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用公共说理取代暴戾的“革命語言”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徐賁教授，是近年來少有的活躍在中國公共輿論領域的海外學者之一，他對中國公共政治生活、公民社會建設、國民教育、公共文化記憶等議題的持續發聲，讓他成為一位名符其實的公共知識份子。

他對中國時局的評論廣布于各路媒體，以64歲的“高齡”，保持著中青年學者的勤奮與高產。然而，他的“時評”又迥異於一般速食評論，而是建基於深厚的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功底之上，因此，他的時評不但沒有速朽，反而在結集出版後，備受市場追捧。

今年，他又推出《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與《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兩本著作，前者系統探討公共說理與公民理性，後者則是近年有關社會倫理、公民道德與公民社會的又一文集。實際上，他近年在公共領域的持續發聲，都是在詮釋一名具備公共理性與道德的現代公民，應該如何進行公共說理，他不僅“言傳”，而且“身教”。

沒有證據的指控就是不講理

鳳凰週刊：您旅居美國數十年，卻一直保持著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觀察和思考，您如何評價今日中國公共說理的現狀？

徐賁：對今日中國公共說理現狀的許多弊病，如偏激、暴戾、武斷、敵意和對立、缺乏邏輯、自說自話、缺乏善意、猜測惡毒動機等等，國內許多人都有很深的感受。我寫《明亮的對話》，也是有感而為。其實，這並不是一個今天才有的新問題。就像我在書的“後記”裡提到的，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晚年開始翻譯英國邏輯學家L.S. 斯泰賓的《有效思維》，就是因為對中國公共說理的積弊有痛心疾首的憂慮。

1988年底，呂先生84歲時，將此書譯出三分之二後，就停下了。1994年，他得了一場病，此後想譯完也譯不成了，所以最後是由別人代為完成的。劉培育先生在呂先生的原書裡發現了一張不大的紙條，上面有呂先生寫的幾段文字，很能見出當年呂先生翻譯此書的初衷。其中有這麼一段：“我翻譯這本書，是有鑒於常常看到一些說理的文字裡頭隱藏著許多有悖正確思維的議論，希望能通過這本書的譯本使發議論的文風有所改進，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八十多歲的老人把已經極其有限的工作時間用在這個譯本上不為無益了。”

我之所以願意花時間寫《明亮的對話》，也是出於和呂先生相似的心情。呂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30年前，他對公共說理的感覺比一般人敏銳。今天，他的感覺已經成為許許多多人的共同感覺，關注中國公共說理弊病的人們各行各業都有。這應該說是一個時代的進步，也是改變這一現狀的一個有利條件。

鳳凰週刊：一個不講理的社會，會存在哪些潛在的危險？宣導公共說理的價值何在？

徐賁：不講理能造成社會危害，但是，不講理則又是因為社會已經遭受了某些危害和已經存在著某些危機，這才突出地顯現出來。例如，並不是因為人們普遍不講理，人與人之間才缺乏信任的，情況可能是恰恰相反。又例如，並不是因為人們不會說理，中國政治才缺乏民主的，因果關係也可以說是正好相反。當然，從不講理可以透視目前中國社會文化的許多病灶，這些病灶對社會都是有害的，嚴重的便會成為危險，例如，動不動就用陰謀論來看待與自己不同的意見。

不久前戴旭寫了一篇《中國最大威脅：美國文化戰略及其“第五縱隊”》，文章說，“就在外部戰鼓擂響的同時，中國互聯網上也連續發生反對政府決策、質疑法律判決，甚至圍攻軍人和愛國人士，歪曲解讀國家政策、誤導公眾的事件。由於國內大型門戶網站幾乎全被外資及接受西方價值理念的人所控制，其網路動員能力巨大，差不多到了任意製造輿論和綁架民意的程度。”

這樣的指控聽起來非常可怕，“國內大型門戶網站幾乎全被外資及接受西方價值理念的人所控制”，這還了得！既然如此，作者自己的文章怎麼還能出現在網站上呢？文章既然提出了如此嚴重的“敵對”指控，那麼為什麼不提供堅實可信的“敵情”證據呢？沒有證據的指控就是不講理，甚至是危言聳聽的陰謀論。它不僅違背公共說理言之有理的起碼要求，而且還會在社會人群裡散播非理性的恐懼和仇恨，這是非常危險的。在一個誰都有可能被定為“第五縱隊”奸細的國家裡，誰能免除恐懼地生活呢？

蘇聯史達林時代有一則這樣的政治笑話：有一隻俄國兔子跑到波蘭，碰到一隻波蘭兔子。波蘭兔子問：“你為什麼奔跑？”俄國兔子說：“史達林下令逮捕所有的象。”波蘭兔子說：“你不是象，你是兔子啊。”俄國兔子說：“但我沒法證明啊”。“沒法證明”就是說理上的難以反證。想要置你於死地的陰謀論者不講理，說歪理，而你卻有理說不清，沒有辦法自證清白。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一種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生存處境。

