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瑛：企业家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与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食品安全、偷税漏税、污染环境等问题频频被媒体曝光，反映出当下许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心的缺失。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心，为社会增添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更需要企业肩负怎么样的责任呢？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需要为社会贡献什么，才能保证企业和社会走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时代进步与社会风险并存

中国的企业或企业家阶层，他们做了什么，现在还应该做什么，在社会责任的范畴内，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担当，这一问题恐怕离不开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基本判断和看法。前一阵子有个记者问我，说新中国成立这60多年来哪一段最好，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现在最好。因为，我认为60多年来的此时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觉悟了的人是最多的，而且会看到越是年轻人越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积极投身于改变和变化当中。应该说，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中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觉悟了的人。

此外，我们应该看到这30多年来，随着开放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多元格局已经形成，人们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自由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到决议，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声音。这表明，当今中国社会从多元存在到多元博弈的格局已经形成，成为了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还可以作出的预期与判断是，未来几年，这个决议在准备实施和实施过程中，会遭遇更加多元的诠释和博弈。这种多元，我认为是当今社会的进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我必须要说的是，与时代进步同时存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真正去正视这个风险，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大到足以改变我的生活和基本态度。这就是从之前的“重庆模式”看到的危险。

这种危险，在一个自我审查的机制里是会被充分放大的，人们就会进入到一种麻木、越来越麻木的状态，是非曲直、价值判断、社会良知、人格尊严逐步丧失。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状态时，善良的人就会主动配合向他施虐的恶人，而不那么善良的人，恶就会被这种状态充分调动起来，成为施虐的人、成为极为残忍地伤害同类的人。

今年6月份到现在，我之所以坚持要将这些话反反复复地说，就是想提示这种危险的存在。尽管现在我们有了很多、很多觉悟了的人，有了一个多元博弈的格局，但这个危险是存在的。

为什么？就是由于我们30年来，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条件使很多东西都浮动起来了，使很多空间存在了，有些是我们的政策给出来的，实际上更多是我们这些参与在转型、参与到变化当中的人们自己开创出来的、自己顶出来、是自己拳打脚踢争出来的，这些空间确实给这个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可是请大家注意，它没有被打桩，基础并不牢。

企业家阶层与社会进步向度一致

在30多年来发生的大变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出现了企业家这样的一个阶层。现在在工商注册的工商业主已经突破了1000万。这个阶层即使退回到60多年前，在民国最好的那十年里，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那么大的比重。他们对G D P的贡献、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省份，远远大过国有企业。然而这么大比重的民营经济、市场经济成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的实际地位却非常可怜的。此外，现在社会上对这些在30多年里发财致富的人、做企业的人，负面评价其实是大过正面评价的。如果说一个阶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财富，也为这个社会创造了财富，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支持和动力，为什么评价还会是负面的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中有太多的人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并没有选择去做一个企业家。

在注册的工商业主里，有相当一批人不是企业家。我们不要看他们有公司，有收钱的袋子，有纳税的口子，可是他们并不是企业家。这30多年来，靠做生意得到第一桶金，第N桶金的人，或者持续在某一个领域里和某些人勾结起来敛财的人，甚至给某些人干脏活、洗钱，使自己成为了有钱的人、成为总经理或董事长，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因此，工商业主不等于企业家。那么谁是企业家？我想企业家应该是符合这样一些条件的，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旨在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旨在持续地得到客户的认可、满意，形成和客户之间的黏性，让客户不光是今天信任他，明天信任他，未来也能够信任他。我们看到，依靠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组织的机制和文化，依靠自己在消费者那里的影响力，真正市场的影响力，不靠权力，也不靠垄断资源，不用去跟他们勾兑的企业越来越多起来。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从事这种企业经营的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企业家阶层里，做实业的企业主及其高管、各种为实业提供服务企业的企业主和高管、专业投资人、混合经济占主导地位企业的高管、外资企业高管等，这几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越来越像、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阶层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能够谈得上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所创造的制度和文化，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社会进步和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向，与市场经济、依宪执政等现代人类文明已经充分证实的诸多好的价值追求，有着极其一致的向度。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使自己成为财务自由的人，使自己成为能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的人。而这样的企业家阶层，需要中长期的稳定预期，这其实与社会环境的变好与稳定有着同样向度上的要求，他们属于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天然地属于法治中国、现代中国。

