数下降了一半。目前,许多暴力犯罪分子被判处的是所谓的死缓,该判决总是会在之后降格为无期徒刑。这种对死刑的限制赢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

一个收集被处决的死刑犯器官,并且据说还会出售的国家,是怎样变得倾向于运用更人道的刑罚,来取代死刑的呢?

和全球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年代都执行过死刑和其他一系列严酷的刑罚,其中有多个朝代出现过发配为奴、墨刑和阉割的刑罚。不过,自汉朝以来(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儒家学者开始强调以人道主义方式构建司法制度。他们主张,刑罚的目的是促使违法者洗心革面,重建社会和谐,而不是为了报复。

有一条重要的准则是“出礼入刑”——即只有当较温和的手段失效时,才会动用刑罚。尽管多个世纪以来,中国肯定发生过残酷的处决,不过帝王们会定期干预,发布大赦令,赦免所有的违法者。有些帝王做得更进一步,8世纪,唐玄宗曾短暂地取消死刑,中国由此成为几个少有的取消死刑的封建国家之一。

到皇权时代末期,中国处决囚犯的做法与欧洲相比尚算温和。清朝(1644年至1911年)的圣旨显示,中国基本上避免了当时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普遍盛行的狂欢式的死刑处决。公开处决是气氛庄重、秩序森严的事件,守卫会驱散乱哄哄的围观者。

1949年毛泽东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以死刑作为政治工具,发动了血腥的惩戒运动,当局大肆搜捕嫌疑人并迅速执行处决。从1950年到1953年,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当局处决了逾71万政治犯。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期间和邓小平之后发起的“严打”运动中,死刑处决在国家的纵容下再度激增。

毛泽东不会驱散人群,反而会鼓励众人围观。他无视华夏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人道传统,在1951年公开宣称死刑往往能“平民愤”。对他亦步亦趋的领导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如今,中国处决囚犯经常会激起民愤,而非平息民愤。2007年到2008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资助的一项调查访问了三个省的近4500人。调查发现,只有58%的人支持死刑——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60%。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调查中的受访者清楚,死刑的执行是不公平的。69%的受访者认为,贫困的犯人比富裕的犯人更可能被处死,这种印象是准确的;而60%的人认为,无辜者可能会被误判。的确如此,中国媒体一直在广泛报道错案——比如河南省的一名男子被判犯有故意杀人罪,但所谓的被害人却在2010年现身。

其他一些调查表明,相比于普通民众,中国的法律和政治精英更支持死刑。然而,这些人群已经注意到了民众的改革呼声。在中国尝试展现自己拥有一个更现代、更公正的法律制度之际,错判引发的强烈抗议,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正当性构成了挑战。

犯罪学家进行的采访显示,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发挥了一定影响。1977年,只有16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如今,已有140个国家——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中国的法律学者和法官们完全清楚自己的国家是异类。

2006年,一群有改革意识的法官开始正式倡导,实施惩罚时要审慎。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带领下,他们推行了“少杀慎杀”的格言。第二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复核所有死刑案件,极大地制约了下级法院做出的死刑判决。结果,许多案件被改判为死缓——实际上意味着囚犯在狱中服刑约25年。

这种转变遭到了强硬派的抵抗,他们警告称这么做会导致犯罪激增。但此后并未出现混乱。一些犯罪学家现在表示,过去那些严酷的运动实际上加剧了暴力犯罪,因为它们致使罪犯不愿放过目击者。

中国警方依然会开展惩戒运动。但在这些行动中被捕,不再必然意味着会被处死。就连在2008年那起著名案件中猛刺加拿大模特戴安娜·奥布赖恩(Diana O’Brien)二十多刀的农民工陈军,也只是被判死缓。该案发生时,距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一个月,当时警方正在打击大小犯罪。过去一年里,我采访了前警方调查人员、陈军的家人和奥布赖恩的母亲。采访表明,在该案中,当局急于表现出克制。对他的审判表现出的重点是赔偿和社会和谐,而非报复性正义。

中国的刑罚实践远称不上开明。即使刘仁文透露的,中国处决人数减半的说法是真的,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的数据依然表明中国一年会处决约3000人,而美国2013年仅处决了39人。

但即便是处决人数初步出现下降,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样能允许李彦那样的人真的有机会享受到正义。中国的法官和政策制定者应该继续关注公众对保持克制的呼声。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可能回归中国仁慈的本源。

马语琴(Mara Hvistendahl)是作家合作机构Deca的创始成员,也是《他们被城市吞没》(And The City Swallowed Them)一书的作者。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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