警惕暴戾的“革命語言”

鳳凰週刊：茅于軾先生去年出版了一本《中國人的焦慮從哪裡來》，談到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不講理，也沒處講理，正常說理管道的缺乏，導致暴力與暴戾橫行，在提供說理管道方面，政府可以有何作為？

徐賁：我覺得，對每一個願意說理的人來說，與其問政府可以有何作為，不如先問，我可以有何作為。說理中的暴力與暴戾經常是由於缺乏自我克制，極端自以為是造成的。這在語言上往往表現為過度使用戰鬥詞彙，把別人當作自己必須消滅的敵人。例如，戴旭說，“最緊張的時刻，筆者喊出‘網路是捍衛國家利益的上甘嶺’的口號，與廣大的自發愛國的網路義勇軍，一起頑強阻擊以意識形態鬥爭為本質的網路輿論進攻。文化搏殺、思想爭奪，網路大戰雖無硝煙炮火，其實一樣驚天動地，驚心動魄，對中國安全領域的啟迪，將日益凸顯。”

像這樣的語言便是暴力和暴戾的，它的危害要遠遠超過網路上常見的罵粗話和說下流話。至少，粗話和下流話不能寫到文章裡，也不能刊登在報刊上，但暴力和暴戾的“革命語言”，卻可以大模大樣地登堂入室。政府會用“反粗俗”的理由來管制粗話和下流話，但卻管制不了，當然也不會去管制暴力和暴戾的“革命語言”。這就是我為什麼說，說理不能靠政府，要靠每個人自己。

政府所能做到和需要做到的無非是保護所有公民的言論自由，保護言論自由與主張公民應該文明而有教養地說理是不矛盾的。不說理的人當然也有他們的自由，但是，說理的言論與不說理的言論是有區別的，保護它們的理由也是不同的。讓每個人能夠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說話，不管說不說理或怎麼說理，那是低程度的言論自由，在這個程度上，被保護的可能是沒有價值的東西。而保護文明而有教養的言論，更能體現對言論自由的保護的價值和意義，因為這樣的言論不僅有益於社會，也有助於培養每個公民的個人人格、智識和思考素質。只有保護有價值的事情，保護才會特別有意義。

鳳凰週刊：互聯網為公眾提供了一定輿論空間，但也充斥諸多暴戾與民粹，在日益碎片化的資訊市場，似乎越是偏激、極端的聲音越有吸引力，而對於複雜的說理則相對缺乏耐心，如何才能把互聯網打造為一個更好地訓練公共說理的平臺？

徐賁：互聯網上確實有許多暴戾與民粹的言論，但也有許多要求民主、法治、憲政的理性言論，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互聯網上存在的說理問題在報刊和其他紙媒空間同樣存在，因此應該一體地考慮。

官方語言“新八股”

鳳凰週刊：本屆政府似乎試圖在話語方式上有所改革，減少宣傳和命令口吻，代之以一些通俗的口語，如洗洗澡、治治病、排排毒之類，但您提出這種群眾口語化可能淪為一種“新八股”，那麼官方話語應該如何變革？

徐賁：“新八股”一開始並不是八股，是因為許多人不動腦筋地機械重複才成為“新八股”的。這就像所有的套話一開始並不是套話，都是因為人云亦云、鸚鵡學舌才成為套話的。英國邏輯學家斯泰賓稱套話為“罐頭思維”，八股和新八股也是“罐頭思維”，都是一些不動腦筋就可以直接拿來套用的說法。

斯泰賓說，“罐頭思維接受起來是容易的，形式是壓縮的，對於智力營養必不可少的維生素是丟了的。”她接著說，“罐頭牛肉有時候是一種方便形式的食品，它也有點味道，有點營養。可是它的營養價值比不上用來裝進罐頭裡的新鮮牛肉。當初它一定是用新鮮牛肉製成的，為的是不讓牛肉變陳。同樣，一種罐裝的信念是方便的：說起來簡單明瞭，有時還帶三分俏皮，引人注意。一個罐裝的信念應當是一個非罐裝的信念的結果。情況有了變化，出現了新的因素，這個信念就不應該堅持。”新八股就是丟失了“智力營養維生素”的東西。

新八股確實有一些群眾口語化的改良，有的還帶“三分俏皮”，看上去也似乎生動形象。但是，翻新的八股仍然是八股。這是因為八股通行的制度環境和條件還沒有得到徹底改變。反對官腔八股，並不只是因為它語言陳舊、枯燥無味、了無新意，而是因為它是一種不誠實的假大空。它空洞乏味、裝腔作勢的說話方式、語彙和風格映照的是一個僵化而無活力的官僚制度，而它本身也是官僚制度的產物。