企业家应当与权力尽量切割

企业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带来了这个社会正向度的改变，这是最有意义和最坚实的东西。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企业家在追求利益的过程的中，是应该有所禁忌和责任担当的。对做企业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和责任就是一定要遵守法纪。而在遵守法纪这方面，最大的威胁实际上就来自于与权力的结盟。因为只有和权力结盟，他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不受法纪的管束，被权力保护起来。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看到，这实际上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除了社会本身在变化，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监督越来越到位，很难有效地逃避惩罚之外，还要清醒地看到，“重庆模式”下的诸多相似事件和案例告诉我们，现在没有哪一块资源还处在无主的状态，好东西都有主，和权力结盟进行利益勾兑，无论是来自法律的制裁，还是“黑吃黑”，实际上都会使自己处于最危险的状态。你可能会搞到满盘皆输，你和你的家人的境遇会一落千丈，你和你的家人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所以做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拒绝诱惑，不和权力去勾兑、结盟，不去赚那些不能赚的钱、不该赚的钱。

做企业的人，除了要想着怎么满足自己的客户和怎么能够调动员工、保护员工，其实还要想着如何对环境的不断改善承担一份责任。对于改变环境，只有从我们做起来，才可能指望它越来越好；只有我们做起来，身边有责任感的人、向善图好的人才会越聚越多。当你向善，挑起一份责任，做好自己的企业，你散发出来的气息和释放出去的信息会被大致相同的人接收到，彼此之间就会聚拢，会形成一个对你来说最好的小环境。但是，真正制约着我们的是大环境。我们做企业的人，自然会把自己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想想明白。对于环境、对于整个社会变迁当中的制度变化，企业家是非常关心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找到建立预期的根据，没有预期就没有办法办实业，没有办法做中长期投资。所以，这也就要求企业家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的责任。

这三十几年来，无论社会实际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已经形成了什么样的积累，我们的制度建设始终是滞后的。始终不去正视已经发生的变化，拒绝承认，顽固地坚守着、维护着原来的制度格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到空间还在、博弈的格局正在形成，如果我们还不想走，还认为在自己的母语环境中呆下去仍是幸福不可或缺的条件，还希望自己的后代也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母语环境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去推动制度的变革。以不触动基本格局为限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我们民营企业所真正需要生存空间，应该是自由市场制度下的市场空间，而这不可能没有私有产权制度、没有有限政府等基本条件作为基础。

建立主体意识进行表达和维权

至于如何通过博弈、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手段积极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这对企业家来说可能是一些更为陌生的课题。面对整个社会的变迁与转型，企业家要想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做点什么、承担点什么，首先就是要通过表达和维权，认认真真地付出努力，企业家的主体意识建立起来。不表达，对自己的权利不主张，不维护，我们就只会看到，在“重庆模式”中的企业家被摁在砧板上当肉给剁了这一种下场。整个阶层不懂得彼此维护，对发生在别人身上事情不作反应，等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作反应了。我们的表达和维权，需要紧紧围绕维护私有产权，保卫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进行，是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支持市场经济发展、支持中国进步、支持社会重建的力量，也成为企业家阶层彼此维护、相互扶持的支点。

我们要表达、要维权，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安全，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以往习惯需要调整。我们看到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给人的造成的印象，就是企业家不干净得通体透明，你就不能表达。可是，在这30多年的法制环境和经营条件下，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通体透明呢？如果你做不到通体透明就要任人宰割，这是什么逻辑？可是这毕竟是一个现实，我们就得面对困难、麻烦和风险，需要去学习，学习有分寸地表达，学习坚定不移地理性、依法维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企业家会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平行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建构和维护，需要我们很大幅度地改变自己，需要学习，也需要训练。现在很多企业家是人大代表，可他们只去开会，既不表达也不维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可以看到、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我们太希望看到一些有利于制度建设的东西，能够站住脚跟，能够将它变成我们制度建设一部分。这里面需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前面讲到的表达和维权，如果说是需要一点勇气、需要学习的话，理性博弈、制度建设的东西，就更需要勇气，需要担当，需要非常努力的学习和训练。

总之，中国的进步和前途，需要企业家阶层的进步和成长，需要企业家阶层的勇气和担当。

（本文来自《南方都市报》。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