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一国两制” 埋下香港乱局种子

本周香港经历了反送中以来最血腥的暴力。政论家邓聿文认为,香港局势的骤然升级,虽然导火索是港中大学生周梓乐的死亡,然而,前不久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也难脱干系。

Hongkong Protest gegen China & Auslieferungsgesetz (Reuters/T. Peter)

11月5日香港理工大学外面的路障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特别是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加强对香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这个规定让外界忧虑北京要在香港强行通过23条立法。而中国官方的香港问题学者最近也确实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香港暴力示威者不可能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共的这个压力,于是借周梓乐之死和反抗香港警队的暴力执法,以一种更具破坏性的姿态来”护卫”香港。

“反送中”走向如今这条不归路,让香港这个全球最安全的都市之一变成暴力之都,恐怕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激进示威者都未曾料到的。如果复盘整个过程,简直会觉得它匪夷所思,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操弄一般。不过,细思之,虽然无法预料某次抗议的具体情形及其后果,但香港抗议的出现本身并不让人意外。

就反送中而言,它涉及的动因是一起杀人案件,可说带有很大偶然性,但港府由此启动逃犯条例的修订又是一种必然。说是必然,是因为无论是港府讨好北京,还是北京实压港府,在北京的强势下,港府不借这个事情,也会拿另个事情做文章。而只要港府和内地签署引渡协议,香港民众的抗议就免不了。

故而问题就变成,北京为什么要让港府签引渡协议?答案是,北京不想让香港成为它不喜欢的”罪犯”的法外之地。也就是说,碍于一国两制,北京无法将内地法律施于香港,但也要让香港市民体会到北京管治的现实与威仪,引渡逃犯是一种办法。

问题又来了,北京何以要在香港展示自己统治的威仪?这就要说到北京的性质。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权,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张性的极权政府,对于这样的政权,四海之内皆要行”秦制”,只是早晚而已,何况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香港虽然是一个半自治城市,但它还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中共要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不能不把全中国建成一个高度听令于中共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一国两制对北京是个大障碍。

那么北京为何不把这个障碍搬掉?不是不想,是时候未到。首先,一国两制50年不变,是中共当年的承诺,过早废掉会损害中共信誉,其次,香港对北京还有很大的价值可利用,过早终结也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北京不会让一国两制阻挡对香港的管治,会想着法子绕开它,必要时也可公然违背该制度。

换言之,一国两制运行到现在,自身已成北京的一大麻烦,这不能不被视为历史的反讽。邓小平当年为收回香港而设计的这个制度,我们无法知道邓是把它作为一个权宜性的过渡安排,还是就不想改变它,但中共把它喻为人类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创新,一举解决了殖民地和平回归母国并继续繁荣发展的难题。虽然从这一制度提出后就不乏有人质疑其成效和生命,但随着它走过22年,认为它能取得成功的人确实在增多,尤其在前些年。另外,一些人虽然诟病一国两制,却把它近年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习近平未能按照邓小平的遗训去对待香港,总想着把手伸进香港,而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本身是好的,可以行得通的。

外界对一国两制态度的转化与唱衰,发生在2014年”香港占中”,唱衰者最根本的理由是,一国之内,无法容纳两种在本质上相互冲突和对立的制度。假如邓小平当年提出这个设想,是以中国大陆50年后也向资本主义靠拢为前提,那么如今的情形,正与此相反。大陆这个主体,变得更加社会主义,不待50年,两制对立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可以说,一国两制近年在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以及香港市民为维护自治权利抗拒北京管治而发生的种种抗争,皆表示该制度无法有效处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检验政治制度的有效与否是必须放在人类的政治实践中,而不要做纯理性思辨。从一国两制的运行实践看,回归后,直到”占中”前,大体是比较顺畅的,中港两地的关系比较和谐。而占中的发生,预示着一国两制出现拐点,此后两地矛盾不但大增,且趋于不可调和,终至今年的反送中运动。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一个背景就是,香港回归以来的22年,用中共的宣传语言说,恰是中国从邓小平的逐渐富起来到习近平强起来的过程。回归之初,中国的国力不很强大,香港和内地比,后者仰视前者,但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为近代以来国力最强,香港则没有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相对内地的优势急剧消失。习近平是一个富起来不能满足其胃口的人,他追求的是中国强起来,中港两地的位势由此彻底翻转。在这个大背景下,不但习近平无法容忍香港脱离中国的管治,内地的普罗大众,对中央政府不断输血香港而香港市民越来越远离中国的情形,亦益发不满。

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一国两制要运行畅通,前提是中国大陆比较不强大,香港同大陆比尚有很大优势,一旦中国强大起来或自我感觉强大,党国体系必然演化成极权体制,而一个扩张的极权体制是要将自己的统治延伸到无远弗届,它是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的小兄弟睡在自己身边的。一国两制的致命处就在此。

所以,近年来中港两地的冲突和香港的抗争,习近平个人统治的强势只是因素之一,如果换做一个温和的统治者,可能对香港的干涉程度会有降低,但干涉增多、面广和频繁是大势所趋。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中国继续以目前的方式崛起,习近平个人的权势没有受到有力抑制,香港就将更多地被北京钳制。即使这次暴力抗争被北京以暴力解决,未来中港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层出不穷。至于北京什么时候清理这次乱局,还要看香港的暴力破坏是否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升级,但可能为时不远。

转自:DW 本文作者是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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