這個制度中的“占位者”對上推諉應付、敷衍塞責，對下兩眼朝天，空口白話。官腔八股是他們的“行話”，這種行話雖然出現了一些“官僚語言群眾化”的新特徵，如“紅紅臉、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但並沒有真正成為以國家公民們為溝通和交流物件的民主責任語言。官方語言的改變恐怕要從確立官員與民眾的民主平等關係開始。

鳳凰週刊：您在《明亮的對話》一書中談到，公共說理的習慣必須從小培養，但說理教育與公民教育在中國的教育系統中是缺失的，在這種情況下，該如何補課？

徐賁：從小培養公共說理的習慣要靠學校教育，在目前的情況下，確實有許多具體的困難，但這並不是我們裹足不前的理由。美國的說理教學也是在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的，至今也還有許多問題，並不完善，但是一直都在不斷進行。在今天的中國就更需要有關人士能有堅定的信心和作出共同的努力。說理教育首先需要學校在師資、教材、教學法等等方面進行具體的準備。要創造這些條件，需要很多有心人來積極參與。

但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學生們不只是單純學習一些說理的技能，而且是需要懂得說理的社會意義，並對此有信心。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目前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整體社會在說理意義和作用上的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它的主要表現就是，許多人認為，反正到處都是謊話，說謊話比說理有用，說理根本就是多餘的。而且，碰到不說理的，你再說理也沒有用，只要有權勢，怎麼說就怎麼有理。

美國社會學家古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在《犬儒社會》（TheCynical Society）一書中指出，強權統治把“權力”等同為“理”，它的所謂“說理”就是宣傳洗腦、指示命令。它說的那一套意識形態的“理”，連它自己的官員都不相信，卻不准老百姓說不相信。例如，近期因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被曝曾花千萬請風水先生做道場一事，連帶暴露出不少官員“不信馬列信鬼神”的事情。這些官員哪個不是靠著說“馬列之理”才爬上高位的？他們口是心非地說自己並不相信的大道理，不僅不能讓民眾信服，而且在不斷地提供詭辯和虛偽說辭的惡劣範例，讓人們普遍對“說理”到底還有沒有意義發生了深刻的懷疑。

許多人對說理抱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的態度，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雖然學校教育能幫助學生從小學習一些說理的技能，但他們日後在社會中是否能對說理優化社會保持信心並有所行動，這就是整體政治、社會制度的影響問題了。

“共識”有時會威脅獨立思考

鳳凰週刊：今日中國，對話之艱難也同樣存在于知識份子之間，不同思想流派的學者，甚至難以坐到同一張桌子上，共識的達成非常艱難，你認為知識份子應該如何處理思想觀念上的分歧？

徐賁：在民主的，言論自由有保障的國家裡，不同思想流派的學者並不經常坐到同一張桌子上討論問題。不同的知識份子會尋找和選擇不同的論壇，學術雜誌、公共刊物、網站，作為講話的地方。不同的公共論壇都會有某種屬於它們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價值觀特徵，不可能成為理想型“百家爭鳴”的地方。這是一個現實，也是一種必然，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

學術雜誌、公共刊物、網站所需要的是保持相對於政府權力的獨立和自由，而不是相互一致，或在內部容納和消化所有的不同觀點。思想流派的分歧和爭論經常是在學術圈而非學人個體間進行的。這當然不是說，不同思想流派的學者之間不能有共識，他們的共識主要是指一些與公民社會和民主憲政有關的基本原則，例如，對彼此的學術觀點和人格要有所尊重、要把公民社會的自由、平等、人的尊嚴原則充分體現到學術領域中來。而這些公民社會的原則和價值觀則又是由民主憲法及其價值觀（尤其是言論自由）來保障的。

有了這樣的保障，不同思想流派的學者在具體的學術問題是有沒有共識，或者從反面來說，有沒有分歧，是不重要的。事實上，不同思想流派的學者即使對如何解釋憲法、如何看待公民社會、獨立學術體制、自由學術活動的性質、知識份子的作用，都還是有分歧的。形成共識並不是說理的唯一目標，許多說理都是為了獲得更透徹、更全面的知識，不能被所有的人接受並不是一個問題。反倒是一些看上去是沒有爭議的“共識”，對知識份子的自由思考和獨立判斷是一個威脅，“文革”中的所謂共識就是這樣。

許多“沒有爭議的共識”只是在被強迫的情況下不得不說的“場面話”。美國記者史密斯（HedrickSmith）在《俄國人》(TheRussians)一書裡曾談到過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知識份子共識”。有一位蘇聯建築師對他說，“有的人會當著一群人的面重複同樣的廢話，你就會想，‘這個傻瓜，他為什麼這麼說話’。但是，當輪到你自己發言，站起來講話的時候，你發現自己也在說同樣的話，跟報紙上說得一樣。我們一直受到就是這樣的教育，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只要一開口就是這麼說話。”儘管今天中國不同思想流派的學者難以彼此對話，但他們都會在某些場合異口同聲地像報紙那樣說話，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